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偶有朋友留意到联合副刊上有一个新的文学专栏，叫《半月文学史》。有一位跟我提到时还加一句：作者叫个怪名字，没听说过。我暗叫声惭愧。因为以往没用过笔名，要招认都有些心虚，仿佛做了什么盗名欺世的事。

这事要回溯到2003年7月，我把写了十七年的联副专栏停了。那是我承乏台南艺术学院（台南艺术大学前身）的第三年，每天校务倥偬，南北奔忙，自觉在时间、心情两缺的情况下，若不能做常态的社会观察者，实在不宜继续“处士横议”下去。联副的主编陈义芝兄被我一说两说，也就一边叮嘱专栏不写稿子还是得常给，一边“勉予同意”了。

我本来是个没人催稿就没作品的人，如获大赦之余，哪还记得“稿子得常给”的叮咛。大半年下来，义芝看我一个字也不缴出来，开始反悔，常常来耳提面命要我“归队”。这便是2004年7月，也就是《黄碧端专栏》停笔一整年后，我重新在联副写《半月文学史》的缘由。

虽然考虑的出发点是，一个资料性为主的专栏比较不必一气呵成，零星空档也可以利用，但其实也知道这只是“美好的想像”。每天工作和行程繁冗如缕，要维持定期交稿，谈何容易！再想到一年前才公开“告别”，忽焉“复出”，也有点腼颜，因此跟义芝商量用个笔名，随时准备不告而别。笔名叫“山间行草”，什么意思？我跟义芝掰了个理由：

我的生活真像在山间行草：

南艺在乌山头，

我除了出没校园，

每星期有时南来北往达三、四次

──“行草”是山间漫走，也是纸上疾书……

义芝觉得这名字虽古怪，也还有趣，于是开始了我在“山间行草”名字背后写《半月文学史》的这两年岁月。

也确如自己所料，这两年，常常时间到了交不了卷。累积该超过五十篇，结果却只写成三十二篇。亏得义芝和联副编辑同仁，永远耐心十足地表示谅解。然而也到底有了三十二篇，竟可以汇整成书了。这些札记文字，因为要和《半月文学史》的设计呼应，每则都尽量取材于和当月有关的文学人事，也尽量出之以清楚易读的书写；篇末的“记事”则是把历史上跟当月有关连的重要文学事件或历史大事作一点排比，延伸正文的关切面。

写作过程中，出入于史籍篇章，固然是温故知新，往往也更是面对逝者如斯，憬然心惊的感觉。──很多文学人事，初读或初识还在少年，此刻重温，人生却已是去日苦多，霞色入眼。而和我自己的“文学青少年”时代相较，书的阅读如今已被无数不同形态的耳目之娱和讯息来源所取代，知识“分众”形成、“大众”退位，人际也渐无共同语言的对话空间。

然而我总固执地相信，来自好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人的提升的最关键力量──因而也是一个社会提升的最关键力量。孔夫子的话：不学诗无以言。我们这个社会，言语的沈沦和价值的纷乱，部分正源于好文学不复能为我们的人格奠基、言语增华。

文学如海，我的纷忙日程只容许静夜时分的阅读和书写。也因一向是晚睡的夜猫族，写《半月文学史》，举头看见的，多数是窗外的月光。这本小书题为《月光下‧文学的海》，是一个泅泳于文学大海的人，把她拾得的贝螺珍珠拿来献曝的一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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