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30日讯】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的《鹿鼎记》，吾乡文人金庸用差不多20年的功夫写了14部名播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即“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据他自己所称，一生写侠，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业已失落的“侠义”传统。可惜，到了功德即将圆满的晚年，这位文人身上却顽强地表现出了流俗与媚骨，让人匪夷所思。

金庸本姓查，名良镛，1925年出生于嘉兴海宁。海宁查家是声势显赫的世家大族，历代人才辈出。在清代，查家出仕列宦甚多，并多以书诗文著称于天下。雍正年间，出了一个考题“维民所止”，被诬成文字狱，酿成大祸，它的主角就是查嗣庭，是金庸的远祖。而其祖辈查慎行先生，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学者。

生长于这么一个翰墨世家，文脉遗传到了二十世纪，出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子孙原不足为奇，何况他写的是一定会被其祖上痛斥的非“道德文章”的“不经之书”。金庸少年时在家乡附近就读，中学读的是著名的“杭高”。中学毕业适逢日寇侵华，不得不离乡远走他乡。据他自己的忆述，那时曾流落在湖南西部，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当然相当凄苦。这以后，金庸考入国立政治大学，读的是外文系。

金庸在政治大学并未毕业，原因不详，也许是他年轻气盛，觉得传统的大学教育束缚了他的才华。当年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公报招考记者，金庸前去应考。该报在全中国范围内的300名应征者当中，只录用2人，他是其中之一。这是金庸涉足报业的开始。

1948年金庸幸运地被大公报调派到了香港，任“国际电讯”翻译。中共掌政后的1950年，他曾北上赴京，到外交部任职。但因“出身不好”，未能久留，不久即返港。当时的大陆正处于“土改”的狂斗滥杀中，金庸父亲查枢卿被海宁当地评为“反动地主”而遭枪毙。后来在“文革”中，当地造反派又刨了查家的祖坟！

在我看来，这期间的金庸应该是“悲欣交集”（原为吾乡弘一法师遗言），悲的当然是故乡沦陷，亲人被杀，祖灵遭亵；欣的是侥幸逃遁，身处大英帝国殖民地，尚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他在1959年创办了《明报》，从此“右手写武侠，左手写社评”，驰骋香港报界、文坛30年，创下了无人匹敌的“金庸神话”。

说来惭愧，他的煌煌14部武侠巨著，我至今只完整读过《天龙八部》和《鹿鼎记》，故不敢轻易作评。好在前些年已勃兴了一种“金学”，赞赏者与研究者如鲫过江，金庸在武侠文学中的至尊地位似乎已成定局。而我感兴趣的倒是武侠之外的“另一个金庸”，1949年后他在“国难家仇”之下避祸香港，只手打天下，除了高产武侠传奇外，以政评家和自由报人的身份抨击中共、主持公义，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1956年他在大公报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抨击时弊；1962年他的《明报》因全力报导“大陆同胞逃亡潮”而名声大振，发行量剧升；1964年10月16日中共试爆首枚核弹，金庸勇敢地发表《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社评，并因此与中共在港的喉舌大公报展开激烈论战；1966年大陆文革爆发，他在《明报》上率先展开一系列的分析与批评；翌年香港发生“67暴动”，他和《明报》成为左派势力重点攻击目标，被左派分子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曾受死亡恐吓，一度离开香港暂避；1973年以明报记者身份赴台采访蒋经国等政要；1979年走得更远，金庸参加了台北举行的“建国会”，并当了小组讨论会主席……

令人不解的是，80年代以后，金庸的政治立场突然变得暧昧起来，在跨别大陆32年后，于1981年携全家赴京，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一见面就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令金庸受宠若惊。1984年，他出版了业已变味的明报社评集《香港的前途》，并以此作为见面礼，再次赴京拜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香港回归”献计献策。一年后，金庸果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旋即又荣升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经过30多年的“另类生存”与“曲线求荣”，金庸终于身登龙庭，扬眉吐气了。我猜想，这一“龙恩”几乎相当于古代的“翰林大学士”，其功名已超过了查家列代祖宗。但是1988年他主持起草的政改“主流方案”，并没有像他的武侠小说那样博得掌声，相反却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曾有港民示威于明报社，火绕《明报》报纸。金庸不得不出面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为中共政策背书，更遭港人唾弃。

1989年5月正值北京大学生民主运动高涨时，他突然辞去基本法“草委”与“咨委”二职。六.四大屠杀发生后，金庸在电视台采访中挥泪陈词：“没想过这个政权会向人民开枪。”稍稍挽回了点公众形象。我分析，六.四期间金庸之所以会有如此表现，首先可能是他的人性的一面在瞬间被唤醒，另外也不能排除91年他的“明报企业”即将挂牌上市，“人气指数”性命攸关啊……

没过几年，这位“游子”似乎又“想家”了。先是1992年，他“衣锦还乡”回到嘉兴祭祖访友，捐建了一个“金庸图书馆”。紧接着再次上京拜见了总书记江泽民。此时，《明报》上“哈公专栏”停刊，不再进行反共言论，舆论认为这是金庸再次向中共靠拢的迹象。而对于千夫所指的“六.四刽子手”邓小平，他则奉若明主，公开表示：“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像一部武侠传奇那样，高潮总在后头：1999年，金庸“老夫聊发少年狂”，豪迈地接下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的烫金聘书，并向全国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专业的博士生。他在该校每一年仅有的2、3次“学术讲座”中，亲手把自己的“光辉形象”糟蹋殆尽！据一位在浙大人文学院任教的教授朋友告诉我，学院好不容易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安排了一次金庸讲“大课”，作学术报告。众师生兴奋不已，外系师生也赶过来，报告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没想到这位大师突发高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如何学习“三个代表”，甚至扯到连中共也已耻于出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他得知报告厅中有新闻系同学时，便张口教导道：“新闻工作者应学人民解放军，随时听军令号召，为国家效命……”令广大师生目瞪口呆。此刻他早已忘了自己在六.四期间谴责共军屠杀人民的发言。

据另一位了解内情的浙大友人透露，金庸虽然是博导，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和“龙泉问剑”这样的商业作秀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5年后，金庸终于明白作为“亲共院长兼博导”，在大陆，甚至他的老家也已失去了市场，所以提出辞呈，扔下几名未毕业的博士生一走了之，造成当时轰动新闻。对此，也曾请金大师前去作过类似“学术报告”的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表示“长出了一口气，一场错位终于结束了！”刚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的批评则直接得多：“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对此，《金庸传》作者傅国涌先生评论道：“金庸的一个问题是，他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何必还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追求声名。如果他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公众事务，而是安心在家颐养的话，他获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现在多得多。”

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此，这位前清世家子弟，这位“苦大仇深”的海外浪子，自从1972年受到邓小平接见，并随后被钦点为“草委”和“咨委”后，感主隆恩一直渗入到了骨髓。被“轰下”浙大讲台后的2004年，他借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机会，仍在对他的“恩主”大唱赞歌：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先生伟大的构思”；

“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没有他对香港的前途提出这许多设计，那么香港将是怎么一个样子，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邓先生在过去二十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1978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

“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如此谄媚高调几乎可以让《人民日报》社论作者也感到难为情。

这就是千百万读者心目当中的金庸吗？一位在《天龙八部》中塑造了“乔峰”这样的侠义盖世、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位曾在《明报》社评中“执笔如刀、忧国忧民”的金大侠，到了晚年，怎么会“糊涂”成这个样子？然而，细细一想，我觉得他并非糊涂，而是失去了道德底线的“韦小宝式”的聪明──乔峰其外，韦小宝其内，这就是金庸先生的真实写照。@

2006.7.27.宁波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