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日讯】(一) 差序格局：中国农村社会的自然形态

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一文中，针对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提出了有关“差序格局”的著名概念。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这种推己及人的波纹差序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农村社会自然形态的形像概括，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所作的这一著名论述在社会学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费孝通先生说：“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与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中国俗语称“一表三千里”，说得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农村部落中，血缘与地缘分别是形成一个部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但是社会关系中由血缘缔结的纽带强于由地缘缔结的纽带。在一个群族或氏族中，由宗亲缔结的纽带强于旁亲缔结的纽带。在一个家庭中，由亲子缔结的纽带强于由婚姻缔结的纽带。这些就是农村社会在不同层次上构成的差序格局。

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的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农耕社会。正是由于农村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特点，由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亲疏维系着部落、群族和家庭之间的主要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用通俗的话说，民间自治的农村部落事事受着人伦和人情支配，只有人伦和人情才是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准则。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论述与费孝通的差序就是人伦的论述不谋而合。不论是人伦还是人情都是排斥理性的，但是在权力和商品尚未对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社会进行腐蚀之前，人伦和人情通常都带着一点温馨。

为什么血缘关系在东方社会而不在西方社会构成差序格局呢？因为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儒家的孝悌思想对家庭制度作出了十分具体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人生来就被一层层的人伦关系所笼罩。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国农业社会特有的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大家庭结构，是父系家族制度的体现，它不仅是一个人类繁衍的基本组织，而且是一个事业单位。对于一个氏族，一个部落而言，它还赋有宗教、经济甚至民间自治的政治功能。而西方是开放型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社会联系比血缘形成的差序联系更密切和重要，因而社会呈现出无差序的团体格局。正如费孝通所说“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西方的家庭是个很小的社会单元，所能经营的事务很少，主要承担着生育的功能。家庭作为团体性的社群，它既不沿着亲属的差序向外延伸和扩大，也不担负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功能。这些事务由家庭之外的公共团体担任。

(二) 差序格局的颠覆和畸变

十九世纪中页，殖民的炮声虽然打破了中国农村社会小农经济的排外和封闭形态，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却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没有根本改变根深蒂固的儒家孝悌思想和以血缘为维系纽带的家庭制度；因此，作为中国农村社会自然形态的差序格局也就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中页。

二十世纪中页，即半个世纪前，共产党在中国夺取了全国政权。伴随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彻底颠覆的同时也被全面地颠覆，并在颠覆中发生了社会畸变。这个畸变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方面：1)土地所有权的丧失；2)权力对差序格局的改造；3) 传统家庭制度的瓦解；4)利益对差序格局的渗透；5)以“权+利+情”为特征的三维差序格局形成，畸变完成。

1949年后，共产党刚一取得政权就开始全面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突然被剥夺了赖以生存土地，被赶进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圈子里，象农奴般地劳作。人际关系与生产关系同时被全面地颠覆，传统的差序格局也就不复存在了。差序格局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特征，它以血缘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扎根于土地，生存于土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格局。一旦农民被剥夺了土地，传统的社会格局也同时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当人祸和阳谋制造了一起起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的悲剧后，什么格局不格局，都化为了乌有 。

共产党掌握政权后迅速在中国农村的各个自然村落建立起党的小组和党的支部。从党小组、党支部、乡党委到县委、地委，层层迭加，构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农村党组织系统，并以此控制了农村基层政权。党即权力，党权高于民权，党权剥夺民权，党权践踏民权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各个角落。党的每一层组织和政权都是那个层次上的权力核心，比如，县委就是全县的权力核心，乡党委就是全乡的权力核心，党支部就是全村的权力核心，类推。民权无名无实。权力的传递，按权力的高低从里圈向外圈推出，越推越小，越推越薄。就这样，以权力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作为现代专制的显着社会特征之一，在很短的期间内就轻而易举地颠覆了五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

此时的农村其政治谱系是这样结合资源的分配原则和占有原则来描述的，即权力按照阶级地位的高低进行再分配，而资源则按照权力的大小进行再分配。原本阶级地位很低的社会群体由此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原本阶级地位很高的社会群体此时则在政治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所谓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表现得再清晰不过了。革命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把阶级颠倒了一个黑白而已；改革并没有公正的分配资源而是把资源分配的不公换位而已；而且阶级的差异更大资源分配更为不公了。正是这种人为划定的阶级所重新构建的社会结构，和以权力为核心的非自然的差序格局，推动着社会的畸变。

在权力向差序格局渗透的同时权力文化也在向差序格局渗透。由权力体现出来的势力可以带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各种既得利益，因此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权力文化，和其衍生的仰视权力的关系文化、马屁文化、馈赠文化和告密文化也就应运而生。唯权力是图，唯党首是瞻萎靡成风；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积恶成习；人们如蝇逐臭般地要求入党当官，这样既可高人一等又可近水楼台；为了寻求保护，避免迫害，而不得不攀附权势贿赂权势；等等。在这样的情势下，以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被以权力(势力)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所颠覆，已在历史的预料之中。在权力的差序格局中，由个人推出去的波纹按照权力所能带来的好处和利益由大到小向外推开。

传统家庭制度的瓦解是通过对人伦本位的伦理颠覆来完成的：一是历次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孔孟之道的深度批判；二是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全社会的彻底实施。对孔孟之道的深度批判不仅造就了一批六亲不认的党政官僚，而且在老百姓中制造人人自危亲人反目的社会局面。人间亲情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所颠覆；全社会就只有一个爹，那就是毛泽东，只有一个娘，那就是共产党。如果说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在思想上对人伦社会的颠覆，那么一胎化政策便是在家庭结构和家庭制度上对人伦社会的致命解体。如果说传统的家庭谱系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那么一胎化的结果是只剩独木一枝了。随着“兄”、“弟”、“姐”、“妹”从人伦社会的舞台退出，“嫂嫂”、“弟媳”、“姐夫”、“妹夫”、“联襟”、“妯娌”也将从人伦社会的舞台退出，乃至“叔”、“伯”、“姑”、“婶”、“舅”、“姨”也随之从家庭的谱系中消失，乃至“叔爷”、“舅爷”、“姑婆”、“姨婆”，在家庭谱系中还能剩下什么呢？没有了。费孝通说差序就是人伦，人伦被颠覆，传统差序无疑也被颠覆。

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由于社会的极度贫穷，以权力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并没有为贪婪者带来足够的利益以填充欲望的深渊，那么，当跛足的经济改革促成权力与资本结盟之后，它们便如愿以偿了。一个混沌的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而一个毫无监督的权力还在横行，从而为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开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抓住这个时机的才是邓小平所啧啧称道的“好猫”。权力明码实价进入流通，金钱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以至权力与金钱，权力与利益之间建立了交换关系。金钱势力不断地向着权力的差序格局渗透，在权钱的结合点上完成了对差序格局的重新改造。权钱之间能否进行交换，权力能否转变为利益，成为建立人际关系的首要出发点。虽然血缘关系已被泛化和淡化，抛弃了往日的温馨，但并非昨日黄花，而是势利地与权力和利益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至此，权(势力)、利(金钱)、情(血缘)三者交织成了一个三维的差序格局，并催生出一个个权贵利益集团。此时的差序格局被赋予了立体感，它已不再是同心的平面波，而是同心的球面波。差序格局内涵的这种转变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畸变。

但是，国内的学者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内涵的改变大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们的确也看到了权、利、情“动态合作秩序的建立”，但是他们却热情洋溢地称赞这是“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杨善华，候红芯《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他们的确看到了“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郝铁川)，但他们却为权利不平等的现实辩护，认为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必然，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每个人能力的差异制约”的结果。

上述差序格局是在权力、利益、和情感的非理性状态下建立的，特别是按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权力和财产无理地进行再分配之后，在不规则的市场经济下，按照权力、利益和人情的梯度，所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更是如此。社会的权力资源，利益资源和人情资源皆可当作礼物进行馈赠和回报，而无一按照公正的原则分配。公权私化，以权谋私，这怎么能说是“理性化”呢？！。人生而平等，人与人之间应享受平等的权利，怎么能以“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每个人能力的差异制约”来为权利的差等和剥夺辩护呢？！

(三)差序格局是专制和腐败的温床

腐败发生在差序格局中，腐败发生在交换的过程中，腐败发生在法制和监督薄弱的环节上。

如果说以人情和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特征；那么，当代中国赋予差序格局的这种新的内涵，以权力、利益和人情构成的三维差序格局，则是现代专制社会有别于民主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封建社会通过血缘优势建立了人情秩序。人情的差序性决定着获利的差序，这固然是封建社会腐败的温床；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人们并不需要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资源，并且这一格局具备先天赋有性，不由选择，因此被利用于腐败的需求和可能相对微弱。

现代专制社会通过权力、利益和人情三者的合成优势建立了一个三维的秩序，权、利、情三维的差序性共同决定着获利的差序。所谓获利，指得是权利和利益；所谓差序，指的是分布的特点。权利的分布，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分布，都表现为差序格局。公民能否享受同等的权利是民主社会和现代专制社会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在差序格局里，公权被私权化，公权被利益化，公权被人情化。在差序格局里，内圈的人具有更多的优势并优先享受更多的权利，外圈的人则处于劣势并滞后享受或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内圈的人享受的权利具有递增的趋势，外圈的人享受的权利具有递减的趋势。正因为内圈的人比外圈的人享受着更多的权利，因此腐败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序格局，越向内圈腐败越深越严重规模也越大，越向外圈腐败越浅越不成规模。

腐败只有在交换的过程中才得以滋生和蔓延。社会的格局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交换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只要价真货实，钱货相当，即可成交，腐败在此缺乏动机和必要，或仅仅是偶而为之的现象。但是在一个三维的差序格局里，人们处在不同的波纹上，各人具有的势能不等，从而带来地位的不等，利益的不等，和人情的不等，因而其间的交换也就不平等。正是交换的普遍不平等催生了对腐败的普遍需求。在权力场、金钱场、情色场中互贿，互惠，互通有无。为了以貌似平等的交换，把双方的地位扯平，权力、金钱、人情、美色，但凡人间可以用于交换的都可成为交换的本钱和筹码，不论是伪装的还是不伪装的都可登上腐败的舞台和端上腐败的餐桌。以权易物，以权易色；以钱易权，以钱易色；以色易权，以色易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非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必然主导着一个非规范化的交换市场，正是这种非规范性既提供了腐败的需求又提供了腐败的可能。据杨帆先生揭露，改革30年来，由于腐败而流失的国有资产竟高达60万亿人民币。这种畸形的差序格局是现代专制腐败的温床，也是中国社会腐败难以根除的深层社会原因。

腐败的滋生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着腐败的社会机制，同时也是因为腐败得不到应有的惩治因而受到怂恿。据《检察日报》报导，2005年渎职侵权案件免予刑事处罚和适用缓刑的比率竟然高达82．83%。为什么腐败不能得到惩治？因为差序格局具有鲜明的人治社会和长老统治的特点，司法不独立，监督不独立，司法和监督本身就是差序的一部分，仅处在某一道波纹上。在权力的干预下，它仅仅对外圈，即仅仅向外发生作用；而不是对内圈，向内发生作用。而腐败的大案特案均发生在内圈，腐败当事人在案发后，可以利用他们多年来用权力建立起来的网络，对法律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利用权力影响司法审判。而真正受到司法制裁的不过是那些发生在外圈的鸡毛蒜皮之类的小案和处在差序边缘的人们。阜阳市官员张西德利用自己在司法部门的势力和亲信官官相护，起诉揭露其恶迹的《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一案就十分典型。

如果说从核心向外推出越推越薄的差序是正差序格局，那么对核心的作用为零向外推出越推越强的差序则称之为负差序格局。中国目前的司法和监督正是这样一种负差序格局。这不仅是指司法和监督对执政党和政府不起作用，而且是指但凡执政党控制的权力核心，即便是基层的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权力核心，也都遵循这样的规则，即司法和监督对差序的核心不起作用，而只对波纹的外圈对边缘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腐败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权力核心发生的一种简单解释。比如，处置土地问题最具权威的核心机构，也是最易在土地征用中滋生腐败的地方。正因为司法和监督是负差序格局，所以腐败才呈现正差序格局。

(四) 农村社会变革的困局

综上所述，三维的差序格局是滋生专制和腐败的温床，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格局进行新一轮的颠覆。农村社会应向着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现代社会转型，向着团体格局演变。但是，目前的农村社会总体上还是一个封闭型的，停滞的社会；农民的流动也仅仅是背井离乡的、痛苦的、无尊严的、权利受到歧视的流动。为如此浩大的社会工程构筑蓝图，不是本文所能承担得了的。但不妨作些简单的通俗的探讨。

农村社会在变革中应向一个发展型的现代社会转型，首先必须注重社会的基础工程变革，这些可通俗地归结为这么几点：还政于农民、还地于农民、还利于农民和还家于农民。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上述任一点已在执政党和地方政府的考虑和计划之内。

还政于农民，必须迫使由一党控制的权力从农村社会格局中撤除，打破权力的差序，引入政党制衡机制。只有执政党从农村各级组织中撤除，彻底改变党政合一的历史，才能还政于农民；只有执政党从农村各级组织中撤除，才能彻底改变权力的差序和其在交换中作为筹码的地位；只有执政党从农村各级组织中撤除，才能根除党的基层干部掌控社会资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胡作非为的局面。进一步，在农村各级组织中引入政党竞争和政府监督机制，逐步消除权力文化的残余，建立清明的行政制度和现代的人际关系。

还地于农民，不仅仅归还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归还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土地的农民不过是农奴，只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不过是雇农，他们都处在差序格局的外圈和边缘。唯独既拥有土地使用权又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人格是在对土地的拥有中体现出来的，对土地的拥有越确定，农民的人格就越真实，农民的地位就越接近差序格局的内圈，差序就会萎缩。当拥有土地的农民堂堂正正进入内圈成为主人之日，差序格局就将不复存在。

还利于农民，即归还农民在交换中的平等地位。1949年以来，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剥夺了农民在粮食买卖中的卖主地位，农民被迫接受不公平的歧视性的粮食价格；城乡剪刀差更是通过对农民的掠夺来完成城市建设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在不平等的交换中，农民被无情地边缘化、底层化和贫穷化。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农民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地位模糊不清，应得的利益被几经盘剥后所剩无几，农民地位总是处在被欺辱的一方。只有归还农民在交换中的自主地位和平等地位，还利于农民，农民才可能从波纹的外圈走向里圈，农民才可能走上富裕之路。

还家于农民。由于传统家庭伦理的颠覆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实施，造成农村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不堪无地的痛苦，劳动力盲目外流，造成许多农民家庭的分裂和离异。农村出现大量的没有青壮劳力的孤老家庭和祖孙家庭、没有男人在家的婆媳家庭，以及娶不到女人的光棍鳏夫家庭。又由于非法占地与强行搬迁，农民不仅失去土地而且失去了家园。这些家庭总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和外圈。只有归还农民一个自然的家庭生态，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只有还农民以尊严，农民才可能成为农村的主人。

归根结底，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困局来自制度，而转型的阻力则来自执政党。这个党过分眷恋权力和一党私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象共产党这样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所有角落和层次，如此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此支撑着专制的大厦。归根结底，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只有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大变革和一党专制的最终解体一脉相承，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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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5期 //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