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8日讯】悲剧，已经过去，谁知道它会不会重演？
今年是2006年，是1956年“冒进”乱国、“反冒进”提出并被批判五十周年，是“文革”开始四十周年和结束三十周年。这些不堪入目的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最不幸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这段耻辱史，是后人永远也不能遗忘的历史。
提到“文革”，荒唐的事情很多，奇事很多：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
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这些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时代的荒唐悲剧场景。
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最大的表现是擅长以言论兴师问罪，语言文字的非暴力，反倒成了全民暴力共诛之的对象：“反右”一反就反了55万人，“文革”就革掉了千万人的命，比中日战争时期的伤亡还要大。难道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还残酷？非也，战争时期枪林弹雨，死者均死得其所；可和平稳定时期，阶级斗争，因言治罪，因言惹祸上身因政见不同，死于非命，甚于枪林弹雨时代，可见“苛政猛于虎”仍旧以特别的方式重演，“人命不如草芥”也就算不上夸张了。
1949年10月以后是新政，不久就进入五十年代。1954年中国有了《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居住、迁徙自由。可到了不久，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冒进，接着反冒进也跟上，一切都很正常。有人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分歧。那个时代，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容丝毫质疑和不容挑战的权威。所以，领导全国的党就公开宣传，强调“舆论一律”，言论出版自由就从此成为花瓶，或聋子的耳朵是摆设。“大跃进”时，报纸、广播上“一律”地吹牛、“一律”地“放卫星”，“一律”地胡说八道，但结果就“一律”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发生饿死人，甚至“人吃人”，也就见不了报纸，成为国家的“绝密”；再后，就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一律”，结果“一律”掉了实事求是，“伟大领袖”可以忘乎所以，拿国家当试验品，仿佛陶瓷摔碎了，还可以和成泥巴再重新回炉，没有人为此负法律责任；本来，“庐山会议”出发点就是反左不反右，最后却成了反右。再以后，伟大领袖的试验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文革”期间又“一律”，“一律”长达十年，后果是“十年浩劫”，涂炭生灵，直到今天我们却看不到当局直面这段历史，更谈不上吸取历史教训了。
一个国家，悲哀的是国家通过政府的权力，禁止人民说真话，只允许伟大领袖胡说八道，应了一句古话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五十年代，当时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号召，最后却发展成为可怕的“引蛇出洞”，说真话的成了牛鬼蛇神，说假话的成了权威。比如在1957年之前，中央报纸如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常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讨论，中共也表示支持，认为舆论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据统计，有一家中央级报纸从1950年到1954年间，一共发表了读者来信2072件，内容多数是批评性的，平均几乎一天一篇，超过今天的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可自从“反右”以来，毛泽东就一下子就从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钦定”了55万牛鬼蛇神后，报纸上批评性的稿件越来越少，少到几乎绝迹，而胡说八道则越来越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曾发表钱辛波文章时提到，有一位新闻研究生曾统计1963年11月份的一家中央级报纸，整月没有一篇批评揭露性稿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人民可以监督党和政府，但实际上党需要监督就有监督，如不需要监督，监督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舆论一律就是要求“百花不齐放，百家不争鸣”，有了“一”就是让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束之高阁”，要求全民老老实实地在大政方针上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谁有不老实就不会有好下场。
任由毛泽东信口开河，说真话者险些被一棍子打死
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一情景，就是任由毛泽东胡说八道，说真话者险些被一棍子打死。
到了1957年，文字狱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起，毛泽东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
曾是“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
等。
整风运动开始时，民主人士章士钊也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发言，试图以“小批评”打破“一律”保持共产党的长久执政地位，他说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没想到，“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章被迫写检讨。而在当时，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等已被打入“反党联盟”，如果不是章的女儿章含之在毛身边当英文老师，趁机让毛回忆过去念旧情，否责大放过激言词的章士钊恐怕难逃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可怕结局。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由中央统战部上报的《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但至今还保留着几位著名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如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员；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2年，章伯钧的骨灰移葬在八宝山公墓。罗隆基逝于69岁，却在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个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于1962年戴着帽子辞世的。储安平，58岁时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
在国民党大陆执政时代，文人办报还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小骂大帮忙”，为执政者提意见，当好“了望者”。可到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尤其“文革”，“小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有“小骂大犯罪”的下场——“大骂”就是死罪了，人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小骂大帮忙”过时了，“小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有“小骂大犯罪”的下场。
悲剧，已经过去，谁知道它会不会重演？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