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9日讯】政治与深层心理
时至今日，世界潮流已经比以往更为猛烈地冲刷着中国这个古老而又迟钝的国度，价值判断以及价值重建已成为必然且必要的事情。有许多看似寻常至极的陈规固矩，还有许多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清理的历史深层的大问题，不管曾经得到如何慷慨激昂的认定、宣扬、强调，这些事情的清理工作是必定要有人来做的。
我曾说过，中国的政治不仅在于权力自上而下的统治管理，更在于思想自上而下的控制定格，所以执政者永远都是政教混同体的角色。这种角色也同样扩散到了地方、小领域，乃至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渐至暴露出民族性（或曰人民性）的深层心理。理解中国政治，就必须理解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以及这些心理的形成渊源。
拨乱反正与一同天下之义
孔子一生致力于“拨乱反正”的事业，这个“拨乱反正”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大一统，二是上面控制下面。尤其是后者，更引出一种逻辑──“上梁不正下梁歪”。言外之意：第一，被统治者的正与不正，根源在于统治者；第二，被统治者的正与不正，判断权、决定权在统治者手中。颜渊也曾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渗透，中国人向来崇尚明君、清官，历史上所寻求的最高极限也不过常常倾向于开明的专制主义，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要求，而自身却缺乏内省的力量，自身主权的意识和自身主权的事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被统治者越是无法自身主权，无法完成对自己的组织驾驭，则统治者集权、一统的程度就越高。从帝国体制到党国体制，一概都是这种可悲的下场。民主与自由在中国是根底很浅的呼求，倒是统一与团结从来都是重复一万遍都不累的事情，否则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子墨语）。说得更明白些，就是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求人民听话、安分、守己。自中央到地方，自地方到基层，自基层到统治者眼中的“小民”、“小老百姓”，都必须以统治者立场为绝对真理，家长式统治制度由此根深蒂固。
所谓“一同天下之义”，诉诸的就是集权统治。历史上，除了中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达到“一同天下之义”的地步，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够把一套严密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抵达到国家的最基层，直至使得官方哲学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三从四德”到“四个服从”、“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统治传统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愈演愈烈，相当深刻地根置在了民众的意识之中。
制约与被制约，合法与不合法
“国”这个繁体字就是最形象的说明：墙内，一把干戈镇守一些人口。秦朝大一统之前，各个小国基本处于“山头政治”的局面，所谓“山头政治”，就是军事据点，统治者实行的其实就是对外武力征服敌手、对内实行宗主统治的模式，但对于地方镇守式的管理和对思想的控制还远远谈不上。秦朝以后，由中央派遣官僚治理地方，至今两千多年，即使有少量自封为王、自治运动的事情发生，但是大体上这种集权控制的局面仍是常态，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运用“强干弱枝”的手段，让中央抬头，削弱地方。但同时又责令地方“顾全大局”，使得局面利益缺乏合法性，唯有全局利益才是正统。说明白点，其实质就是中央利益才是正统。
无论体制内外，从过去的士大夫、在野名士，到现在的各级官员、民间学者，常常不敢直截了当地为自身权力、利益而斗争，多数人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先强调效忠、为党好、为民好、为国好，而后才敢作出建议或意见，所谓“死谏”、“卫道”、“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利益”、“促进党的进步”，都是这种懦弱、愚忠、委曲求全的表现。中国人极少能够站在局部利益、个体权利的角度，来与当政者谈判、交涉，一旦如此，必成所谓“大逆不道”、“搞分裂”、“破坏安定团结”之类的居心匪徒。
然而，这又是一个最坏的局面。既然局部、个体缺乏合法性，而整体、大局才有合法性，那么一旦局部、个体遭到彻底否定，局部、个体就可能逐鹿、争夺“整体、大局”的代表者──中央，以寻求彻底的合法性。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过许多次的，要么武装割据，要么问鼎天下，其实都等同于否定中央，并自视为新的合法的中央。这就是中国历代起义的“打天下集团”，他们都是特别崇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那帮人。而后，又是反复循环，攻击敌对势力，镇压异议势力，驯服不服从势力，削平地方势力……。
长此以往，被统治者习惯并麻木于制约与被制约，后天形成的奴性根深蒂固。这表现在：（1）有制约时，丧失个性和基本权利；（2）无制约时，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是被视为“乱”的，所以又要千方百计去组织，以求稳定。农村无业青年，被征去当兵；城市打工民工，被要求参加官方工会。这些都是当某类群体已经散到“乱”的程度，以至于犯罪率高涨到威胁社会安定、威胁制度稳定的时候，才会去做的重点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去故意分散、弱化民众，以防止民众集群式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土地而言，即以划分成小块的方式，包产到户，使户与户之间呈现分散局面，农户各自生产，各自安身立命，你顾你的，我顾我的，打消自我组织的可能性。
全局与局部之间法权界限模糊
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两个最可称道的地方，一是多元化，二是地方自治，这两点的背景是权力分立和抗衡。即使在他们分封建制的时代，关于君主的王室特权、贵族的特权、教会的特权、市民阶层与自由市的自治权，都有宪章式的明文规定，并且这种规定还成为切实可行的公开的政治游戏法则，大家彼此遵守，为近代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于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抗争，是完全合法且公开的。
这一点，在中国就有着层层限制。一旦不能“顾全大局”，并威胁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民众且不说群体性、行动式地表达不满，就是诉诸于公共场所拉个抗议横幅也可能遭到惩戒，或者诉诸于文字表达也要经过诸多艰难努力才可能见诸于本国媒体，其后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也很难说。连因言治罪也未可去除，则其它的“抗”变为“衡”，恐怕更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进一步说，局部利益、地方利益去跟中央利益谈判、抗争，其成功率也很低，而且也多是在全局范畴内考虑利益的划分份额。
既然局部、地方难以合法化，那么一旦局部、地方被否决、抹平，则必然选择不符合中央文法的分裂形式，而断不会诉诸于地方自治或者联邦制的模式。即使至今所谓“村民自治”，其自治权力也时时受到压制、藐视，村委会与党支部的矛盾更成为学界焦点。既然重视到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整体与个体之间法权界限不明、法权观念模糊这些问题，那么民族主义的狂热兴起和动不动就“万众一心”的运动，也就非常容易解释了。坦白说，中国的家国观念、民族主义、全民运动，对于“对外斗争”而言，而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旦到了“对内建设”的层面，地方、局部、个体牺牲的成本太大，将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和民主进步。
19世纪末的中、日战争，日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一方面为攻打中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也使日本一度成为遭人唾弃的侵略者，其政府本身也在战争结束之后大感国民狂热背后的危机所在。具体到中国，民族主义纵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教观，但它往往是作为统治者的棋子、牌术来予以施展，要的时候就大为煽动，不要的时候就予以遏制。“爱国”这个主义，竟然也使得民众不能相当清楚地知道时间、场合、方式上的具体安排。一旦民族主义遭到遏制，在已经牺牲局部、个体之后，倾向于国家、统治者的表达方式也被禁止，那么法权的界限问题也就更模糊。
多元化抗衡在中国的艰难
这种问题，即使在古代罗马也很少存在。因为罗马对于多元化的权力制衡有着相当清楚的界定，诸如：执政官的王权、护民官的抗议权、元老院的贵族权、公民大会的民权，以及非常时期为了应付变故才容许出现的独裁权等，都非常清楚。应该说，中国的确缺乏这个传统。到了近代，在华人社会也确曾兴起权力制衡的实践运动，并渐渐呈现为多党制的格局。中国大陆要走向这一步，从最基础的条件来说，起码有三个：（1）要有地方上的自由传统；（2）要有基层的民主传统；（3）要有全民的多元化权力制衡的观念和实践。放在中国当前现实而言，在这三个条件当中──尤其是前两个条件──，哪怕实现一个条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
由于长期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导致中国各地方沦为一党之下的官僚驻在地，很难形成自治单位。也就是说，地方的自由与基层的民主，统统受制于一党所固定的全局利益。但是，自由和民主的核心却恰恰在于自主权，这个自主权与所谓“顾全大局”的帝国式、党国式的统治权是相抵触的，几乎达至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民国初期，宋教仁移植两党政治，结果遭人暗杀。而那些党的实质，却多半是打天下集团，并以军事武力为保障，而后才形成组党现象。国民党、共产党，同样如此。更深刻地说，即使无法组成军事力量，那些没有枪杆子的党也常常需要从事渗透军阀、军队的工作，以作为党的保障力量而努力。这样的多党局势，即使是为共和而效力，也常常被逼到武装隔据、军阀混战的形态。
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君主政治还是党主政治，“超稳定”时代的中国都没有跳出一元权力的统治游戏。君主时代的朋党之争，民国时代的多党之争，中共时代的一党专政，其实都是在玩“谁夺得中央，谁就代表整体”的游戏，进而以匪、乱党、反革命来加诸于敌手，完全是赤裸裸的成王败寇逻辑。当然，取消多党制、否定多党制之后，欲减少反对势力，就不能光用镇压、抹杀、弱化、分散、边缘的手段，另一种办法也是一种战斗，号称“统战”。具体到国内，恐怕连“统战”也谈不上了，应该叫“吸收依附势力”，比如人大、政协，大致便是如此。
这种办法，国民党其实也曾用过，那就是国民大会之类。具体到共产党，一直用到现在，形式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有人说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其实仅仅是共产党的党外支部，一语点中要害。的确，追究现存“民主党派”的历史，也确有其形成的原因，比如大陆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降官降将、某些大学教授、某些大学行政人员、某些工商界人士、某些医生护士、某些专家、某些工程师、某些台湾知识分子，这些人要么是知名人士，要么不宜加入中共，但生存于大陆，就须彼此统一战线。代表也罢，协商也罢，说到底，还是统一压倒民主。直至今天，高喊统一团结的声音，仍然远远多于高喊民主自由的声音，以至于多元化抗衡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弱化社会，以及政权控制下的组织
如上所述，集权的办法，一个是推，一个是拉，一个对外，一个朝内。今天我们看到底层弱势群体的状态，很多人单从表面状态去反映其悲凄，但是更深刻地说，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推”的集权手段。这种事情，中国有过，柬埔寨有过，苏联也有过。柬埔寨的波尔．波特的赤东农民军，取得政权后就将城市铲平，并将人口疏散到农村，形成各个孤立的小单元，而后用国家机器监控每个小单元。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在分配给农民土地之后，全国处于普遍的小农经济之中。不久出现阶层分化和资本发展势力，这种社会力量对专制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威胁，苏维埃政权随即将发展经济的功能从社会中抢夺出来，亦即：由国家集中地去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农民从此再度回到农奴状态。唯一不同的是，以前他们是“贵族大庄院的农奴”，现在他们是“国家的农奴”，而且境况比以前更悲惨。
中国的土地革命，也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将贫富悬殊铲平，让农民形成各个孤立的小单元。不久之后也出现阶层分化和资本发展势力，中共继而推动“人民公社运动”，搞政社合一，强力维持平均状态，完全不尊重经济规律，简直是胡搞！这三个历史片段，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分散民众，是为了弱化社会力量，使社会呈现小国寡民的状态；第二，组织民众，也是在政权控制下进行的组织，压制民众自我组织的可能性。倘若今天的中国没有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ＮＧＯ），那么其它大部分所谓的“群众组织”，基本上都是国家组织的延伸，根本谈不上民众的自主权。
我们的责任：强大社会、民众、个体
国家过于强大的后果，是社会的无生机、民众的无力量以及个体的不发达，在整体上缺乏创造力。至今，这些状况依然存在。比如：一盘散沙，社会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意识，闷声发大财，自顾自家门，“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缺乏内省意识和胆魄，缺乏批判态度和力量，反而总以外部规范来定义自己以及定义一切，泛道德主义和泛规范主义四处横流，几乎等同于自我意识的自杀行为；划圈圈，拉山头，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等级制度尤存，对外封闭，内外有别；地方上各自为政，官民关系紧张，警民关系更以层出不穷的袭警案件突显其危机。
还比如：一刀切，个性被压制，抹杀创造力，铲平异议，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力量，统统打击不同势力；永远断绝不了“太平”、“平均主义”的欲望，要求“大家都一样”，整个社会向下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行政诉讼难于上青天，权大于法的现象大量存在，“以官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党内纪律处理与刑罚处理针对着不同的人群；固执的锁国心态仍然根深蒂固，真正面对外国时又极难不卑不亢，连当年李鸿章的气魄魅力也难以学到几分，正如鲁迅在《随感录》里所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追溯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演化，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唯物论，了解什么才是人，知道理性、道德与情感在如何彼此渗透，观察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阶段的整体呈现状态。以及：人格是如何被压缩的？个性是如何被抹杀的？类型是如何定论的？人道主义是如何体现的？中国的本土精神何在？历代皇朝的治国策略是怎样变化的？历代起义、夺权的势力是凭什么成功，又为什么失败的？近代被迫打开国门是如何进行的？康梁维新是怎么破产的？孙中山的共和理想又是如何破灭的？然后再来关注国共内战，以及1949年之后大陆、台湾的苦难与不同程度的赛跑。
我们需要了解红色恐怖，了解整肃运动，了解白色恐怖，了解威权统治，了解共产党现行制度，了解民进党、国民党现行制度，对比两岸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差异与互动，进而对比东方与西方，看一看：差距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别人在想什么、做什么？而我们又在想什么、做什么？把各省、各市、各区、各镇、各村的材料都集中一下，对比一下，然后又看一看：差距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或者，至少不要产生对政治的超级冷感，因为这与你相关，切切相关！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些书，多了解一些情况，多反思一下自己，多推动一些事情，多增加一些经验，多吸收一些思想，多整合一些观念。这个工程，才是真正的“人人有责”啊。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