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0日讯】 毛泽东主张把中国分成二十七块

李登辉的著作《台湾的主张》问世后，香港的亲共媒体根据“因人废言”的传统，纷纷口诛笔伐，特别是他的“七大块”论。为此台北驻香港代表郑安国发表声明，说全书涉此的只有165个字，讲的是将中国分为7个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本和亲共媒体所无限上纲的“独立”及“分裂”无关。

郑安国还提到毛泽东在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该文中有云﹕“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个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毛的主张显然比李登辉还激进。还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到的“两藩地”，一个应该是西藏，另一个待查。也就是说，在毛的眼里，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其地位和越南、北韩等一样，都是可以独立的。

手头有一本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合编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除上述那篇文章之外，还有以下的卖国或分裂祖国的文章﹕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　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9.5）

文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无个中国”论比“两个中国”论还反动。他再重申前一篇文章中要建设27个中国的主张。《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9.6）

赞成“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将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称之为“九年三被征服”。《湖南受中国之累　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9.6～7）

文中详列湖南如何受中国之累，然后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割，不早已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把湖南改成台湾，可圈可点。《“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9.26）

毛泽东除了说这必须是“实际”的运动外，还说﹕“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李登辉“主权在民”的思想如果不是从这里学来的，就是毛、李“英雄所见略同”了。这点毛在后面的文章中还有阐释。《释疑》（1920.9.27）

文章说，湖南自治“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毛泽东还说﹕“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看看香港现在那个可以被任意解释和歪曲的基本法，毛泽东可说是“英明预见”了。《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9.28）

毛泽东说，湖南的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对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搞“分裂”，当然要有强有力的反对党，但普通的政治亦然。所以毛泽东掌权后搞一党专政是自打嘴巴，而邓小平、江泽民之流不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吗？《“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9.30）

文章一开头就说﹕“‘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用这段毛语录的照妖镜来看香港，不但“港人治港”是虚假的、恶意的‘自治’，中共建政50年还停留在乡以下的“村民选举”，根本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食言。中国老百姓已被他们欺骗了79年。《“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10.3）

文中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毛泽东将“全自治”视为“主权独立”的观念非常清晰，“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不过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耳。《反对统一》（1920.10.10）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毛泽东果然靠“杀人多，流血多”来维持他的“中国”。邓小平、江泽民有样学样，才有“6．4”屠杀。当时他可以自由发表反对统一的意见。可见，当年中华民国的言论自由远远超过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9年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随世界的潮流进步，可见它是如何的黑暗啊！

毛主席的“四个最大”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一百冥寿，中国大陆各式人，以不同的心态举办纪念活动；有的想捞取经济资本走发家致富的道路；有的则是想捞取政治资本，为极“左”路线招魂；还有些愚民则是人云亦云随大流，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既然形成纪念活动的热潮，包括出纪念币、纪念表、纪念像、纪念……倒也使人想起老人家当年辉煌的日子。那时称呼毛主席是“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到底是“群众中来”，还是“群众中去”，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统帅以他称不上有任何特色的书法来题词，却是谁都看见了的。毛主席当时也甘之如饴，走在林副统帅前面，接受群众“四个伟大”的欢呼。只有到了感觉到林彪对他形成威胁，而且林的利用价值也已经完了的时候，才对“四个伟大”提出异议，而且是对外国人──美国记者斯诺说的，大概用他出口转内销，对林彪形成压力，加上其他政治手段，表明林彪离天国近了。林彪后来也确实上天了，但最后还是落地，而且是粉身碎骨。那“四个伟大”同他一起，烟消云散。

今时今日，我们去评价毛主席，当然不能再用那“四个伟大”的老套了。经过时间的考验，回顾毛主席的所作所为，不妨也用和“四个伟大”近似的“四个最大”对他作一个初步的评价。

第一，最大的两面派 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毛泽东的权术，可说集古今之大成，包括战争方面的运用。这种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对自己的臣民，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成了一个骗子。

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句句真理”，但有些却是至理名言，乃至导人向善。但是他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乃是他自己的写照。什么“为人民服务”，但他的所作所为，“为权服务”才是真的。例子不多说，五七年大鸣大放，动员人们鸣放，结果临时加上“区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把阴谋说成“阳谋”，不少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此中招，而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此“巩固”。。

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整了彭德怀以后，又和他说﹕“历史可能证明你是对的。”可是背地里又去组织“要害是‘罢官’”的《评新编历史剧 》，把彭德怀往死里打。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表面上作检讨，为“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损失负责，背地里却指使江青和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勾结，策划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在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他和林彪打得火热，让林彪掌握军队和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又在湖南滴水洞写信给江青，表示他给林彪利用，因而对林彪不满。而在利用红卫兵打垮自己的政敌后，又把红卫兵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后，一方面全力支持江青为他巩固权力服务，又不时发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江青的指示；一方面利用周恩来维持政府的运作，却又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这个两面派，当然是全国最大的两面派。

第二，最大的反革命家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江青的“反革命罪”，死刑缓期执行。江青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常代表毛主席指手划脚，不论形式还是实质，都是全国最大的反革命。毛主席是江青的家属，他的地位也是最高，权力最大。江青既然是反革命，毛泽东自然成了最大的反革命家属了。

江青被捕后，中共费尽心思要将毛泽东和江青区别开来。能区别开来吗？两个不同的人，自然有区别，但本质上他们是一个人，因为他们是夫妻，有共同的“爱情基础”，在政治上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毛主席才提拔江青当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并且后来担任政治局委员。

中共将毛、江区别开来的做法，包括说毛是被江利用，江青瞒着他干坏事。毛泽东英明神武，江青做的那些事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些根本还是他指示的，怎么可以赖掉呢？例如迫死刘少奇，毛泽东会不知道？又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并且坐上政治局委员的宝座？他连林彪念“政变经”都洞若观火，对江青在床边的所作所为又岂会不知？

在赖不掉的情况下，只好说毛和江早就分居。这更是欲盖弥彰了。他们共同搞文化大革命，又是夫妻，有什么理由要分居？如果因为理想不同，志向不合，又为什么给江青担任政治局委员？不过分居确实暴露了他们有“生活问题”，但是又因为政治上的相互需要而在党中央里没有分手。所以说毛泽东是最大的反革命家属，不但是夫妻关系上他逃不了“反革命家属”的身份，从江青作恶来看，毛泽东也逃不了“家属”共同作恶的身份。也就是说毛主席不但是反革命家属，而且是和江青没有划清界线的反革命家属。在江青受到公审以后，毛泽东的罪行迟早也要受公审。

第三，最大的好色之徒

毛泽东的“生活问题”很多。他和江青的分居，也可能是为了方便各自找性伴侣。

就是比较公开的“爱人”，毛泽东少年时代还在乡下时，家里就给他娶了个罗姓的媳妇，是盲婚。难怪其后看上杨开慧，和她结婚。但二七年他上井冈山后，和贺子珍同居，就置杨开慧的安危于不顾。到三○年，国民党得以从容捉杀杨开慧。这三年内毛泽东不去接杨开慧上井冈山，听任国民党屠杀，就是因为井冈山已经有了更加年轻漂亮的压寨夫人。

红军长征前后，毛泽东不放过贺子珍，结果贺子珍为毛泽东怀孕多次。甚至贺子珍被敌机炸成重伤后，仍要成为毛泽东的泄欲机器。也难怪到延安后生下来的李敏，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毛泽东说长征是“播种机”，这该是理由之一。

但是到了陕北后，好些国统区来的青年女人，使毛泽东越来越风流，毛和贺子珍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贺子珍一怒之下离开陕北。最后还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蓝蘋（江青）取代了贺子珍的地位。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也更加解放了，他乱搞男女关系过程中“搞”了多少人，有多少孽种，是党和国家的高度机密，有待以后批毛时公布出来。至少六十年代后，不少女青年被选中陪毛跳舞，有些就跳到床上了。

文革期间做毛主席“贴身秘书”的张玉凤，传说最多，实际上从蛛丝马迹中也可看出她“贴身”的程度。另外从其他不同渠道，包括翻译，或者外巡时陪他的一些服务员等等，数也数不清。只要毛主席有要求，就是革命的需要，哪一个革命妇女可以拒绝？

凭最大的权力玩弄女人，说他是中共领袖中最大的好色之徒，一点不假。

第四，最大的个人主义者

毛主席做什么事，首先是考虑他个人，一切为他服务。 青少年时期，他就提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露了他的野心。以后的一生，就是不择手段地来实现这个目标。

革命战争年代，他可以忍辱负重，但是一到他得势，报复起来，自然也不手软。

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反“左”，但是他反“左”可以，别人反“左”就别有用心，担心动摇他的地位。彭德怀上书反“左”，激怒了毛主席，他偏偏就来个反右，使“三面红旗”越高举越“左”，老百姓受害也更大。

在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之际，毛泽东声言不怕打核战，“六亿中国人，死了三亿还有三亿。”可谓豪言壮语，但不正暴露出他的冷血和残暴吗？宁愿死三亿人，也要保住他的权力和地位。

毛泽东和史达林的矛盾，和赫鲁晓夫的矛盾，根本不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史达林的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博古曾经整过毛泽东，所以毛泽东耿耿于怀。开始是逆来顺受，到自己羽毛成长和丰满后，就敢和史达林讨价还价了。后来同赫鲁晓夫的争执战又是另一回事，那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所以后来“毛派”纷纷另起炉灶，和苏联的“修正主义”相对抗。

一九五○年爆发的韩战，中共不顾后果，为了讨好史达林，也为了向斯大林示威，居然派军队去参与本来和中国不相干的事，支持金日成的独裁政权。毛泽东以极大的人命代价，甚至赔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为自己沽名钓誉。

“抗美援越”，又是一例，把几百亿的金钱加上人命，去支持越共的独裁政权。

除此而外，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将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输送给阿尔巴尼亚、古巴，以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那些独裁政权，目的只是换取中共是“世界革命领袖”的“美名”，而最后也只是毛泽东要取得世界“革命导师”的虚名而已。而为了这些，中国人民要付出血的代价，并且付出大量的金钱和物质的代价。这就是毛泽东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

毛主席的这四个“最大”，归根结底仍然可以归结为一个，就是最大的“左”王。因为有这个“左”王包庇，没有将“左”这个神主牌砸烂，所以时至今日有些“左”王还在活动，有的还甚为猖獗。这个“左”毒现在仍然深深毒害着中国，意识形态的僵化，特权阶层的横行，改革的重重阻力，皆拜毛泽东所赐。要纪念毛泽东的一百冥寿，我们要大呼﹕“毛毒不除，国难未已。”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

海外“凡尸派”攻击李志绥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于二月十三日逝世后，纽约亲共的《亚美时报》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批李信件，叫作《关于〈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此公开信的特点是“集体署名”，包括美国华人和台湾的亲共人士，有花俊雄、陈映真等。香港党的喉舌《文汇报》于二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分三天转载了此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说﹕“这是一本以丑化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主旨的书。李以毛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对毛的性生活描绘了一些所谓内幕丑闻。用男女关系的问题，攻击政治上的对手本是常见的手法。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非毛的潮流，社会上关于毛的私生活议论很多，也起了一些短期的作用，但十年之后，毛泽东又成了广大中国人民最尊敬的历史人物。”信还认为毛的那些丑闻是“无中生有”，并责问说﹕“为什么全书的要害、最惊人的关于毛的性生活的内幕，他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而对赞扬从此书的评论则斥之为“不仅丑化了毛的形象，也侮辱了广大的中国人民”。

这封公开信本来不值一驳，但鉴于“毛毒”仍然为祸中华，而有些人仍然以捧毛为自己谋私利（例如有些人利用毛的一百年冥寿为自己谋取政治、经济上的私利），所以还得写上几句。壮“语焉不详”才是实事求是李志绥的书几十万字，有多少是写毛的性生活的呢？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亲共人士，不去注意毛的政治权术、毛的随意性（这是由权力决定的）使中共政坛翻云覆雨，并且茶毒老百姓等丰富内容，而是将目光放在毛的性生活上，把它视为此书的“要害”，并且责怪李志绥“语焉不详”。而在他们的信中，主要也是大谈毛的性生活，比较中英文本中的差异，在滴虫病上大作文章，正好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企图转移读者的视线。

正是李志绥对毛的性生活“语焉不详”，没有大加渲染，而是只写到表面现象（女孩子长时间进入毛的卧室，还“推荐”姐妹和毛过夜），或听到其他工作人员谈他们所看到的事，乃至张玉凤恃宠生娇、敢于和毛顶嘴等表现，说明李志绥是实事求是地谈毛的性问题的。

如果李志绥能够具体描述毛的性生活，乃至他的床上功夫，那才是李志绥在造谣了。

实际上公开信也无法否认毛的“乱搞男女关系”，所以不得不说“多数中国人民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也就是说，公开信将毛的滥交说成是正常人的“七情六欲”。问题是毛如果承认有人性的七情六欲存在，而他统治中国期间却又大肆以党性压倒一切，压抑人性，扭曲人性，摧残人性，动辄将一些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加以“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斗臭斗倒。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行为，不但表明毛是一个封建暴君，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伪君子。

壮食毛不化的嘴脸

李志绥披露毛的这些内幕，不涉及“人身攻击”，而是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就算是“人身攻击”，因为毛泽东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相当长时间里统治中国大陆的暴君，上亿人被他“人身攻击”过，难道“回敬”一下，而且是实事求是地回敬一次也不可以吗？老实说，这种“人身攻击”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人身攻击”，把毛泽东的画皮彻底剥下，让他这个暴君完全现身。

公开信以此责难李志绥，不但无损李志绥揭露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反而暴露这些人不择手段、黑白不分、食毛不化的嘴脸。

就是这些人，他们对毛泽东又知道多少？以那个陈映真来说，他根本没有在毛的统治下生活过，毛的凶残、无耻和两面派作风他又知道多少？那些亲历这些事件而还活着的当事人如杨尚昆、汪东兴、张玉凤等都没有写文章具体驳斥，这三十七个中南海的局外人又有什么资格去否定李志绥的书？到现在为止，估计已有几万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流进大陆。中共官方除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样文章指为“捏造”（但举不出内容），外交部长钱其琛说李医生是为了钱（李志绥如果当年不回大陆，他的身家难道就少过这本书的版税？何况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甚至拿到外国出版，不是为了钱吗？），其他官员都保持缄默，就是默认了这本书的真实价值。实际上也已有一些中共老干部从不同渠道得到了这本书，他们的反应也认为内容是比较翔实的，因为他们可以以他们的经历来印证书中所说的事情。

另外，公开表示不满的毛泽东的二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张少华）。邵华不但对此书，而且对大陆出版的一系列有关毛的“轶事”的书都不满，认为有不少错误，可她自己又没有能力写《我的公公毛泽东》来捞一笔，就只能骂别人了。而可笑的是她自己并没有看李志绥的书，却说此书“编造和诬陷”。试问邵华和毛泽东的接触又有多少？据说她现在也要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书，那恐怕才是真正的“编造”了。

壮“凡尸派”所为何来？

时至今日，美国和台湾的某些亲共人士还抱着毛的僵尸不放，做其“凡是派”或曰“凡尸派”，实在为他们悲哀，因为时光确实已不能倒流回“毛泽东时代”了。由此也想起美国的一位老牌亲共人士翁绍裘。他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伟大形象及凝聚力》的文章，说﹕“欣逢四十五周年国庆，禁不住想起我于一九七○年参加二十一周年国庆活动。十月一日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旁边的观礼台上我看到毛主席绕着城楼向群众招手致意，那都是终生难忘的情景。”

七○年是文革初期，这些人至今还在为文革招魂，为毛泽东招魂，既和现在邓小平的路线唱反调，更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文革直接和间接地使一亿中国人民受到迫害。文革已被否定，毛泽东也成了一具僵尸，而这些“凡尸派”人士居然到现在还歌颂文革，歌颂毛泽东！

翁绍裘所歌颂的那次国庆活动也是毛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了，可惜他没有讲在天安门上看到林彪和江青的激动心情。第二年，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公开爆发，林彪图谋暗杀毛泽东，结果折戟沉沙，那应该更是“终生难忘的情景”，中共也从此停止了每年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的庆祝活动，而毛泽东也因受刺激而迅速衰老，凡是派只能演变成“凡尸派”了。翁绍裘和至今为毛涂脂抹粉的人成为亲共人士中的“凡尸派”，未免太过分一些了吧？

香港《文汇报》转载了这封信，由于它可以内销大陆，就使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有李志绥的这本书而更激发了老百姓的“求知欲”，不过大陆老百姓却可能被公开信所误导，以为李志绥的书是“满纸荒唐语”。而笔者不知道《参考消息》敢不敢转载这封信，至少是至今没有听到《参考消息》转载这个“集体创作”。是不认同他们的“凡尸派”观点，还是担心扩大李志绥那本书的影响？中共宣传毛泽东思想半个世纪，为何怕李志绥这本书？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秦皇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凡尸派”螳臂挡车只能留作笑柄，而李志绥的书在内地将会越传越广。人们也会怀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留下真正历史的正直人物。（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

评毛与中共的思想解放

十年前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床上被江青翻了个身以后就呜呼哀哉，他自己得到永远的解脱，十亿中国人民也才有机会得到翻身解放。

毛的预见和阴影

十年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变化，是一般中国人民事先所不敢期望的，但毛泽东这个枭雄生前就“英明”预见到了。他在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在对林彪表示不满后说﹕“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都被他们搞得粉碎，何况我们呢？”然后他又说﹕“这些话，或许在我死后的一个时期，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去公开吧。右派会利用我这些话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这样做他们就会倒霉。”

毛泽东死后，果然“右派”翻天。从这点上来说，毛泽东有英明的预见；但他下文所说的就有问题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邓小平也是“共”，但和毛泽东的“共”大有不同，毛泽东指的“反共”就是“反毛”或者“非毛”，这点邓小平是做到一些了。现在还没有为历史证明是“倒霉”或“短命的”。毛当年写下这些话，绝不是他像星相学家那样喜欢作预言，而是鉴于史达林被赫鲁晓夫鞭尸，于是他在这里先打好预防针﹕谁反对他，谁就是右派。在共产党来说，因为毛自认是革命派，所以自然是左派，如果谁沦为右派，就是反革命和叛徒了。毛后来热衷于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等，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把“右”和“修”搞臭，使他可以在天国里安然长眠，免受鞭尸的骚扰。作为毛泽东死后的改革派领袖邓小平，在毛泽东设下的金箍罩下，果然难以挥洒自如，在改革的道路上进两步、退一步，而且始终在毛的阴影下，难于取得有效的突破。

实际上，在毛泽东生前，中国的反毛情绪已经日益高涨，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浩劫”，使普罗百姓也认识到毛的罪恶，所以不论“四．五”天安门事件，还是“十．七”逮捕四人帮，以致邓小平的复出，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但是革命要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触动到对毛（自然会牵涉到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评价时，邓本人，以及叶剑英等党的元老，因为以往和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于彻底割裂；加上“右派”、“走资派”、“叛徒”的帽子阴影，使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甚至不惜对有比较激进要求的青年人辣手对待。

官方评毛止于《决议》

毛泽东死后不久，对人们的评毛要求，中共开始说要推到下一代进行。但后来华国锋抬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凡是派”观点，直接威胁邓小平自身的利益（因为邓是毛泽东亲自打倒、撤销党内外职务和留党察看的），在这情况下，邓也不得不要承认毛也有错误的地方，对“毛泽东思想”也要重新作出解释，不再是句句都是真理了。经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中共中央终于被迫在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决议》中虽然有“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一节专门评论毛泽东的功过和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但由于毛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所以整个《决议》实际上离不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决议》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五年以来，中国的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毛在世时有很大的不同，和毛泽东思想距离越来越远（按中共现领导人的说法，应该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只是发展到“变形”的程度）。在这情况下，如果执囿于这个《决议》，难免要影响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何况现在中共也号召在理论上进行突破，要创造“宽松”的环境以便真正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这具僵尸也应该再翻一翻，评一评。

不彻底评毛不利改革

之所以还要重新彻底评毛，是因为《决议》如同一些中共中央的文件一样，采取模棱两可的“辩证法”，既使人们无所适从，又置当权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对《决议》作阐释。《决议》有一段话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谁才是不右不左的呢？当然是当权的集团，因为“指导作用”和“教条主义”并没有客观的准绳，而是由当权者进行裁决的。因此，任何反对改革的集团上台，都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进行反攻倒算。实际上不久前所说的改革者纷纷中箭落马，亦是新的改革理论敌不过根深柢固的毛泽东思想中的那些旧观念、旧做法。这也形成对改革的“预悸”，不利改革。

再者，中共中央的任何决议，都取决于党内不同势力的力量对比。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党内的老家伙比较多，他们和毛一起干革命，因此对毛的任何一点贬损，都痛在他们的心上，因为毛的错误他们也有份。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对某些老家伙的迫害打击，要他们对毛泽东“一分为二”都有困难。正是某种私心的作怪，对毛的评价就无法公正。

实际上，对毛较深刻评价前几年就已经有了，例如广州的民运份子王希哲就曾对毛进行了比较严肃的评价。可是触犯了那些“老家伙”，王希哲遂成阶下囚。现在鼓吹言论自由和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事情再不应该发生了。

说来也可笑，邓小平上台后，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是苏绍智），但几年来似乎对毛泽东思想没有研究出什么心得出来。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那篇曾引起争议的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也只从“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所有）的问题。”避而不谈毛泽东。那是因为毛虽已作古，成了“历史人物”，但这历史人物距离太近，特别和某些领导人有太密切的关系，所以谁也不敢去碰一下。

或许有人认为，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使其逐渐淡化，亦可达“非毛化”之效。然而这是被动消极的做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改革者应有的态度。何况现在整天喊“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仍在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招魂？

毛泽东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要评毛，一个关键是毛是否如《决议》中所说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毛的头脑里，到底有多少这些东西？中共所能吹嘘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毛除了用比较通俗的、中国式的语言和例子外，对这些理论并没有独特和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理论具体的阐释，亦提升不到“主义”的高度。

至于经济学，毛更加不通。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毛在农村中接触的是小农和小手工业经济，到城市后又忙于“社会主义改造”，因此谈不出什么经济理论，除了发明“统购统销”的平均主义经济政策以外，没有任何发明，而这种平均主义，就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当然，毛也搞了些“计划经济”，那是跟苏联学来的，至于常常被搬出来的“十大关系”，也仅仅是一些统筹兼顾的平衡手段，并非系统的经济理论。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关系？

至于毛的社会主义，确是有点空想的味道。马克思实现共产主义有物资和精神上的两个条件，而毛只要精神，不要物质，越穷越革命，这不是空想又是什么？

传统的农民革命家

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是一塌糊涂，也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连胡乔木之流也没有办法为他自圆其说，不得不批判一下“长官意志”。中共的理论家常常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其实“农村包围城市”老早就有了。从中国历史上说，黄巢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陷唐朝的首都长安，并且称帝，国号大齐；李自成是农村包围城市，称王后国号大顺，最后攻陷北京；洪秀全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陷南京而称天王，国号太平天国。毛泽东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陷北京而称主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的差别就是“皇帝”和“主席”，“主席”是现代化的“包装”。毛的所作所为，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搞残酷斗争，激烈过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内讧。老百姓所受的危害，亦非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可比。因此，与其说毛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如说他是农民革命家更实事求是。

当然，毛不但有一个“现代”的包装，而且其战略策略思想也比以往的农民革命领袖高明。所以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革命领袖“称帝”的日子都不长，就是洪秀全，也只有十一年的工夫，而毛泽东则“称主席”（后来为丢了国家主席职务而置国家主席于死地，只能有一个他担任的党主席）到死时为止，长达二十七年，这点倒是类似“封建地主阶级野心家”利用农民起义独吞胜利果实或本身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后蜕化变质的朱元璋了。所以毛“称主席”以后，中国的封建主义越演越烈，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事了。因为他只是充满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

今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肃清封建遗毒是一项重要任务》的专论，从党的历史经验，从目前党风存在的问题，从改革遇到的问题，指出肃清封建遗毒的艰巨性、长期性。文中所指的某些现象，如果要找代表人物的话，毛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

权术家的灵魂

《决议》还说毛泽东是“战略家、理论家”，这一点没有说错，甚至还可以补充为“权术家”。认为毛“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归结为六个方向，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

这六个方面的理论中，？？？可以说是失败的，成功的是？？？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战略、策略和权术，所不同的是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而已。这方面，除了革命对象、动力、同“阶级分析”是借用马克思主义以外，其他多为对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的归纳和总结，特别是来自《论语》、《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之中。而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中，最吸引人的也是他的战略战术理论和政策策略理论，写得生动而又融会贯通。曾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好继承者的林彪，对毛泽东思想体会得最深的也就是这一方面。那就是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说的﹕“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阶下囚。”林彪正是这一手没有学好，才斗不过毛泽东而命丧沙漠。本来，对政客的纵横捭阖手法亦毋须大惊小怪，但这种手段却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

《决议》除了总结上述六个方面的内容外，还总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实际上，“实事求是”并非毛泽东一人的灵魂。世界上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谁不是因为实事求是而成功的？当然，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也是成功人士。但实事求是只是毛在战争时期的灵魂，建国后是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了。

至于“群众路线”，世界上的所有革命斗争，都是走群众路线，斯巴达卡斯如此，罗伯斯庇尔也如此。毛泽东的本事在于能够运动几亿群众，不过，他的杰作还包括文化大革命。

说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是革命战争时期因为被围困才提出这类口号来振作士气和应变；一旦建国，就大呼“一边倒”了。后来因为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苏联闹翻，才被迫再搬出这个口号。到现在，这种闭关自守的变态心理也被邓小平的开放和引进政策打破了。

毛泽东思想“集体化”是自我抹黑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此评价，中共领导人必然心有不甘。除了他们本身有些利害关系外，不能否认，也有些中共领导人早年确实是追求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想像中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有的甚至为信仰而献出了性命。但这一切和毛泽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行封建主义之实，实现个人的野心，是不同的。

正因为如此，对毛泽东思想也应该重新下个定义。由于全国人民对毛独裁专制的愤慨，中共惟恐危及毛泽东思想而使自己失去“灵魂”，于是不惜为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决议》中所说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中共把毛泽东“集体化”，固然可减少毛产生的副作用，然而这个定义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毛好些错误和罪恶的思想，又岂能全部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如果那些思想不称作毛泽东思想，叫什么思想？实际上，在中共建党以来，既有两次革命论的陈独秀主义，又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思想，还有“剥削有功论”的刘少奇思想，更有当今（六○年代初期就已萌芽）的“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主张务实并且推行改革政策的邓小平思想。如果因为集体化而把“剥削有功”和“好猫论”都归入毛泽东思想里面，不但是一个笑话，毛泽东在阴间也难于接受。

供人任意捏揉的僵尸

中共对毛的所有讲话及著作，哪些属于可以利用的“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应该摒弃出“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也确实大费苦心。五○年代出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六○年代出了第四卷，这些都经过了“手术”，把“非毛泽东思想”部分抛弃或加以删改修正。毛死后不久，华国锋主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思想还处于混乱状态，还没有经过“一元化”的认识，华国锋更凭自己的看法，将自认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辑入，否则剔去，结果把好些左的货色塞进去。现今，邓小平只能面对上述的既成事实。因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尚未定型，也就不能将毛泽东思想全面甄别，毛选也只好后继无书，只是间中因为“革命需要”，把过去被遗漏或过去被认为“非毛泽东思想”而现在却认为是“毛泽东思想”者，在特定时间加以公开，犹如“出土思想”。

也是为了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所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最近宣布将出版五十万字的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据说此书共有六十八篇毛泽东著作，有十七篇是以往《毛泽东选集》中未收入的。看来，这六十八篇文章是目前中共当权派认为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著作。以后的所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这六十八篇著作了。然而，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中共当权派又换另一批人，那么毛泽东《选集》、《选读》之类，是否又要重新编辑出版？而这样做法，岂非失去理论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毛泽东成了供人任意捏揉的僵尸，如此的僵尸思想，又岂能在人民中享有威信而成为指导思想？

中共至今仍然立毛泽东这块神主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天书，表面上是对目前局势起“安定团结”的作用，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不但影响中共的威信，也说明中共领导人的懦弱无能，而且更是拖改革的后腿，于国家、民族有害。当此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中共又在高唱改革和突破之际，中共领导人实须深思此问题，来一个框框的突破，挣脱枷锁，树立新的观念，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才有起飞之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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