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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伪平等社会

建政之初，中共政权通过武装镇压、政治迫害、经济剥夺加肉体折磨的方式消灭了中国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实现了对组织、资源、产出、分配的集中统一管理，从而彻底实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对个人生存的控制。这一体制，从根本上简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除了“为党工作”之外，中国人很难再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若不依附于政治体制，必然难以生存。毛泽东时代不仅没有任何资本性收益，就连农民卖鸡蛋也要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作家赚稿费也成了“不劳而获的剥削”（只有毛泽东本人的钜额稿费除外）。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是极度排斥收入分配不均的，他赌咒发誓要“消灭三大差别”，营造一个平等社会的假象。这大概也是毛死之后中国大陆屡次兴起“毛泽东热”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伪平等思想主要是“反智主义”，他不承认知识、技能与收入分配的正相关关系，认为教授、演员、作家、医生的收入太高，因为这些人都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汉。他主张取消所有学术、技能、军衔方面的职称和等级，也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在毛的眼里，最好的收入分配办法就是延安式的“供给制”，而所谓“供给制”的特点就是不管劳动者的技能和付出之大小，只论被供给者的身份和等级之差别。

毛时代奉行平均主义大锅饭。当然，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其实也还是分成若干等级的：“人民”和“反动派”自然不能搞平均，国营、集体、农村之间也从未平均过。至于大锅饭，也是有些锅大而薄，有些锅小而肥，特权人物总归还是吃小灶的，从来没有全国性统一定量一体通吃的大锅饭。正如奥威尔《动物庄园》中所说，“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毛时代总的特点还是“全体挨饿”、“共同贫穷”，除了毛本人之外，若以货币化的财富而论，那个社会的确难以产生其他的富人。

按政治等级的分配

在毛活着的时候，中国社会被宣传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新老左派们仍然不时给毛时代涂抹上公正平等社会的油彩。其实，毛时代如果说有平等的话，有的也只是奴隶式的平等，是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及其子女，对于“右派”、“反革命”及其家属，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对于大跃进时期三千万饿死的中国人，他们何曾享受过什么平等？诸如户口限制、二元体制、“剪刀差”以及普遍人为压低的工资福利和知识分子待遇，这些东西与毛泽东的虚伪平等理想又岂非南辕北辙？

毛时代所采取的乃是一种政治化的收入分配政策，按照政治身份和政治等级进行差别性的分配，谁更依附于专制体制、谁更“紧跟”效忠于当权者，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益和更好的待遇，谁就可以获得更z袡瞗B更稳定的生存保障。这是一种基于政治身份的不平等，它远比基于资本收益的不平等要严酷和暴虐得多。

如果将非货币化的收入也计算在内，我们会发现，毛时代特权人物的收入比普通百姓何止高出千百倍。江青做一次普通的体检可以让全中国最优秀的一群院长专家伺候半个月；毛的“女友”生病也要住进最好医院的高干病房。至于号称俭朴和廉洁的毛泽东本人，不仅“女友”成群、别墅无数，数亿元的稿费收入在那个年代更是一个他人无法企及的天文数字；他坐一次专机全国要停航，出一趟专列全线要改点。如果将特权人物们的特殊待遇都折算成货币收入，又到哪里去寻找毛时代“收入平等”的泡影？

现时代的伪竞争机制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坚守毛泽东式的“人人平等”，而宣称收入分配“以市场调节为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其严重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在当下中国，少数的几个“橱窗城市”高楼林立，流光溢彩，大有超英赶美之势，而广大的中西部乡村却一片萧条、荒凉破败，几乎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少数的一些官商豪强已经轻松捞足了八辈子也花不完的臭钱，香车宝马、豪宅二奶、胡吃海喝、狂赌滥嫖，一掷千金不在话下，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却越来越上不起学，越来越看不起病，因生活所迫而上街乞讨、进城卖淫、下矿卖命的不下千百万，月月都有为讨工钱而跳楼的民工，年年都有为交学费而自杀的父母！

发生在这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里的贫富差距之大，在当今这个并非“共同富裕”的世界上，也仅有少数几个长期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可与之相媲美。这一事实，让中国式发展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不容回避，也让所谓“中国奇迹”黯淡失色，而对一向标榜“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中共政权来说，无疑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御用学者们对巨大贫富差距的辩护理由，前前后后共有三种：一则说是“必然规律”——从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竞争机制市场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必然规律”；二则说是“正常现象”——官、产、学界那些“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比普通大众获得更高的收入、占有更多的财富，完全理所应当，符合“国际惯例”，纯属“正常现象”，对此不满的大众倒有心理不正常之嫌，要么是“红眼病”，要么有“仇富心态”；三则说是“正在解决”——党和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好政策”：给农民减了负、给下岗工人解了困、关注了弱势群体，还要“构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指日可待，贫富差距的问题“正在解决”之中。

这些说法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贫富差距，一种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情形下的收入差距；另一种是起点不一致、过程不同步、机会不均等、规则不统一情形下的贫富差距。中国的情况恰恰属于后者。

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绝不是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结果。明眼人都能看到：“先富”与否往往取决于政策而非取决于市场，暴富与否则必定来源于权力而非得自于竞争，都市的繁华全都是慷全体纳税人之慨而人为营造，乡村的破落全都是因无度的盘剥压榨而被迫造成。在畸形的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中，市场机制实在无足轻重，权力导向才是决定因素。

中国有一些富人富得让人不服气：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朝中有人、闷声发财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化公为私、贱买国企的，欺骗股民、上市圈钱的，骗地骗贷、投机钻营的，行政垄断、牟取暴利的……，能够做这些勾当的人只可能是官员或依附于官僚体系的人。中国有许多穷人更是穷得让人不服气：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却永远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下岗工人奉献了大半辈子却必须“从头再来”；农民工天天加班从不休假却永远攒不够在城市定居的本钱；花了高额学费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普通工薪族一整年的收入也付不起北京上海几个平米的房钱……，这些收入低下的大众都是与权力无缘的人。

国民财富向权势阶层倾斜

在我们这个国家，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过程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因此结果不可能公平。以财政税收为主体的收入再分配过程由权力垄断、黑箱操作，更加不可能实现公平。

农民至今没有迁徙权和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选举权和大约六分之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权，这注定了近70%的人口处于制度性先天性的竞争劣势。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土地、电力、银行、石油、电信、烟草、铁路、航空、邮政、广电、出版等关键性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肆意设限、立禁、创收、分利的野蛮权力，又为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几乎公开化、普遍化的官场腐败已经构成了现行体制的基本运行特征，腐败行为是对收入分配的反方向调节，更加加剧了国民财富向权势阶层的倾斜。

而走入歧途的所谓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社保改革，事实上形成了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局部恶性通货膨胀，使百姓们辛苦积攒的零散财富又集中回流到官商联盟的囊中。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体的中国税制及其偏私不公、腐败低效的实际征管过程，根本就无法正面地调节余缺。比如，增值税有利于大企业而不利于“小规模纳税人”，所得税名义上高额累进而在实际征管中高度累退，结果只能起到劫贫济富、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反作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各种大中型公共建设工程，以及所有由各级政府支出的特殊公共服务，基本上从来都是由官员、富人们得益。岂止如此，甚至还要借这些所谓的公共项目征地、拆迁、移民之机向穷人疯狂掠夺。公安、工商、城管、计划生育等暴力或“准暴力”部门则一如既往地将他们的掠夺之手伸向城乡最艰难谋生的人们。有他们这群专门与穷人过不去的“公务员”在，中国那些上访的、拾荒的、乞讨的、摆小摊的、蹬三轮的穷人一天也过不安生！

在现行体制下，一次分配的不公，不在于自由放任的市场，而在于自由放任的官场；二次分配的不公，既不是转型社会的正常现象，也不是偶然为之的政策失误，而是没有财政民主、没有宪政体制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当下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一脉相承，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分野。毛时代对分配权的垄断是采取了集中统一的方式和完全政治化的手段，而现时代对分配权的垄断则由放任不羁的官僚体系各自为政地分散实施，并以伪市场化的手段来掩盖分配不公的真实原因。正因如此，中国当下严峻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实在怪不得市场经济，中共政权理应负全部的政治责任。

谁贫谁富，党说了算

眼见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构成对政治稳定的巨大威胁，如今，当局声称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但是，这项所谓的改革甫一启动，便首先从公务员加薪、军官加薪开始，这是在恢复公正还是要制造新的不公？人们恐怕难以乐观。中央的“改革方针”又说要“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看来是要牢牢地掌握分配权不放手了。如此则求取予夺，收放自如，谁贫谁富，党说了算，官说了算！以此而论，这项所谓改革并没有准备在实施机会均等、起点公平和完善市场机制方面去“加大力度”，也并没有准备清算黑金、还富于民，反而打算将“三个代表”扩充为“四个代表”，由代表公平公正的权力阶层永远地将老百姓的可怜收入调节控制下去。

从毛至今，中国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政权对分配权的政治垄断。若不予市场以真实的自由，若不予财政以真正的民主，其他任何的“改革方针”，必然无济于事，这样的“改革”不失败才怪！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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