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山西侯马“警殴警案”深思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0日讯】2,500多年前，在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中，其中一霸便是晋国。晋国晚期的国都，当时叫“新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侯马市。这个总面积只有 27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万的小地方，近年来曾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诸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县市”、 “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市”、“全国绿化先进市”、“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市”、“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市”之类。然而，历史的悠久、官方的荣誉，似乎并没有将侯马市从内到外地打扮漂亮，日前一则“爆炸式”的新闻更是让侯马市增添了几分丑陋。该新闻，便是刑警聚众枪殴交警的“7.9”案。
打人者是侯马市刑警二队，被打者是侯马市城市中队交警一中队。事后，为交警部门看守大门的59岁的李思亮师傅说：“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公安局的刑警会这么野蛮，简直是土匪！”7月9日下午，四名交警（薛刚峰、付洪海、王建华、郝金龙）检查刑警押送犯人的车，不料却被刑警怀中玉拔枪警告：“我是刑警二队的，咋啦！”双方发生争执。侯马市城市中队交警副队长许晴赶到，也调解不下。围观民众日渐增多，交通严重堵塞。许晴两次打电话告之回到交警部门的薛刚峰等四人：“赶快先跑！”未曾想，刑警带着十多个人，翻过交警部门大门，见着交警就打，薛刚峰等四名交警被“逮捕”，并被押到了刑警二队审讯室“写检查 ”。
拒不配合的交警，后果颇为严重：郝金龙，满脸和脖子里都是血，刑警挥拳就打（事后，医院的诊断结果为：外伤后右侧听力下降，右侧鼓膜可见三角形裂隙 2mm，光锥消失）；付宏海，只因说了句“要我们写（检查），你们的人也要写”，就被刑警腿踢左肋骨，抓起头发往铁皮柜上撞……直到侯马市“公安局领导 ”赶到，被“逮捕”的交警们才得以进医院接受治疗。
翌日，28名交警列队三排，站在侯马市公安局大门口静坐抗议，并齐口同喊：“严惩打我们的凶手！”悲愤震颤的声音，满城风雨的议论，警察内部的丑闻，相关案件的联想……此时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对权力扭曲人性、权力毁灭秩序的愤怒、畏惧与思索。
同一个公安系统，乃是包含着不同的警种，如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巡逻警察等。此外，还有外事警察，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司法警察；以及专设于各领域的警察，如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网络警察、秘密警察等。另一种特殊的双编制警察，就是武装警察，包括内卫值勤部队、边防警察、消防警察和特种防暴警察。
警察打警察的案件，“7.9”案当然不是中国的第一起，更不是山西省的第一起。此前，在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刑警刘立民纠集九名黑社会性质成员，在一分钟时间之内打死北京巡警李忠义；在山西省吕梁市，交警总队高速支队九大队的几名警察，将吕梁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两名警察（王耀、胡建华）打伤，其中一人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在中国，警察与警察之间发生冲突，警察与城管之间发生冲突，警察与军人之间发生冲突，警察与行政、司法、立法官员发生冲突，以及一般警察与武警发生冲突，都会成为媒体追逐、众人关注的焦点。其聚焦点，也多集中于“警察”这种特殊职业的人身上。袭警案的频频爆发，以及涉及警察及其它权力的“权权冲突 ”，给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打上了一个重重的黑暗注脚。
在人们频繁议论“警察特权”之时，往往认为这是警察系统良莠不分、掺假掺杂的问题；在人们频繁议论“ 袭警案”之时，往往认为警察缺乏保障，应对袭警者严惩不怠。但纵观网络言论及网友频繁跟帖，对于中国警察，他们实在有着太复杂的情感：既可惜不起来，也可怜不起来，多是“痛打落水狗”似的宣泄。有人建议让国人再看看《丑陋的中国人》，但反被驳斥道：“中国人的丑陋，就是从权力堕落开始的。”
伴随着一股巨大的不安，我上了几个武警论坛和军人论坛，想知道在相似的人群中，他们对于警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开始映入我眼帘的，便是一组鲜明对比的照片：军人笔直肃立，警察懒散猥琐；军人平排端坐，警察翘起二郎脚，东张西望……各论坛纷纷标明这组照片的统一名称为“警察与军人的区别”，仅在百度搜索中便找到相关网页8,730篇。
一位军人认为：“军人比较可爱，警察比较奸诈。”另一位军人认为：“警察没有管辖军人犯罪的权利。军人违法，公安部门受理后必须把违法的军人移交给警备司令部管辖。”又一位军人认为：“部队是对外，重全局；警察是对内，重局部。两者都是国家的暴力工具。用官方语言说，应该是革命分工不同。”总之，相对于军人而言，警察明显缺乏神圣感和公信力，这与一般大众跟他们的接触程度和接触方式相关。
“7.9”案中被打的交警，不管其伤得有多重，但在诸多网民之中，除了谴责粗暴恶劣的刑警之外，也仍未放过作为受害者的他们。这说明，交警在许多人眼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不良印象，民众对之充满了防范、厌烦、逃避和报复的情绪。从“百度知道”搜索的“交警”标题亦可见一斑：“交警该管的却不管”、“请懂法律的朋友分析一下交警是否有责任，应承担多大责任”、“交警这样做对不对”、“交警如此执法！”、“穷司机无照驾车，横交警打了他一地血，就追究一个人的过错，是谁不对”……
民众只能更清楚地看见，或者符合法规与或者莫名其妙的罚单、没收驾照、扣车等。人们对交警的频繁质问、恶言恶语，以及各种袭击交警案件，乃至发生湖南省衡阳市那样的砸警车、打交警、烧警亭事件，这些都统统证实了民众对于这一职业者的怀疑、怨叹和憎怒。
然而，交警本身其实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执行权力在某些时候将被特权代替。中国的道路管理法规定：警用、军用、救护车、救火车和其他特殊用途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不按道路指示标志行使。某些警察恰恰因为拥有这种特权，连同属一个公安系统的交警也不放在眼里，滥用特权，不管是不是在执行紧急任务都不按道路指示标志行使，或者随便闯红灯，或者酒后驾车，导致撞人、撞车、致伤、致死等交通事故发生，此类事故屡见报端。比如，云南省砚山县维末乡派出所警察陆雄，撞人后连开四枪，导致二死一伤，竟想花五万元了断；吉林省桦甸市公安局刑警刘奎军，撞人后拒不赔偿，强行为伤者办理出院手续，伤者在无望之时杀死了刘奎军的母亲刘淑贞……。一起起惊心动魄的案件背后，乃是警察在权力与压力之下的目无法纪的反常行为。
一身警服，一把手枪，既可当作保护武装，亦可当作杀人工具。对于警察，我们不得不以超出对一般人的约束力和限制力来对待他们。一起起恶性警察案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理解人们愤慨到极点的“警察土匪说”，尽管这只是局部现象、片面事件，但在其灵魂内处、在其具体工作之中，整个警察系统难道就不为之震惊吗？倘若在人们麻木的同时，警察系统也渐渐麻木了，那么警察这个职业在中国就会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职业。
去年，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的那个案件，有人说这是“占强意识”在作祟，太原警察视自己为“地盘”上的人物，不把“地盘”之外的人放在眼里。但今年侯马警察枪殴侯马警察，又当如何解释呢？有人又会说，这边是刑警，那边是交警，还是“占强意识”在作祟。然而，在我看来，真正作祟的是习惯成自然的权力欲望，霸道、蛮横、凶残，以及惩戒成性的传统对暴力欲的条件反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爆光的“袭警案”，受袭者最多的就是交警，而刑警则相对较少。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袭击交警的成本相对较小，后果相对较轻，又由于是在交通道路上作案，人车马杂，作案容易，逃逸也容易。所以，每当我们发现一则“袭警案”时，舆论要么是毫不留情的漠然，要么就是关注袭击的是到底是什么警种。典型舆论是：“打交警算什么？你打刑警试试？”、“交警一般都没枪的，容易打”。另一方面，交警系统也在对执勤中的自我人身安全问题加强学习，他们常常被这样提醒道：有四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一是检查中对方没有任何有效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二是对方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三是对方将被交警带回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时凶相毕露，四是对方身带杀人的凶器。一方面是交警照罚，一方面是对交警照打，两不相让，事态随之越发严重。
为此，不少会议都在商榷一个重大问题：交警配枪。有的地方，则早已不止于言，而是始于行了。早在2002年11月，成都市交通管理局就把200支手枪和微型冲锋枪分发到下属的各个交警分局；紧接着，武汉市汉阳区55名交警领取到了冲锋枪、手枪等警械；深圳市在新年、春运期间，在重点地段，交警也配枪执勤；据悉，天津也有交警配枪。不过，还是加了一条明确的规定：日常检查，不得配枪。
2005年2月23日，《人民网》发出一则更为权威的消息：《暴力袭警频发，公安部认可地方交警配枪做法》。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得很明白：“枪支应该按照规定使用，但也不要过度限制。”2005年12月14日，公安部发布《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新规范规定：交警上路执勤执法时，如有必要，可带枪支、警棍、手铐、警绳等武器和警械；执勤警车根据需要，也可配备枪支、防弹衣、防弹头盔。
与之相对的，是公众的担忧：“交警配枪应慎重”、“交警配枪要对谁开火”、“交警配枪有待商榷”……从此以后，人们总在担忧着这样一些问题：交警这批“小年轻们”，会不会恃枪自大（担忧“警察杀人案”）？会不会被夺枪（担忧“白宝山案”复发）？会不会给公众以“武力强制统治”的恐怖印象（担忧“中国恐怖化”）？本应整顿的队伍，却被武装化，这样的思路被“规范”出来，甚至已有人在考虑步枪不行，自动手枪也不行，转轮手枪尚可，冲锋枪最佳……。真是可怕呀，这到底是想自我防卫，还是想把所有人的胆子都吓没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的敌视意识，究竟能够为民众保卫些什么、维护些什么呢？难怪 “7.9”案的受害者遭到如此的冷漠公众，皆因这些制度化的强权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猜测和恐惧。
后记
“7.9”案只是一个引子，涉案双方都受侯马市公安局主管，该公安局更应反思问题的严重性。通过查阅，我发现侯马市公安局出现被关注的案件已不是头一回了。在我所知道的案件之中，就有这样两起案件与侯马市公安局颇有关联：１、常可生诉侯马市公安局行政赔偿案。常可生被侯马市公安局下属的高村乡派出所非法抓捕，不久出现精神失常现象。２、侯马市垤上村村民举报垤上村村长彭天水案。马永胜、任金梅等村民在举报材料中提到：“彭天水买通侯马市公安局和人民法院充当其帮凶……，彭天水买通侯马市公安局给毁庄稼打人者刘冬明开具了假鉴定……。”具体情况如何，还待明查。侯马市公安局不能光会说：“一定严肃查处，秉公办案，无论是什么人，该抓的就抓，决不姑息。”还应把问题落到实处，并公之于众，使信息透明化。可惜的是，侯马市唯一的《侯马市人民政府网》，连侯马市公安局领导的姓名也未公开，此种“透明信息”实在令人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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