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3年6月7日出生在北京的。但是，四岁未足，就在芦沟桥第一声枪响，揭开了中国对日八年抗战序幕的那一年，便离别故乡，开始流浪了。

战火，启明了一个大时代。同时，也把燃烧着罪恶的影子烙印在我一双单纯无邪的眼瞳上。从我有记忆以来，从不知自己曾享有太平儿童拍手嘻笑欢唱生命中许许多多亮丽美好事物的经验。我的童年是坚硬而贫瘠的。跑进我童年意识中的是枪和炮、子弹和刺刀、黑暗与鲜血。战争，那我毫无概念也极其陌生的怪兽，把我吞噬了。

我永远永远记得，有生以来我第一首耳熟能详也习唱的歌曲，没有任何人正正式式教导我，而是听闻一人唱、十人唱，百人、千人、万人唱之后，无师自通琅琅上口的〈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歌声流泻，越过长白山，俯过中原，跨过奔腾的黄河，展向愠怒的长江。无需任何人教授，只要有一个热血填膺的胸膛，就一定可以接纳得下，也一定会认同，因为那是大时代民族命运的悲歌。

于是，你就会自然而然，欣欣首肯，随之引吭高歌了。这样的经历，如今想来，很难分辨言说是幸与不幸了。我那时，一个知识方萌、对于生活的感受犹是愚𫘤，对善与恶最基本的概念尚未成型的孩子，在从未经理性过滤及平衡的生活环境里，竟茫然接受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浓烈激扬的感情输血。

这一个事实，让我惶惑，让我紧张，也让我不知其所以然地感动。一半自发一半被动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时代命运。我就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中成长了。当更多人血流成河，当更多同胞妻离子散，当更多人家园化为灰烬，当更多人尸骨堆成巨山的时候，我在逃亡。我在流浪。

逃亡、流浪，这都无庸辩说。我想申说的是，我是如何掺入了这逃亡流浪的人潮中的。我想知道的是，正如〈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中唱出的：“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

我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我是全然被动地随家逃亡流浪的。我不是有意识地自发地逃亡流浪的。“被动”及“自发”之间有着颇大的差距，前者的悲剧性远胜于后者。因为，这已属于无可奈何的了。

1937年，当时父亲任职于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奉政府命令押运国宝疏散后方。他也是“被动”的负责国宝的安全，艰困辗转数省，最后才在抗战期中于贵州停驻下来，长达五年。在战前，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艺术精品，分别置放在八十只订制的黑铁皮大箱中，运至英国伦敦展览，父亲便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

而故宫国宝在抗战时期的南迁工作，仍以那八十只黑皮大铁箱中的藏品为主，由原先负责押运出国的人──父亲，再度膺命护运。1947年随同故宫在抗战期间存放四川省峨眉及乐山两地的其他文物，一并迁回南京市。但好景不常，不到两年，国共龃龉加剧，终于在1948年年底迁运台湾。

国宝给了我得以亲炙、崇钦、吸收瑰丽中华文物艺术精粹的良机。它点化了我，赋予了我如何安身养生立命长志的认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契机上去宏发我对人类文化的关怀。

去国以后，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政治上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在文化的感情和认知上，我是一个十十足足道道地地的中国文化人。这列从北京开出的文物火车，我深悉它终必驰返原点，而我也一定会再搭乘这班火车返回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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