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3日讯】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将人的权利看成是“仁政”的恩赐，而西方则将它看成是上帝给予的，这是人赋人权与天赋人权的不同。

生存权是人权中最为基本的一项，只有满足了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最简单的生存条件之后，才谈得上其他的人权。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仅仅停留在解决中国人作为生物人的基本要求上，而不承认人还有社会性的一面，还拥有其他的权利，其结果实际上放纵了人的生物性一面，让人的精力都消耗在生存欲望的满足上面，因为不允许追求生存权之外的人权，长此以往，让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生存权就是人权的全部。

在我们生存的时代，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孔不入，具有无限的职能，能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今天看来，在某些纯粹娱乐性的、物质消费性的领域似乎已放手不管，其出发点恰恰是纵容人的官能享受，这是古往今来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段之一，即放纵浪才、扼杀人才、培养奴才的招术。单纯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就是要将全民的思想重心转移到赚钱上去，鼓励人人向钱看，在丝毫不影响绝对权力的前提下，允许人们把金钱作为膜拜的对象，以权、钱为轴心重建世间的秩序。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稳固既有的权力，保持既得利益，而且可以从中大捞一把，利用权力圈钱，化公为私，权钱交易，无不玩得得心应手，大量披露的腐败案虽然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但已足够证明这一切。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同样腐败，同样贪污，但程度、面积都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那个时候毕竟有独立的民间报刊，像《大公报》、《世纪评论》、《观察》周刊等，傅斯年等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可以公开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批评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一等一的显贵，今天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而不是天下之公器，那个贪官该被揪出、该被曝光，都是由权力自身权衡得失作出的，被抛弃的往往是官场角逐中的失败者，民间没有渠道打“老虎”，连拍“苍蝇”也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的口号喊得越起劲，老百姓听起来就越有讽刺的意味。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是权力无限，另一方面是权利缺位，这样的制度环境必然是腐败丛生、道德沦丧、人欲横流，人们不再将荣、耻当回事，“笑贫不笑娼”注定成为主流的价值，人民过去对贪官污吏的那种憎恨感渐渐消失了，代之以羡慕、向往、恨不能如此等复杂的情感。对权力舞台上的起落、花样，人们不再关注，因为无力改变现状产生的严重失落感日复一日，导致了全民族的冷漠、沮丧和虚无。久而久之，人们连对“仁政”也不再奢望，更不奢望拥有无限权力的“仁政”或“暴政”有一天突然开恩，将人的权利赐给自己。

我常常想，没有对人的权利的自觉，没有人权的保障，人不过是吃饭机器、造粪机器、资源消耗机器，和其他生物并无什么不同，这样的存在是可怜而且可悲的。结束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就必须意识到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剥夺的，人类建立政府的本意就是要保证这种权利不受侵犯，而不是相反。时间进入21世纪，对于人权的认知不能停留在秦始皇的时代，把人的权利还给人，生存权之外，我们还有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信仰的权利，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包括经济方式、政治方式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有一项是不完整的，如果为了追求这些权利还要遭受监禁或其他形式的迫害，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的时代，一个离秦始皇不远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还将持续多久，我并不知道，但我清楚，它必须成为历史，也终将成为历史，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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