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许多次到刘正文先生家，与他谈心时，总是不断教导我“要听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小陈，你真幸运，如果当初我们公安不挽救你，现在必定关在牢里。”——那时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注23]

他说：“你战斗在一线，与‘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强思想改造，否则，很容易被‘阶级敌人’俘虏。”

陈亚陆判刑后不久，:他说：“陈亚陆也算幸运的，要是迟一点，已经完蛋了。现在新政策下来，‘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发起人，一律枪毙。经验证明，那些头头是改造不好的，刑满释放出来，继续从事‘反革命’。”

他说：“你们真的要感谢毛主席宽宏大量。我们一位无须报告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向主席建议说，那些阶级敌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顽固的反动思想，这样打来打去很麻烦，花费我们很大的力量，浪费国家钱财。不如干脆向列宁、史达林学习，把他们赶到山谷里，用机枪一顿剿灭。”——当年列宁、史达林把一群群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包括抱在手里的娃娃，一齐赶到山谷里用机枪剿灭，斩草除根。

“毛主席怎么回答呢？”我打了一个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没有回答。”——当时体会，确实如刘股长所说“毛主席宽宏大量”，后来研读《毛选》，反复思考，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棋高一着”，为“阶级斗争”留下“活靶子”，树立“对立面”，否则，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呢？

“这位首长可能是罗（瑞卿）部长。”我说。

“你不要乱猜，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多着呢，这位首长还可以跟毛主席开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烟，他问毛主席您抽什么烟？说着，就从沙发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听装大中华牌香烟抽起来……”

故事饶有兴味，听得我瞪大眼睛。

刘股长与我谈话，“你们”“我们”泾渭分明。我总是感觉，他有一种职业敏感，对我不放心。

前面第（10）节，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不一定是刘科长设计的，但他一定参与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晚，刘科长到我弟弟家，问到我在百里之外长沙县范林农机厂工作的地址，准备下乡来见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毛泽东逝世，公安无非是想搜集“阶级敌人”的反应，我在偏僻的乡下，哪知道什么呢？如果是想了解我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则证明我仍是长沙公安关注的重点。

获悉毛泽东逝世后，我独自关在卧房里腹诽，拟成一篇《讨伐毛泽东》檄文的腹稿。 [注24] 但我知道，“伟人”逝世，社会震荡，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夹紧尾巴，低调行事。那几天，喜欢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欢讲笑话的我，不讲笑话，脸上忧忧戚戚，埋头做事，但我挤不出眼泪。

果然，后来一位公社党员朋友告诉我，他听到一句“话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员在与书记研究追悼事宜时，明明说了“陈沅森”三个字。这位朋友后来又听农机厂的干部说，公安特派员到厂里转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心中有数。

长来长往，关系密切后，刘正文先生一些个人隐私和家事，也不回避我。他退休时因工资级别问题，产生了一点情绪。一天，特地打电话叫我去，拿出一份报告，请我斟酌。内容无非是与XXX攀比，要求涨一级。我劝他，报告不要交上去，一辈子兢兢业业，这份报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坏了，而且，达不到目的。他的女儿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进行劝导。

刘正文先生终于想通了，没有提交那份报告，快快乐乐退休。

因职业需要，刘正文先生太喜欢喝浓茶，抽香烟了。案件一来，24小时连轴转，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体内积累有害物质太多，终于抵挡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终年65岁。

刘正文先生病重时，我去医院看望，献鲜花一束。最后一次谈话，仍嘱咐我“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遗体告别时，他夫人告诉我，弥留之际，喃喃念叨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个就是我。在刘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无法寻求。

我丝毫没有美化共产党公安的意思，但刘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人性尚未完全丧失的公安，他是一个孝子、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对于“阶级敌人”，他绝不留情。

受“党文化”的影响，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人们总喜欢脸谱化，好人永远是面目端庄，器宇轩昂；坏人则永远是龇牙咧嘴，丑陋不堪。人性是复杂的，大多数人具有双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坏，也不是一切都坏，一无是处。我所见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长、L公安，他们都比我大几岁，说不定读过孔孟之书，至少小时候受父母旧礼教的熏陶，在家里他们可能温情脉脉，一旦到了工作岗位，便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所见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钻进公安队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挨斗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文革”后不知怎么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击“阶级敌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轻微经济问题“家庭出身伪军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劳教，最多不过判一、两年刑。但落到他手里，重判7年。（见[注18]）任务完成后，Q公安到刘科长家“报喜”，我在座，他没有回避，洋洋得意地告诉刘科长，一副邀功请赏的“哈巴狗”嘴脸，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阶级立场更坚定”。

刘正文先生16岁当公安侦察员，聪明机智，思维敏捷。我在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中以他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侦察科长黄晓阳，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刘科长一辈子为共产暴政服务，越能干，对人民犯的罪越严重。

我来加拿大后写了许多揭露中共罪恶的文章，消息传到国内，一定震惊了长沙公安，使几位离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镜，悔不当初（没有干掉）！一方面，他们可能建议上级对我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可能将责任一股脑推到死人身上，责怪刘正文先生充当了我的“保护伞”。

实际上，摆脱公安控制后，我钻研机械技术，研究发明创造，研讨销售学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应用；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挣钱养家糊口真正远离了政治，哪有时间管闲事？……逢年过节去看望刘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谢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另一方面，是让“老领导”将我的良好现实表现传达给公安局的其他领导，让他们放心。

刘正文先生用“人性的”、“亲切的”手段，羁绊我长期为公安服务；我在“靠拢党和政府”的实际行动中金蝉脱壳，不露痕迹地摆脱了公安。他不是什么“保护伞”，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人。(待续)

[注23]“斯德哥尔摩症”是2005年兴起的一个新辞汇，大意是“被坏人欺侮了，还认贼作父”。

[注24] 《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见《佛怀煽仇录》（//www.tvsmo.com/gb/nf2872.htm）第十一章结尾一段。这一章将题目改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参加“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获二等奖。纸介质版本《佛怀煽仇录》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东印刷钉装公司出版（电话852-610-87990）。(//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