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2日讯】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并愿此书成为七千万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
讲到人性，我真弄不清楚，说“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恶”究竟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有些人的行为竟然是如此冷酷、残忍、凶暴、堪称十足的虐待狂？为什么有些人以杀人为乐趣？为什么有些人对于他人的痛苦竟是如此的无动于衷，甚至从中取得喜悦和享受？这能说仅仅是心理变态吗？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记载过多少起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甚至种族灭绝的罪行，还有使用无尽无休的折磨人的办法进行刑讯逼供。我也记得割鼻子，割耳朵，宫刑、绞刑、凌迟处死，五马分尸，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等等。至于私刑，更是花样翻新，最令我难忘的是往肛门或阴道里插炮仗把人活活炸死。再往前数，还可以追溯到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往往是胜利一方把战败一方的男人吃掉。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原始人本来就与兽类相差无几，远未摆脱兽性。再说，当时生产力太低，寻觅食物困难，不吃掉俘虏，哪里还有力量养活他们呢？曾记否，秦朝大将白起下令活埋40万降卒的历史？
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和趋向文明，人对人的暴力行动有所减少，但是远未根绝。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令人感到眼花缭乱，可是，人类的道德水准却并未“与时俱进”，有时反而呈现倒退趋势。奥斯威辛等集中营使用毒气、炼人炉以及南京大屠杀对于和平居民进行大规模集体杀戮、日本731部队拿大批外国俘虏做各种细菌的试验品等等就是例子。
再说中国大陆吧。随便翻阅报刊杂志，随手拈来一些例子，令人发指。先说文革期间，北京郊区大兴县的灭门屠杀，一共杀死三百余口，连刚出生十几天的婴儿也不放过；如广西钦县大规模的杀人、吃人现象，甚至革委会的食堂里也煮过人肉，因为这种现象过于普遍和丑恶，胡耀邦看完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报告后指示对此事永远保密；共产党员张志新生前被轮奸，临刑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临刑前被用铁丝钉住上颚和舌头，处决后被奸尸和割去双乳；钟海源临刑前被活活摘取肾脏器官；参加造反派的女中学生们（多数尚未成年）用铜头皮带把中学女校长活活抽死；用滚烫的开水把所谓的地主婆活活浇死；村革委会主任带领六个男青年，来到一个17岁的女共青团员家中，以革委会名义“答复”她替她父亲的申诉：将姑娘绑在长凳上，让六人轮奸，后来不堪污辱的不幸姑娘和她父亲留下遗书，双双自尽，等等，等等。再举个身边的例子。我在劳改队遇到一个王姓犯人，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原来他在劳改队可是个一级劳力。文革时知识青年上乡下乡，和劳改犯住得很近。犯人出工特别早，三点钟天没亮就起床，由两名值班犯人去食堂打饭。前面的犯人走得快，一转身不见了。走在后面的王匆忙中挑着早餐误入了女知青宿舍，尚未起床的女青年们大吃一惊，喊道：“劳改犯来了”。喊声惊动了男青年。他们从被窝里冲出来，到女生宿舍一看，不由分说，将王犯塞进麻袋，往外面石板地上连续扔了许多下，使他终身致残。
总之，文革期间的暴行数不胜数，文革期间残害被批斗者致死致残不计其数，就不一一细说了。
有人会说，那毕竟是文革时期的事，现在中国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吧？让我们也看一些例子，大家知道有个在国外获奖、国内禁演的电影，名叫《盲井》，反映的是真人真事。在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有一批犯罪集团，专门引诱农村青年到私人矿井劳动，一下到矿里，他们就把这青年打死，然后制造一起爆炸事故，再去找矿主索赔。私人矿主为了息事宁人，愿意付出几万元人民币私了。类似的杀人讹诈案件他们干过几十次，每每得手，屡试不爽。沈阳民警仅仅因为看人不顺眼，打瞎对方双眼。山西省派出所民警抓了一个年轻农民，农民破口大骂，民警就割掉了农民的舌头。在广东省和山东省发生过同一类型的杀人案件：素不相识的农工从拖拉机上扔绳套套住后面骑自行车女子的脖子，将她摔倒在地，然后不听他人劝阻，把对方活活拖死。六男子轮奸替妹妹苦苦求情的女大学生致死。继父杀死十七岁的女中学生，然后予以肢解，将其四肢插入腹腔内。父亲将考试不及格的中学生女儿关进山洞，结果几乎全村男子都去强暴过她，事发后发现姑娘尸体上的乳头已被咬掉。北京四少年绑架16岁的人质并加以杀害，被逮捕判刑后在法庭上相视而笑。因为他们有思想准备，知道法律有规定，作案前就曾经说过“反正我们是未成年人，不会判死刑”。哈尔滨市发生一起宝马轿车故意撞死卖菜农妇案，肇事者扬言：“大不了赔十万元！”中国名义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可是实际上还是要收学费。于是校方让小学生从事危险性极大的劳动，代替交学费，结果造成江西省芳林村小学62名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被炮仗炸死，而镇长竟然说：“就当作是实行了一次计划生育！”最近还有两件谋财害命案，一起是三名入室抢劫犯居然把已经被绑住的女主人连砍25刀致死，另一起则是一名抢劫小卖店的凶手竟将一对年近六十岁的夫妻连砍了一百一十刀致死！人啊人，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残忍？
六四大屠杀中解放军竟然使用国际法禁止使用的毒气瓦斯和开花子弹（炸子儿）屠杀人民和用坦克把人活活辗死。在610办公室的指示下，凡是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捕的“犯人”，被折磨致死后一律按自杀上报，结果造成全国范围的酷刑迫害，其中甚至出现一天内哈尔滨十五名法轮功女学员在看守所自杀的荒唐奇闻。中国政府蓄意制造所谓法轮功信徒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被许多国际权威组织查明揭穿。解放军哨兵故意杀害无辜犯人，然后伪造现场，弄虚作假，倒打一耙，诬陷犯人企图越狱，从而立功受奖。至于在监狱里利用犯人打犯人，批斗时打黑拳，更是家常便饭。你们是否知道把头发吊起来或者把两手的拇指吊起来是什么滋味吗？你听说过法轮功修炼者28岁的王凤萱和她那仅仅十个月的小男孩也惨死在监狱里吗？孩子尸体上的伤痕累累，很像是被用绳子绑住脚让婴儿头朝下倒挂着而造成死亡。最近曝光的高蓉蓉惨遭残酷折磨致死的消息更是令人发指。这位年仅37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仅仅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被用强电棒打击脸部七小时，造成严重毁容，尸体上伤痕累累，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大家不妨再读读明慧网上揭露出来的虐待所谓犯人的种种酷刑。我们已经习惯于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待共产党人是如何的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经常揭露日本军队的侵华暴行；看到痛心处真叫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身边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灭绝人性的暴行，情不自禁地要问，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军警和国安，还有610办公室的种种罪行，哪一点比当年的日寇和国民党特务逊色呢？给我印象极深的一桩日寇罪行是731细菌部队。他们拿大批各国俘虏做病理试验，臭名昭著。其中有一次他们把附近的一个可能误入他们地区的男孩抓去，不由分说地把他强行放在手术台上，将他麻醉后，就把他活活地解剖了。他的五脏被有条不紊地分别送到各个实验室，被他们“各取所需”了。这个故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说明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时间过了六十年，据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已经当家作主了。可是从钟海源到最近被揭露出来的苏家屯事件，让善良的人们感到，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生命安全毫无保障的国度里。我始终想不通，那些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怎么能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同类下得了手！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可言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执行酷刑者、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者固然凶残，下令对法轮功修炼者“格杀勿轮”和“打死算自杀”的上级领导们虽然并未亲自出马，但是他们的惨无人道的凶狠心态难道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可言吗？谁又能说这些人的暴行仅仅是个人行为呢？
许多年轻人不相信，文革时期学生能把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活活打死；许多年轻人不相信，大兴县会出现全村灭门的屠杀；许多年轻人不相信，钦州大规模杀人以后又大规模集体吃人的行为；许多年轻人不相信，居然能够用刀子割断张志新喉管，用竹签子钉住李九莲的上下颚，仅仅是为了预防他们在处决前喊口号；许多年轻人不相信，他们会把女性法轮功信徒剥光了衣服送进男监狱任人蹂躏。等等。中共当局如果不是为了证明四人帮的残忍和为了树立张志新为勇斗四人帮的模范党员的话，恐怕他们也是决不愿意揭露出张志新在监狱里如何惨遭虐待、被轮奸、被割断喉管等等暴行的。
令正常的人更加难以想像的是，一个自己曾经如此信赖的党怎么会数十年如一日，将正常人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这里既有法轮功信徒，也有大批上访者，数量之大，超过人们想像。要知道，进精神病院比关进监狱更可怕，只要你不屈服，他就可以说你的病没有痊愈，需要继续治疗，这就等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再说，任何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住在一起，天长地久，恐怕也会变得不大正常了。而人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至少可以证明，把你关进精神病院绝非故意陷害啊！再往后，一个被判定为精神病患者的人，即使他上诉或控诉，他的话有多少人能相信？这就对了，抓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访无门，上告无门，申诉也无门，活活委屈死！下面咱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
再说刚才提到的苏家屯事件。众所周知，在沈阳市郊外苏家屯有一处过去的地下工程，现在被改成了特殊医院，多年来大规模地采用活体器官，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以前人们一直纳闷，为什么中国大陆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总是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难道中国人真的特别坏？真的有这么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之徒？现在人们懂得了，医院和公检法联手创收才是根本原因所在。通过苏家屯事件的被揭露，也就使得“为什么有那么多法轮功修炼者失踪”的问题得到了一个解释！这么大的举措，没有中央的批准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善良的人们往往会问，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吗？我没有到过苏家屯，按理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早就知道钟海源临刑前被活体取肾的遭遇，我也知道许多中国医院动员海外侨胞速来大陆换心、换肝、换肾的广告。我确实觉得“无风不起浪。”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被中共中央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根基、毁灭了人性和天良的中国大陆，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大家不妨再读一遍关于最近曝光的王树红、佘祥林、李久明的冤假错案，想一想他们并没有犯法，为什么会老老实实地承认作案？再看看，在物欲横流的中国，坑蒙拐骗成风，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假药、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假烟、假酒、发展到假文凭、假护照、假钞票、假发票、假证明，几乎无物不可假！假大空话浮夸风泛滥成灾。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经成为普遍规律。
不可否认，犯罪活动各国都有，但是上述例子处处突现出中国人性的特别残忍，就好像魔瓶里的妖魔鬼怪那样一下子被释放出来似的。
人们在感叹人心不古之余，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风尚这么差？为什么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对待别人的痛苦这么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究竟是谁败坏了中国的民风？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败坏了民风。确切地说，它是通过自己已经败坏了的党风再来影响和败坏了民风。
为什么中国人性如此坏？首先，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煽动的阶级仇恨！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又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在这里，造反和斗争是同义词，也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的含义。而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就说过：“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到了文革期间，他进一步道破了他的斗争哲学的实质，鼓吹“要武嘛”！实质上是鼓励武斗，为红卫兵、造反派的打砸抢和武斗进行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而在这期间，毛泽东语录，诸如“对反动派决不施仁政”，“压迫这些人”，“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中共喜欢引用的苏联名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全党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雷锋在日记里写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那样冷酷无情”等等都使得已经被煽动起来的群众情绪更加愤愤然。一个人只要被划入另册，或者哪怕是仅仅被怀疑有问题，大家对待他就像遇到瘟疫患者那样，加以孤立隔离。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彻底性，总是搞“宁左不右”，甚至刑讯逼供。可是，一般被斗的对象，并不像在电影里描绘的那样，是什么“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人物”。他们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吃了咸菜不准喝水、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准躺、不准坐等刑罚面前往往被屈打成招！例如，所谓“内人党”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后来怎么会扩大到三、四十万人之多呢？当然只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而这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加鼓舞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分子继续显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对“敌人”越狠，就显得自己越革命。所以更加“宁左不右”。任何过火行为顶多是个方法问题；而讲“政策”往往等同于“书生气十足”，对敌人恨不起来，是温情主义，很容易被戴上“同情右派”、“右倾”的帽子。接下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右倾等于不革命，不革命等于反革命。一不当心，自己也就变成了革命对象。所以人人竞相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越左越好，甚至发展到互相交流经验，研究酷刑的方法和杀人的手段。与宣扬仇恨心理的同时，他们从骨子里反对、痛恨真善美的东西，他们反对一切劝人为善的思想，认为那是妨碍他们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障碍。
共产党主张无神论。本来，信不信宗教，信什么宗教，是每一个人自己有权选择的事情，是人与生而来拥有的自由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也是这样写着的。可是实践证明，共产党实质上对宗教采取排斥和歧视的态度。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对于各种宗教的严重破坏和对宗教界人士的残酷迫害的千万实例我不在此重复。他们宣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什么呢？其中包括不畏惧神灵、不相信来世、不惧怕报应。因此，有了毛泽东造反理论做后盾，人的良心和灵魂已经被扭曲到“越残忍越好”的地步，这时候的无神论对这些人就起了保护伞和护身符的作用，使他们在响应号召“破四旧”时，敢于无法无天；壮起胆来。既然是“要武嘛！”，而且“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使用暴力，整死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在人口雄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哪怕打死几百万人、几千万人也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罢了。斯大林说过的：“死一个人是杀人，死一百万人只是个数字”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实践。因此，这些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干，干天大的坏事也不会感到良心受谴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初中学生居然下得了手，把教育自己多年的班主任和校长活活打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大屠杀中居然下得了手，连初生婴儿和八十几岁的老人也不放过；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为了挖掘陪葬的财宝，竟然大张旗鼓地去挖人家祖坟。至于假借抄家之名把抄来的金银首饰、奇珍异宝藏为己有者更是不计其数。从后来被揭露出来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如何对文革中被抄家物资进行贪婪无耻的偷盗行为（例如，一幅名画二分钱，一卷书法一分钱等等）中,人们可见一斑。
共产党败坏了民族风气和道德准则，还表现在“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毛泽东自己刚刚主持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可是紧接着就采取卑鄙手段，根据人家的私人日记和来往信件给人家定罪，这就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每逢政治运动，号召大家揭发检举、划清界限，六亲不认、鼓励告密、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异议人士。至于窃听电话、偷拆信件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已经是小儿科了。我认识的几位大学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去干这种工作。说来也巧，我讲个亲身经历的趣闻给你们听听！我从苏联毕业回国，与许多苏联老师和同学保持通信联系。考虑到对方写中文有困难，我把自己的地址写在空的信封上，邮寄给他们。1962年的一天，我照例收到一封苏联来信，信封是我写的，没错。打开一看，却不是俄文，而是三页用毛笔写的信纸，从内容看，是父亲写给女儿的。说她母亲病重住院，花费一万二千港币，现在母亲已经去世，还有一大堆家常话。我去找甘肃省邮电总局，接待我的同志告诉我，宪法规定保护私人通信自由，他们从来没有拆过信，也从来不干这种事情。接着又跟我要去了那封香港来信。过了三个月，邮电总局的回信来了，附上我的苏联同学给我的原信，向我表示歉意，最后说，“至于这事究竟怎么发生的，现在还不清楚，待查明后再告诉你。”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种事若非亲身经历，很难相信。如果我还心存幻想，等他们哪一天查明后再告诉我，我岂不成了白痴啦?
今日之中国，几乎无物无事不可假。那么，什么是造假的根源呢？离休干部、当年的地委书记张树藩写了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大跃进时期饿死一百万人民的经过。非常值得一读。看看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要撒谎，是怎样撒谎的，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人人撒谎，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党中央。而党中央为什么接受这种广泛的骗局呢？一是投其所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二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三是现在的领导人至少90%以上就是靠说假话、说违心话才得以步步高升，爬到目前的位置的。这充分暴露出所谓为人民服务、新三民主义等等在个人利益和安危面前统通退居第三甚至第四位，早就被抛到脑后去了。这也是绝大多数正直的人士总是“上不去”的缘故。
各项运动中被打倒的绝大多数是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人，过了许多年后，实践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可是却没有被委以重任，顶多官复原职，也还是比当初平级的同事们低好几级，这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人微言轻”的局面。你的职务低，你说的话份量就轻。你的决策权也小，你就无力纠正党的一系列新的错误做法。电影“天云山传奇”就是从生活中无数实例升华的一个艺术典型。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正直的敢于说真话的党内外人士的一再欺骗（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三不政策：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决不秋后算账等等），一再打压，一再失信于民的结果，造就了全国全党阳奉阴违、说假话习以为常的严重后果。
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拿不是当理说，是毛泽东的一贯伎俩，是他的看家本领！最有名的是“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们说我们是秦始皇，你们说对了。但是你们说得还不够。需要我们来补充。”就连大众公认的贬义词“好大喜功”到了他嘴里，也变成了“优点”，说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有什么不好”！他是强词夺理的典型：当他实在没有道理可讲时，就搞转移话题，就歪曲人家的原意，就故意煽动感情、就搞以势压人，实在说不过了、被挤到墙角了，就大耍流氓，就破口大骂，等等！一付破落的泼皮相！十足的文痞本色！大家回忆一下，从梁漱溟到彭德怀，哪一回他不是这么干的？就连“你以为你比西施、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最丑”、“在延安你操我娘40天，现在我操你娘20天”之类的话他们都说得出口！大家再回忆一下，在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的55万（有消息来源说是70万到300万）个优秀、赤诚而又天真、轻信的中华儿女中间到底有几个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说“共产党是混蛋王八蛋”的，又有几个像毛泽东所故意煽动的那样，说“要杀共产党”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开始明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十足的霸道的辩论（强辩）方式和堵嘴战术，说到底是底气不足，手中没有真理，可是又死要面子，生怕丢了面子下不了台，才采取上述种种不正当的手段，以求得逞一时；至于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的交锋，则更加动机不纯了，干脆就是私心膨胀，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一把手交椅。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他不惜牺牲彭德怀，不惜牺牲真理，更不惜置千百万饥民于死地。这就是毛泽东又得以保住王位长达17年、继续祸国殃民长达17年之久的关键诀窍。如果说，六四的枪声一响，就决定了共产党的统治的非法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从在庐山会议上把坚持真理的彭德怀打倒那一刻起，也就决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合法性？今天的领导人表面上批判了四人帮，可是对于毛泽东依然爱戴如故，不惜花费无数纳税人的钱财把他的尸体存放在纪念堂里供万人参观。在这种情况下，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又怎么可能彻底呢？对于文革的余毒又怎么可能彻底肃清呢？这就难怪在拨乱反正以后许多年，还不时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种种流行的标语口号在阴魂不散地散发余毒哩！
古训曰：“人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是做人的起码道德标准。可是，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党和国家的一把手，说过的话居然可以不算数。刚刚号召大家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回过头来，一巴掌把响应号召、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所谓右派，而且厚颜无耻地诡辩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而把人民禁锢在恐惧之中。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看，处处凸显出一言堂，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威，一把手说了算。建国以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以至于江泽民，谁给他提意见，特别是在原则问题上谁给他提意见，他认识不上去或者接受不了，就给谁乱扣帽子，摆出一付牛二买刀的瘪三相，令人作呕，而且毫不虚心，毫无自知之明，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很坏很坏的习惯。历届党中央的领导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怕神，唯独害怕真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这就是本人早在1964年就给中共中央下的不幸而言中的结论。
从思想论、方法论来看，中共中央也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毫无反思和自知之明，只有我（我们）最高明！对于任何胆敢对党中央的决定提出怀疑的人，就居高临下地质问：难道你比党中央还高明？中共中央故意让人人都这么以为，结果人人也真的都这么想，于是中共中央（确切地说，是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就真的变成了最高明的了。记得我们一大批留学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生于1960年毕业回国时，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接见了我们，给我们做内部报告，要求大家“绝对相信”党中央的“绝对正确”！其中有个小有名气的报人，叫范长江，他做报告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而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可是，范长江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六年之后，他自己就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这就是他所说的“伟大而幸福的毛泽东时代”给予他的恩赐！还有一个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他擅长写文章，他的诗词充满了豪情壮语。其中有的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等等，一付踌躇滿志的样子，也真有点感染力。可是曾几何时，毛泽东把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打倒，其中不少人死于非命。有人会说，毛泽东并没有直接下令处决他们呀！这话不对。这只能证明毛泽东比斯大林更高明、更狡猾。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得到了党中央的保护，包括宋庆龄、郭沫若、钱学森等等都得以侥幸过关。因此，按理说，毛泽东完全可以说：“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怎么批斗都可以，但不准伤害他们身体，到时候我跟你们要人”。那样做很难吗？如果真的那样做的话，那些人会被迫害致死吗？因此，对于他们的惨死，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奉行这样的反动政策的结果是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性的弱点决定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真的吸取了痛苦的历史教训，经不住身败名裂的威吓和官禄德的诱惑，对于大是大非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严酷的现实教育了全体党员：在这个贼船上，唯有顺情说好话是最安全的。唯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最保险的。唯有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是最有利的。于是，人人都成了墙头草，党八股盛行，思想僵化代代相传，整个党的思想就像近亲交配出来的胎儿一样弱智，容不得半点“异端”，容不得半点新思维。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这个不吸取历史教训的党，一旦犯错误，就很难改正。
党的“法不责众”和“既往不咎”的政策使得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合理化和合法化，从而为看风使舵、当变色龙大开方便之门。(待续)(//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