【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0日讯】最近在热炒《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称它的作者是“胡锦涛文胆”、“胡锦涛高级幕僚”、“前沿智囊人物”，称此文“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标志着中共当局决心推进民主改革而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过甚其辞，用一句粗俗的话概括，叫作“牛头不对马嘴”。胡氏真的“决心推进民主改革”？有什么真凭实据？不要说十七大前他无此决心，十七大后也很难下这个决心。“民主改革”意味着中共整个体制推倒重组，小胡有这个胆识？中共保守派允许他如此“胡来”？这种无端揣测迎合的是大众中间蕴藏的领袖情结：官要“良吏”，君要“圣主”，一切由他们安排。所以，过去捧毛为“圣主”，毛倒捧邓为“明君”，现在又捧胡：一篇鼓吹民主基本理念（含有某种偏见）的文章竟然引申成胡的政改蓝图，散播这种无根据幻想只能误导公众。《争鸣》月刊元旦社论说得好：劝君莫唱幻想曲。
《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于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理论版争鸣专刊，标题是《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编者将它作为学术探讨文章刊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367期）转载时将它放在“参考文摘”栏，意即聊备一说，仅供参考。此文在这两种报刊所受待遇说明编者并非支持它的观点，不过是让读者开开眼界，活跃一下理论思维，制造一点轻松气氛。如果此文真的来头不小，是透露胡氏“政治改革蓝图”的信号，难道报刊敢把它放在“争鸣”专刊，仅供读者去辨正、参考吗？
人民日报、新华网也转载此文，其他媒体跟踪而上，说明背后必有操线者指使。这倒不是说当局将此文视同“毒草”，发动全国来个大批判。现在的掌权者既无心也无力再玩这种阶级斗争把戏。此文发表时已把一些太碍眼的字句删去。原文批评一些官员抵制民主却不明言，“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此句有讥讽胡温之嫌，故删去。由此也可证明此文并非奉胡氏旨意而作。那么，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大肆张扬《民主是个好东西》呢？奥运会即将举办，当局向世界展露的专制形像实在有碍观瞻，必须来点化妆品粉饰一番。这篇短文中又是“人民的选择”，又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满是“西方”语言，没有马列教条，讨论起来又这么热闹，不明真相者以为中国大陆在热气腾腾议论民主，好不快哉！方觉先生称此举为“编造民主改革的虚假信号”，一语中的。
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关于民主的基本理念。他说：“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最实质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他归结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不要认为作者宣扬的关于民主的普适价值在世界多数人口中已取得共识，无足新奇。要知道，这是从一个奉行专制主义的政党内发出的声音，是对着国家的专制主义制度发出的声音，是向着被专制主义文化毒害很深的群众发出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具有超越一般学术研究的性质，是从理论上对专制主义发出的挑战。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样的声音不是嫌其多而是嫌其少，不是嫌其高亢而是嫌其微弱。如果这样的声音汇集起来成为具有震撼力的呐喊，就会形成巨大社会压力，那些把持专制特权的垄断者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
俞可平教授是政治学与哲学双重学者。他的视野涉及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现代化、公民社会、民主治理、政府创新等广泛领域。“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他厚积薄发所得，不是随感，不是愤言，而是正反经验的比较成果，是深刻反思的坚实结论。这种民主议论显然与专制政党主流意识相冲突，与它唱起反调。以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为基础的这种叛逆之音是中共陷入思想危机深渊的产物。简略回顾历史就会明白：中共是列宁主义哺育起来的，史达林主义是它的教宗，毛泽东思想是它夺取全国政权的灵魂。“文革”血腥清洗使毛泽东思想失去权威控制能力，苏东塌台推翻了列宁与史达林的教主地位。中共已经没有支撑自己活动的思维力量，它已经无从辨别东西。邓小平是没有理论的瞎摸者，摸到最后发现自己说的话在打自己耳光。到江泽民时期，只能靠三句话（“三个代表”）活着，而这三句话却成了权贵酒后相互取笑的谈资。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党无法再以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禁锢全党力量，思想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离心力迅速漫延，中共“气数”问题成了议论话题，说明它正在走向末日。这种前景，不少权贵是感觉到了，他们准备“大难临头各自飞”。只有少数既得利益者对此忧心忡忡，积极寻找挽救之路，其中有些人产生变革专制的意识，提出某种变专制为民主的方略。这就是俞可平提出“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的宏观背景。俞所提问题关乎中共今后走向，这样的敏感话题不能不引起党内外普遍关注，所以，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刊发后引起海内外热烈讨论是很自然的。俞教授不仅推崇民主，而且，积20余年研究成果，还提出整体政治改革原则：增量民主与善治。
所谓“增量民主”就是“渐进民主”。它的内涵是：（1）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存量”，尤其是必须有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毋需完全重新培植，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2）民主建设必须在上述基础上有所突破。“突破”不是对“存量”的简单增加，而是某种质的改进。这种改进对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认同。（3）民主建设进程是众多质的不断改进，不是一次性全面突变，所以，质变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
所谓“善治”是指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要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它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双方呈现合作的最佳状态。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是社会列车的驾驶员，从而实现善政。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
他认为：“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唯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关于<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的对话》，2005.10.17）
世间事物，有正必有反，有专制统治必有民主抗衡。尽管党内专制压迫是严酷的，对任何民主星火必扑灭之，但它无法阻止党内倾向民主的呼声。在俞可平发出民主呼吁之前，资深者李锐在中共十六大提出《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包括党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若干重要意见，要求“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另一资深者任仲夷倡导三权分立，“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要求开辟海南省为政改特区进行实验。不久前，沉寂多年的谢韬发文，力陈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正好与资深新闻人士吴葆璋发表的荒诞小品《中共终局前的一天》相映，印证了改造中共成为新党是党内一部分人的期望。这些事例说明，俞可平现象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他们虽是分散活动，却形成不同于中共实权派的力量，成为中共高层有影响的清流，是厌恶专制而倾向民主的开明派。中共的希望在这些人身上，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也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不容轻视。
开明派政见中有两方面是应当肯定的：（1）他们追求的民主对中共专制结构是一种销蚀剂，其进步作用自不待言。俞可平的民主基本理念与世界普适性民主观念接轨，说明党内存在一种与民主转型要求趋同的倾向，继续扩大这种趋同面无疑有利于推进民主转型。（2）开明派关于政治改革需要渐进的认识有其合理性。宪政民主的实施，公民社会的培育，社会自治的形成，行政体制与政治体制的配合，都需要在渐进中不断接近理想境界，不能一蹴而就。这种认识为大陆民主转型提供了必须遵循的路径。
开明派为救党而提出的变专制为民主的见解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局限性。对这种局限性，应当提出适当的商榷性意见，共同探讨合理的认识，不能默视认同。概括说来，在他们对民主的追求中，不管提出的民主方案多么激进，都存在一个根本性弱点：不愿放弃中共“领导”。比如，俞教授推荐民主制度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他同时又赞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样理解这种“民主政治”呢？据官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诠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首先是指：中共的“领导”，这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再如，任仲夷推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认为这不是资本主义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但他同时强调中国大陆建立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必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样就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建立人类迄今最好的民主制度，要建立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权力制衡体制，同时却要保存与普适性民主理念相对立的专制核心──中共“领导”，要维护与权力制衡相对立的极权制核心──中共“领导”。两者难道能够同时并存、相互融合吗？要民主就必须舍弃专制，要权力制衡就必须舍弃极权（或后极权）制，不能相容并蓄。如果以维持“中共领导”为前提进行走向民主的小步移动，其结果只能是使中共寿命稍微延长一些，而不能断绝专制的凶恶本质。所谓“中共领导”，其现实体现是“中共专制”、“中共独裁”，是血腥暴政的总称。向民主转型，必须以废除一党专政为底线，这是不能有丝毫妥协与让步的。希望开明派诸公对此有以自醒。
（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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