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警察:流水作业 摘你器官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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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4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曾妮悉尼报导)前北京警察、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洲成员孙立勇透露,北京市有一套流水作业方式的摘取器官系统,“共产党摘你器官没商量”;且判处死刑后,有根据移植手术的需要而决定执行死刑时间的迹象。

从卢沟桥到友谊医院,流水作业,“摘你没商量”

孙立勇说,他1979年进入北京市公安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一直到1987年。与他同期的650名公安学校的同学,也被分配到北京市公、检、法各机关,有的分配到公安局的执行队,和法院的执行厅,专管枪毙犯人。同学间经常保持联络,互通信息。

从专管枪毙犯人的同学处,孙立勇了解到当时北京市友谊医院是北京市唯一能获取死刑犯器官的医院,流程是,北京公安局先确定枪毙人的日子,然后跟法院一起通知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会在人死以前,去拘留所(当时是北京市公安七处)验血型,找相匹配的犯人。

枪毙的时候,公安局的车去,法院的车去,友谊医院的车也去。只是友谊医院的车挂红十字的牌子,车上的人不下来,车上有手术台,刀子、剪子全准备好了。

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地点一般在卢沟桥。枪毙人的时候,会在地上挖个坑,让犯人跪在坑边,然后枪击头部。因为要摘取内脏,所以不能打心脏部位。

开枪以后,犯人会往前栽,栽到挖好的大坑里,这时验尸官会过来,检查是否死亡,然后用一个大塑料袋子,往犯人臀部一套,再“一扽、一兜”,人就进到塑料袋里了。然后将袋子一捆,扔到有红十字的车上。

车上的人马上开始切、割,一边切,一边割,一边将车往友谊医院开。同时医院已做好病人的麻醉,膛都开好了,专等器官。

孙立勇说,据他所知,凡被判死刑的,不管本人是否同意,共产党都“摘你没商量”。共产党认为摘人器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共产党真残忍,我们家孩子都空了!”

孙立勇说,1989年后,因创办地下刊物,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处以七年徒刑,于1991年至1998年在北京秦城监狱、第一监狱、第二监狱等处坐牢。

1996年,与他同被关押的一名马姓犯人的一名朋友被枪毙了,朋友的父母在探视时告诉他:“我们去医院收尸时,觉得这个人特瘪,一摸,整个肚子都是瘪的,我们就把他秋衣打开了,打开后一看,整个胸膛,从喉咙到肚子,全开了膛了。也缝了,缝的针都很粗糙……共产党真残忍,我们家孩子都空了!”

根据移植需要确定执行死刑时间

孙立勇还说,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陪“死号”,陪了半年多。“死号”指已被判处死刑的人。

这位朋友告诉孙立勇,在押犯被判死刑后,至少全身被体检一次,要验血,有的人还要反复验,全身做系统检查。有的人被判处死刑后很快就执行了,有的人则要等好几个月。

孙立勇说,从他做过八年警察的经历,凭“公、检、法”做事的方式,以及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他推测,有的人之所以不马上被枪毙,是因为“他们要留着这个人,他要等,等到有匹配的人了,他才毙他。”

“你们为什么不说?”

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曾载文批驳7月6日由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的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称,镇压法轮功后的六年中,有4万多起器官移植的来源无法解释,而“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回答了这个疑问”。新华网的文章说,不可能有4万人都消失了,而外界却从未听说。

对此问题,孙立勇说,4万多人消失,而外界从未听说这种事,在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比如他曾找到一名六四死难者,姓林。这个人1989年6月3日那天去天安门了,有人看见他帮着抬伤员,后来就没了,连尸体都没了。但他父母却从不对外讲自己的儿子没了。

孙立勇找到这人的父母后,曾问:“人没了,你们为什么不说?”

他们回答:“我们是老革命,革命了一辈子,现在共产党给我们退休金。这种事,我们要说了,还怎么混?”

孙立勇说,这家人到现在也不愿声张这个事。他们虽然恨共产党,但也没办法,反正儿子也没了,不如息事宁人,忍了吧。

把共产党推向历史审判台 愿海外民运朋友多努力

孙立勇说,因为共产党监狱的事情都是国家机密,谁敢披露情况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直接证据比较难获取。但他愿意加入调查,也希望海外民运朋友一起努力,尽早将共产党推上历史审判台。

附孙立勇小传:

生于1961年6月,1979年进入北京公安学校,后在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工作。1987年离开公安系统,任北辰实业集团保卫科干部。1989年6月3日晚亲眼目睹天安门大屠杀,拍摄到许多死者照片,其中一处有57具尸体。1990年起创办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中国》,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七年徒刑,1998年4月刑满释放,2004年逃至澳洲申请政治避难。现任“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著有近30万字的《走过冰山》(尚未发表),记录狱中七年见闻。

又:孙立勇现在澳洲以帮人搬家为生,生活艰难,但坚持每月往中国寄钱,支援政治受难者。因深感政治犯的危难处境,他称自己是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的“着急人”,而非“召集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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