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鞅的教训

商鞅年轻时就推崇法制，精通刑法。秦孝公准备重振霸业，在全天下物色人才时，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秦孝公。商鞅就用五霸之道劝说秦孝公，得到重用，并说服秦孝公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的新法清晰而严厉。全国百姓每十家成为“什”，每五家成为“伍”，一家有罪，其余九家都要检举，否则十家连坐。还有许多严厉的处罚措施。比方说，不从事耕织的，做小买卖的，不勤奋耕作，家里生活贫穷的，就把他老婆收走变为官吏的奴婢。家里有两个男子壮丁的，不分开过，就加倍税赋。

为什么这样呢？不得而知。也许是怕人们容易在一起不满而闹事吧。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对治者有好处的办法呀。但是，起码这样化小家庭的做法，就是间接破坏传统道德的行为。尊卑长幼的概念在人心目中越来越淡泊了。百姓不敢议论新法，更不敢为非作歹，整个社会显得非常安定，但这并非由于百姓道德的提升而是因为慑于新法的严酷。

秦孝公死后，太子登位，马上派人逮捕商鞅。

商鞅逃到关口，晚上想住店，店主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鞅的法令规定，不能留宿没有证件的人，否则店主就算犯罪！”商鞅长叹道：“唉！法制过分，竟然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只好连夜逃到魏国。魏国人憎恨他曾欺骗公子卬而使魏军吃败仗，一开始不肯收留他。后来怕得罪秦国，就把商鞅抓住送回秦国。秦国听说商鞅回来了，就出动部队攻打商鞅，在郑国杀死了他。秦惠王用五马分尸来处置商鞅，然后杀掉商鞅全家。

(二) 旁观者清

之所以想到商鞅，是因为最近看到媒体报导，新加坡当局为讨好中共、控法轮功学员“非法集会”，此事又被中共喉舌媒体炒作之事。

据媒体报导，控告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证据之一是去年10月份，黄才华、程吕金等九名法轮功学员在街上三三两两的发传单，就被控为无准证集会。从大背景来看， 1996年，新加坡法轮佛学会正式合法注册。在1999年7月以前，新加坡全岛有几十个炼功点，所有的户外炼功从来都没有被警察监视与调查过。而在 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发生了变化，新加坡媒体大量转载中共攻击法轮功的文章，使公众对法轮功产生了严重误解。因此，新加坡学员在户外炼功经常被报警，而警方多次到炼功点检查与监视。而且这本是去年10月份的事情，又在中共610头目赴新加坡之际被重新炒作。其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本人在北美生活十余年，对新加坡的法律条文并不懂。但对大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说法了解很深。因为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控的是“无准证集会”(也有称“非法集会”)，从这点上看，感到确实有些荒唐。且不说，几个学员三三两两的在街上，并没有对交通造成阻碍。如果只是距离近就算作非法集会的话，那么要是几个基督教人士在街上碰到一起、几个佛教人士在街上碰到一起，甚至几个学生、几个朋友在街上聚到了一起，是否在没有事先申请拿到许可的情况下，也要统统判罪呢？那人们三三两两到某一个商店去购物，又怎么算呢？

其实，新加坡政府中的一些人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他们自己清楚，中共也清楚，围观者和新加坡的民众也都清楚。

欺软怕硬，本是世道常情，所以也没有多少值得评论的；只是觉得其政府与人民没骨气的太没面子了，尤其在这件事情上、在这种场合中。

自古以来，抑恶扬善者为人所称道；助纣为虐者为人为耻笑。法轮功是什么，他对人们身心健康的改善，对社会道德的作用，以及法轮功学员在大陆遭受的惨重迫害，各国政府都是清楚的。是选择路见不平相助，还是熟视无睹，还是带着媚笑去讨好作恶者，观者自清，不必多言。

其实，谄媚者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在哪儿都一样。说实话，作恶者也不会因此而去看重你的。

(三) 何去何从

一个人有自尊也会被别人尊重；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尤其当今，大陆民众已经由维权中对中共丧失了信心、通过《九评》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从历史上明白了中共的必然下场，纷纷退党、团、队来解体它、及早结束暴政。在中共日薄西山、摇摇欲坠之际，新加坡政府的近期举动，又会怎样被世人及其它国家来看待呢？

或许有人仍以法律治社会为由来辩护。其实法律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商鞅的变法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另据报导，美国《读者文摘》在全球35个城市进行了一项礼貌测试，结果发现亚洲地区的得分最低，在亚洲9个城市中，除马尼拉外，其余8个排名均在最后11位以内。在3项测试中，亚洲城市普遍不认为帮人拉门是礼貌行为，而且没一个城市礼貌率高于40%，新加坡人更只有25%。

企图以法律惩治别人者，最后只是作茧自缚，商鞅的下场可谓明证。

见风使舵、欺压善良无辜者，小则自作自受、为世人所耻笑；大则为天理所不容，清算之后还要遗臭万年。

真心希望新加坡政府识时务，为本国人民选择美好的未来，而不要成为中共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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