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0日

2. 12月7日事件发展的详情。

事件发生前不几天，毛泽东派李韶九带第十二军的一个连从黄陂出发。这伙阴谋家急忙向富田赶去，于1930年12月7日日中午赶到那边。

下午三点钟，李韶九把队伍摆在省行委门口，说要找房子宿营。

李昭九跑到省行委找曾山和陈正人。当时，任心达同志和白芳同志正在谈话。

李贼看到他的同伙曾山和陈正人不在屋里，便立即出外找寻。这时，段良弼同志回来了。

于是，李贼率士兵十名左右闯入省行委办公室内。首先把段良弼和白芳绑起来。刘万清同志和任心达同志也在省委被捕。不久，谢汉昌、金万邦、马铭等同志都被捕了。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及其帮凶曾山、陈正人只是用左轮枪威胁他们。

李贼命令士兵进行搜查，曾山和陈正人帮着他干。

之后，他们又命令该连把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

士兵们开始全面搜查。他们毁掉所有的文件，拿走值钱的东西，这样一直干了好几个钟头。

傍晚，省行委机关九名交通技术人员又被捕了。

晚上，同志们受了酷刑。他们就在李韶九、曾山和陈正人面前遭受毒打。李等审问这样一些问题：”你参加了AB团，究竟招还是不招？你什么时候加入AB团的？AB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策略是什么？谁是头子？老实交代。”

同志们拒不承认这些指控，李贼等就用点燃的煤油灯芯来烧他们，然后又重新审问。

假如犯人坚强不屈，刑罚的花样就多了。

他们除了服罪之外别无他法。他们的指甲被折断，遍体灼伤，已经既不能动弹又说不出话来了。这就是头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12月8日，李贼韶九等人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从省政府、政治保卫队、财政部、青年组织和省行委内又抓了十个人。他们也被人用浸着煤油的灯芯来烧。他们都”认”了罪—不认罪，那就会受刑致死。李、曾和陈监督审讯。犯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一些极其残酷的刑罪都想出来了。

白芳、马明和周冕的妻子同时被捕。这帮屠夫剥光了她们的衣服，毒打她们，同锋利的钻子刺穿她们的手，用点燃的灯芯烧她们的身体和阴部，用小刀割掉她们的乳房。他们野蛮到达这种程度，提起来都令人不寒而栗。

犯人都被捆绑着手脚，但根据招供不招供分开押禁。他们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弹。卫兵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监守着他们。只要一听到说话声音，刺刀就会刺过来。

犯人吃的是残羹剩饭。这就是第二天的情况。

第三天，讨伐队又来了一排人。赣西行委的王怀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被捕了。

早饭后，士兵们押解二十五人去处决，其中有许多人甚至还未受过审。

李贼韶九带着第二十军的犯人到东固去，其中包括谢汉昌。其余的犯人都被带上山去，在山区的村子里继续受刑。这就是第三天的情况。

犯人在东固又受拷问。同志们都被用绳索捆绑起来了。他们就只吃了一次东西。

审讯中使用了种种酷刑。首先点出一个人的名来，要犯人确认这个人是”反革命”，是犯人的”同谋”。所有省负责人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个地被点了出来。

甚至在过审之前，犯人就已受了两三个小时的酷刑了。

刽子手们第二天早晨要离去，所以他们就在晚上处决了一大批同志。

但是，在这节骨眼上，第二十军的第174团出人意外地来到了。战士们包围了省委会。释放了被捕的同志。

第二十军在东固揭露了讨伐队成员的罪恶，进行了暴动，把李贼韶九抓了起来。

第二十军的军官和谢汉昌也被释放。他们叙述了富田事件的情况。

第174团的战士们听到这个情况，都极为愤怒。刘敌同志使率领他们开富田去。

他们在富田包围了关押犯人的房子，解除了讨伐队的武装，抓了首要的反动份子。曾贼逃跑了。

这就是第四天的情况。

我们只简要地叙述了几天来的情况，其他难以形容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还很多。

3. 在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前，我们不允许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

但这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决策之前必须特别慎重。对罪行不能不加惩处。江西党组织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对毛泽东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江西的党组织不应自行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毛泽东阴谋毁掉江西的负责人和搞垮江西党组织的情况，究竟如何处置，有待中央委员会来作出决议。

因此，我们在未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之前，无权在民众之中宣布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中国革命！公开地号召打倒毛泽东，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将永远完结。群众不会再信任他。广大群众对这种重大事件，可能产生怀疑和误解。

至于对毛泽东的问题，我们正在党内和共青团里加强解释工作。我们特别根据”一二七”事变来说明他的罪恶行径的意图。

我们向全国的党和青年团组织揭露毛泽东的阴谋，动员他们反对毛泽东，为的是不让他摧毁江西党组织，不让他把党变成自己的派别组织，不让他本人成为党的皇帝，以致断送中国的革命。

我们在过去提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现在我们根据本文件的精神，分发了函件，以便组织一次反对他的斗争。

“一二七”事变确实是江西布尔什维克党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中国革命前途的一大危机。不挫败毛泽东的恶毒阴谋，则不仅江西党组织，而且整个中国革命都要遭殃。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持布尔什维克立场，防止毛的阴谋，同时继续进行反对AB团的工作！

江西省委员会
1930年12月15日
于永阳

(三)
第20军第172团政委刘敌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刘敌走进军部，李韶九便到里屋同军长刘铁超谈话去了。

过一会儿，他坐在我身旁，神情古怪。他对我说：”刘敌，你处境十分危险。”

“什么危险？”我问。

他回答说：”有很多人的供词对你不利。”

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

“他们说你参加了AB团。”

我看着他，笑着问道，”你说呢，我像是AB团的吗？”

我知道对AB团成员施行的那种重刑，便非常坦率地说：”要是AB团的人咬了我，我也没法子。我只能请求党出以公心，把这桩案子弄个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可是受不了苦刑。”

李韶九装出关心的样子说：”那绝不会的。这不是AB团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假如你承认错误，遵照指示去做，那么，事情当然不会发展到拷打和处死的地步。”

由于李韶九说这不是AB团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阴谋。

我一向知道李韶九不是个正直的人，他没有无产阶级的觉悟，老是施展阴谋诡计，引起纠纷。

李韶九说，赣西南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恰恰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就是要反对农民心理，反对分散的游击活动的思想，并且要特别重视城镇工作。我早听说过中央委员会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民心理。在我眼里，毛泽东从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写过一封信给林彪，批评中央委员会。他还公开把信登载在《红旗》报上。

8月1日，中央委员会发函宣布向忠发同志为工农临时政府主席。可是，毛泽东继续颁布命令，照样用他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署名。

打下吉安以后，在至少受过基本训练的军队干部中间，开始感到极其不安，幻想破灭了。我也看到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在日益衰退。这就是对那种建立个人统治制度的反应。

第九次进攻吉安之前，我见到过毛泽东。他问了我关于赣西南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以后，他说：”平分土地和在江西发动进攻，都应归功于刘士奇！”

我问他关于刘士奇的情况，毛泽东回答说：”他是中央政治部书记处书记。刘同志很能干。”

我从来不相信毛泽东能领导我们；至于刘士奇，他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我感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跟对AB团作斗争毫无关系，不过是毛放出了刘这条猎犬来搞掉赣西南的党的干部而已。

我也意识到，假如我坚持党的立场，那就实际上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弹起长沙的老调来：”我是你的旧部，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一定遵循你的政治指示，承认错误。我确信毛泽东不是AB团的人，你和军长也不是。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跟随你们三位。我自己算得了什么？”

从那以后，李和军长对我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们开始安慰我，叫我不要惊慌。他们由于要提人审问，就叫我待在一间有人看守着的小屋里等候。

我听到李韶九在审讯政治部政治学组的组长张启龙。李韶九那么野蛮地打他，以至于苍天都听到了他的尖声惨叫，大地也在颤抖。

我问李韶九和军长：”政治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回答是：”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这样糊涂了呢？谁是AB团的，谁是最近犯错误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调动175团，也不知道172团的李肖大鹏(译音)是不是很可靠。你要知道，你们团实际上是第二十军的惟一的主力。你必须想方设法在你们团里消灭AB团。”

讲完这话之后，他们就叫传令兵带我到营部去。我到那里时，营长张欣(译音)同志和政治代表梁书泰(译音)同志对我的到来感到意外，但显然也是高兴的。在那些日子里党内许多同志都意识到：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提心吊胆，深怕发生意外，老是惶惶不安。

张欣同志说：”我不信这些人都参加了AB团。”

我也想摆脱危险，但我的心为党而隐隐作痛。

我越想越意识到周围找不到谁可以商量。

12月12日，我起得很早。懮心憧憧。

早饭后，我和张欣、梁书泰在密件室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我先讲讲当前局势，作了个简单的分析。他们两人也同意这些事件是一个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我们决定邀请李韶九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然后逮捕他。假如李韶九猜到出了事，我们就召集部队(那时，已经派第174团的三个营去逮捕第175团团长和政治代表)，并释放受难的同志。

会议结束时，张欣同志说，指控蒋平春(译音)等同志跟AB团勾结，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之后，我就到军部去，就这桩事质问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但是，他们倒审问起我来了，因而我就把他们抓了起来。此后，我很快召集部队，决心干到底；也就是说，我包围了军部，把刘铁超捆了起来，还释放了谢汉昌等同志。

当天下午，我到了富田学校，又释放了一大批犯人。

这就是东固事变的经过。从组织观念来看，这种行动是绝不容许的。这次事件发生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这就尤其不能容许。但是，在那种特殊的形势下，我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也是为了拯救党才冒险干的。我没有奉上级的任何指示。刘敌一向在中央委员会和省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进行斗争。他保证决不违背这个原则。他请求中央委员会对他的错误行为作出处分。

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万岁！

刘敌
1931年1月11日
于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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