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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台湾,灵魂去过的地方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6日讯】 走近台湾

台湾,这是一个我的身体从未去过,但声音、文字、图像与灵魂却曾去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几位擅长观察时政、体察民情并将思想勇敢表述于公众的朋友,那里有我所渴望的自由民主空气与公民社会之风,那里有类似龙应台、马英九这样的睿智人物,那里有我还并不熟悉但试图比台湾人都还要熟悉的建筑、雕塑、纪念馆、英雄、感人事迹。类似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大陆人,怀着这样的理想,对比自己所处的环境与矛盾,亲眼目睹并体验经历过太多的悲剧磨难,而后想到应当四处寻找华人社会变革的宝贵经验,如此,则走近台湾已成为一个重要选项。

走近台湾,尤其是走近“近现代历史”的台湾,最起码应该了解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至1970年代的台湾本土化运动;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至2000年的民主化运动;第三阶段,是2000年及往后的全球化挑战时期。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台湾史,则应深知四百年前的平埔族和山地原住民族被西班牙人、荷兰人殖民的详情,以及而后他们被汉人移民如何垦殖、搜刮、残害,再到日据时代的林林总总。至于白色恐怖、党外抗争、政党轮替、民主法治的维护与完善,直至今日的社会各阶层状况,仍然只是台湾史里非常靠后的一部分。通鉴,是为了资治;资治,即必须通鉴。了解台湾史,有助于台湾本身,也有助于大陆,甚至有助于其它任何华人社会,乃至全球。

血与火的抗争

台湾同样经历了难以笔述的屈辱、恐怖、牺牲,一代代人在漫长的历史泥潭中,用血的代价才换来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解大陆史的人,应当不会忘记1920 年代的“四一二事件”、1930年代的“东方旅社事件”、1940年代的“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下关惨案”。其实,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台湾也不平静。1925年10月22日,“二林事件”爆发,蔗农抗议“林本源制糖会社”剥削压榨的农民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其状惨绝人寰,并遭到持续报复和迫害。其它地方的农民运动人物,比如赵港,在1931年3月24日即遭到逮捕,并遭严刑折磨致死。农民运动遭到镇压颇严重的,更有1932年3月 10日的“永和山农民组合”被捕的92人。另有:1934年的“众友会事件”,1936年的“埔里社事件”,1942年的“东港事件”,1943年的“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惨案,1944年的“雷灿南案”,1945年的“南方澳间谍冤枉事件”,直到1949年的“四六事件”、杨逵《和平宣言》事件、《光明报》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血与火的抗争,一直充斥于台湾。

当大陆混乱于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暴民运动的同时,台湾也经历了国民党威权时代的白色恐怖。这主要包括:1950年的谢瑞仁、林书扬等人的“麻豆案”,邓锡章、张伯哲等人的“台中案”,林清良等人的“桃园案”,黄纪男、廖史豪等人的“台湾再解放联盟”案;1951年的李友邦的“台湾独立革命党”案,黄温恭的“台湾省工委会燕巢支部”案;1952年的吕赫若、郑定国等人的“鹿窟基地案”;1954年的高一生、汤守仁等人的“高砂民族自治会案”; 1955年的“孙立人案”;1960年的雷震、傅正等人的《自由中国》案;1961年的黄纪男等人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案,苏东启、詹益仁等人的“苏东启案”,陈智雄等人的“同心会”案;1962年的施明德等人的“亚细亚同盟”案;1964年的彭明敏、魏廷朝等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等等。

极权体制下的大陆,一场恐怖文革如山洪暴发,席卷大江南北,台湾的白色恐怖也仍在那个时代恐吓着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者。这主要包括:1967年的林水泉、颜尹谟、黄华、许曹德等人的“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案,陈泉福等人的“台湾大众幸福党”案;1968年的“崔小萍案”、“柏杨案”;1969年的许席图等人的“统中会案”,“陈中统案”,李义平、高阵明等人的“山地青年团”案; 1970年的江炳兴、郑金河、陈良等人的“泰源监狱案”;1971年的谢聪敏、魏廷朝等人的“花旗银行爆炸案”;1974年的郑评等人的“台湾独立革命军”案,吕文华等人的“台湾原住民独立运动”案;1975年的“白雅灿案”,直至1979年到1980年的黄信介、吕秀莲、姚嘉文、施明德等人的“美丽岛事件”。即使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也仍有诸多事件颇为恐怖,诸如 1981年的“陈文成事件”,1984年的“江南案”,1987年的蔡有全、许曹德的“台湾独立案”,1991年的陈正然等人的“独立台湾会”事件,等等。

两岸缺乏彼此的状况知情

1987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解除台澎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并开放大陆探亲,1988年解除报禁,1989年解除党禁,1991年4月更是彻底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作出了这样的重要决定: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由人民直选!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总统,被国际承认为民主社会,成为华人社会之中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典范。2000年,政党轮替,在野党(民进党)未流一滴血,通过民众选票合法“推翻”执政党(国民党),堪称奇迹与荣耀。2004 年,再次直选,虽呈现“两颗子弹”事件,但在规则之下,参与度更高的民众已然继续施行民主,亦实属不易。至今“罢免”、“倒阁”、“弹劾”、“倒扁”、“反贪腐”等,皆属于新兴民主的高度难题,但在宪政、司法等规则之内,民众运动虽可能伤及社会成本,但对朝野政党双方都在客观上益弊同存,因此,方向、内容、尺度等都亟须谨慎把握。民粹不可替代民主,否则后果令人担忧。但这个担忧,仍属于民主政体范畴之内,属于改革式的维护和完善,走出泥潭,台湾必将更进一步。

台湾史当然不仅包含着苦难史,也包含着奋斗史。有统治史,就必有反统治史;有专制史,就必有反专制史。历史的正面与背面、表面与里面、上面与下面,都是真实的血和泪、明和暗。请不要忘记,当我们面临窃听、跟监、恐吓、抓到牢里去私刑拷打、不经起诉审判就监禁、甚至暗杀的威胁,台湾人其实也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些恶劣手法当中度过。由于两岸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自我封闭及彼此封锁,大陆不了解台湾,台湾不了解大陆,时隔多年,致使两岸人民也缺乏对彼此最基本、最应涉及的状况知情。我们还并不熟悉台湾人半世纪反对日本殖民的史诗,也并不熟悉《中华民国宪法》、《宪法增修条文》、《中华民国刑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实行细则》、《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他们的艰难历史、法治进程、社会框架、媒体布局、民意基础等,在我们面前仍然相当模糊。

诸如:2005年5月21日台湾通过的《广电三法》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必须力求党、政、军彻底退出媒体?这个法律的立法背景是什么?又比如:原住民大规模反抗的“雾社事件”是什么?1874年屏东的“牡丹社事件”,还有日据时代最大规模的抗暴事件“台南□吧哖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强行征收两万余原住民壮丁成立的“高砂义勇军”到南洋前线作战后,结局有多悲惨?历史上延平郡王之于台南是何等意义?沉葆祯、刘铭传之于台北又是何等意义?“二二八事件”发生之时,当时的台湾当局施政状况如何?白色恐怖时期与国共内战的大局势有着怎样的关联?台湾的族群撕裂、对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台湾各政党的成立、纲领及各党主席政见和施行方式是怎样的?

还有:那些坚持台湾独立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理由、依据和必成的把握?为什么马英九承认中华民国即是台湾,并接受陈水扁主动表示的“不能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却又立场鲜明地反对台湾独立?那些呐喊“台湾独立”的历史,其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真相?是否应追溯到国土党在台湾土地改革时期利益受挫的部分地主?民进党所尊崇的前辈如李万居、陈逸松、高玉树、郭雨新、郭国基、余登发、黄顺兴、黄信介等先生,又都有着怎样的主张?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有着怎样的理念和行动?还有那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无数大陆异议人士的朋友——民进党元老洪哲胜——,这个被大陆官方恨之入骨、格外警惕的人物,他又在主张些什么?有多少人阅读并分析过他亲笔及编著的言论书籍?……

尴尬的不同制度的对话

台湾首先是一个事实中的台湾,而绝非任何人嘴巴里说出来的台湾。对于备受钳制的台湾信息,我们知之甚少,在一个对台湾问题不允许深入讨论追究,反而只能承受官方定论和趋炎附势的大陆,那些轻而易举地将台湾信息告之我们的人,都值得谨慎对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诸如这样的事实背后有着一个怎样的制度背景: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愤怒抗议,写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致胡锦涛先生的一封信》,其承受的代价,按照龙应台本人的话说:“一,以后得不到签证。二,我所有的书要下架。三,文章以后不能再发表。”当大陆人顺利地进入马英九的网站,正浏览得愉快舒畅时,一旦你要打开马英九关于八九年天安们运动所讲的话,对不起,鼠标一动,马英九网站就找不到服务器了,为什么?至于民进党的官方网站、陈水扁的《阿扁总统电子报》,有多少大陆人看过?又有多少大陆人能够更近一步地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故意不让人们知道?这本应透明化的双方信息,难道只能在类似大陆官方主办的《中国台湾网》上找那些用意明显、倾向性强的强势信息?

最近,大陆有个人震动了我,那就是武汉被打的那位区人大代表独立竞选人文炎先生。当地官方、警方在对其实施暴力之前,反复向民众、向会议说“他是台湾派过来的,要小心”,民众即从好奇变成了担忧,而后变为恐惧。当局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分化了、禁声了。试问:“台湾派过来的”在大陆是个什么概念?不是尊重,不是敬佩,而是把你当成特务、汗奸、卖国贼、走狗一般看待?这是什么颠倒混乱的逻辑?为何要对台湾如此敌对?难道是怕台湾、恨台湾?怕什么?恨什么?民族大义?反对台独?防控间谍?……为何如此不自信?为何如此神经质?此种档次级别,连官方都不如,毕竟官方还懂得如何利用台湾在野党、反抗者分化台湾执政党,他们懂得如何统战台湾媒体,懂得如何插入分化势力,这毕竟还是懂得“合作”嘛。大陆已有太多的内部规则,仍然对台湾虎视眈眈,对自己内部严防死守。恐惧啊,他们恐惧!那是一种骨子里的自卑与狂躁,不讲理,不听理,不接受,强硬、野蛮、无赖,这算什么?

我们看见过太多了,几成厌倦麻木。永远都是以那种老子教训儿子、皇帝教训奴才的姿态,妄自尊大地藐视对待一个其实足够了不起的台湾,此等实质,着实令人悲哀。两种根本不同制度的对话,是极其尴尬的。当你试图阐明大陆应该施行民主、台湾有着怎样经验的同时,反驳的声音一定是找出你民主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而后以自己的所谓稳定、和谐及经济成就来增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大陆不肯面对自己,不敢面对自己,你的诚意是在被动地接受一些“规矩”之后才释放出来的,彼此错开话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能有怎样的结果呢?也许只有发展经济贸易才最有商量的余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信息透明、宪政及限政等问题,仿佛只能拖着,大陆的方式就是永远饶着一根“党即天下”的主轴,离开了这个主轴,就没有丝毫的谈判交流余地,确实可悲。

应全面整合各方任何主张

马英九说,今后国民党的工作方向有五点:“一,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二,加强经贸交流,落实投资保障;三,争取国际空间,全面开放直航;四,开放观光、学历认证,促进农业合作;五,共同打击犯罪,确保社会安宁。”没有提到促进大陆民主,但这不等于他不知道这也是一个重要方向,而是他深知大陆状况意味着什么,也深知台湾状况意味着什么。刘晓波说,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在民间,马英九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以直面台湾来谈国民党的民主路线,他说:“民主主张方面,我们主张落实制衡监督,反对民粹独裁。”他是冷静的政治人物。在整个台湾政坛,他从来都呈现出罕见的冷静。

当我们隔岸观火,只能凭借遥远的视觉、听觉和想像来断定台湾的前世今生时,了解台湾也许只能首先从人物与事件着手,而后才能知道台湾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进程。他们这条路比起其它许多民主社会来说,走得更快、更直接,暴露的问题也确实是更大、更多、更出人意料的,有甚者简直是全球仅有的第一次产生的问题。要剖析这样的问题,第一个要明确的是,台湾已经有了自己的民主法治规则,在接受这个规则的前提之下,众人来谈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方式。

即以此次“倒扁反贪腐运动”发起人施明德而言,我们也应搞清楚他究竟在主张什么,亦即他的政见是什么。在他2004年竞选立委的网站上,我找到了简易的答案,一共是五点:“一,集合中道力量,防堵蓝绿撕裂台湾;二,化解立院蓝绿倾轧,推动议事进展,免于国家政事一再破局;三,推动内阁制,阻挡朝野往加剧族群裂痕及金权政治的”总统制“倾斜;四,推动”两岸欧盟化“,使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朝向欧盟国家间的模式发展,保住台湾的主权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机会,让没有历史包袱的下一代也拥有未来的选择权与决定权;五,身体力行”大和解“以包容、宽恕、疼惜之心,温暖台湾。”族群、政局、两岸,皆是台湾所有政治人物关注的焦点,施明德的主张仅属其中之一而已,各方基本倾向多是“多元化”道路。各方的努力方向我们都应关注到,从一个整体高度来观察、审视这些不同的声音与行动。

诸如:什么是内阁制?什么是总统制?两种体制差异在哪里,共同点在哪里?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台湾更适合哪种体制?为什么?这些问题是需要经过一番精心的研究与调查的,更需波及深远的启蒙运动。李登辉、陈水扁的主张,连战、马英九的主张,施明德、许信良的主张,乃至李敖那种简直成问题的图个痛快、讨好卖乖的主张,以及龙应台那样超越蓝绿、超越党派,把问题放在整个华人社会乃至全球来深思疾笔的主张,还有无数台湾人民的主张—— 有人喊“太乱了”,有人喊“别捣乱”,有人喊“太爽了”,有人喊“活不下去了”——,还有大陆的声音、海外的声音……。诸如此类,就算是一句话,甚至是一句废话,那也有其主张,应该更全面地收集到、整合到,这些才是媒体的重点,也是学者的实务。奇哉怪焉的是,那么多人、那么多节目、那么多报纸,天天都像看戏一样,关心权力,关心政治斗争、权力角逐,却少见审视自我、审视基本问题的,这是一个空洞,一个非常遗憾的巨大空洞。

请把问题指向自己

陈水扁说:“阿扁也督促自己,勤访基层,倾听民瘼,更谦卑自省,虚心检讨,确定未来所要努力的方向。”这个基本姿态才是常识。请把问题指向自己吧!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无论是泛蓝者,还是泛绿者,抑或非蓝非绿者,所有人都尽快把问题指向自己吧!“谦卑自省,虚心检讨”,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进步。那些奇怪的声音,诸如“台湾闹事,关你屁事”,实在是看不到自己的可怜。比较,确是痛苦的根源,,但只有比较才知道差距,才知道进取。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已经严重不入潮流、不知时势了。

许多问题不是有个结论就行了的,需要论证,需要实践,需要反省,需要检讨。“只有三民主义才最适合中国”与“只有社会主义才最适合中国”一样生硬、可笑、霸道,这样的事情与“专制在中国”、“民主在中国”一样,都是需要百倍、千倍、万倍去考量、实证的。养成独立思索的习惯,把社会交给自己,而不是把自己交给社会。让自己在这个嘈杂的时代,首先学冷静、独立、超越地思考民众的道路及自己的抉择,然后再来谦卑地面对这个世界,告诉世界你的诚意、决定与行动。此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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