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0日讯】湖北省襄樊市的那个平民女子高莺莺的沉冤，是中共建国以来极为少有的恶性冤案之一。除了强暴、杀害高莺莺，还有人能够使110警察拒绝在当晚作现场勘查，使法医草草验尸，更能够动员百余名武警、民警强迫家属签字同意火化，连可以作为罪证检验的衣物也全部火化，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原来成为调查案件阻力的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之后，三年来仍然无法使这个冤案进入司法程序，调查、取证，查清高莺莺的死亡原因和罪犯。当地的媒体不敢报道就不必说了。

这个冤案就是在中共高唱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生与延续的。一个弱女子被强暴的事件，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因为它蕴涵了重大的社会背景和人性的善恶，成为文学创作的好题材。襄樊人把高莺莺比作现代版的《窦娥冤》，其实它更让人想起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歌剧《白毛女》。喜儿的冤屈，在若干方面近似于高莺莺。除夕，农民杨白劳和喜儿父女准备过年，汉奸恶霸地主黄世仁上门逼债，打死杨白劳，抢走喜儿，然后在家中强暴了喜儿。不堪凌辱的喜儿在张二婶的帮助下逃出虎口……《白毛女》是歌剧，是运用民族音乐编为歌剧的成功尝试。因为是歌剧，所以喜儿在剧中可以以高亢的声调宣泄满腔的悲愤：“我要报仇！……”歌剧最后以枪决黄世仁结束。这部歌剧获得了中共领导人高度的评价。

听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干部说，在国内战争时期，部队在进行战前政治动员的时候，就由文工团在距离进攻出发阵地不远的地方，找一个隐蔽的场地演出这部歌剧，战士们看完之后，振臂高呼着“为喜儿报仇”的口号，立即进入前沿阵地，投入战斗。《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成功样板。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战士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打死“黄世仁”的事件，因此，以后观看《白毛女》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一律不许携带武器，或者子弹要退镗。

《白毛女》的主题就是复仇。强烈的复仇思想贯穿全剧，凝聚成一句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不过《白毛女》的素材不是阶级斗争，不是地主压迫。1945年，河北阜平一带流行着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这就是《白毛女》故事最原始的由来。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艺术想像力，“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主题先行，按照“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要求，按照毛泽东指导的方法“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而演绎出一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的白毛女故事。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白毛女》的故事不是真实的现实和历史，而是艺术家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治需要发挥了最大的想像力，虚构出来的故事。但是，尽管如此，极尽夸张之能事的地主黄世仁也就坏到这个地步了。这大概是因为现实中的地主不能再坏了。如果虚构得再坏一些，更上一层楼，观众就不买账了。因此这个故事和高莺莺的遭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两者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恶霸黄世仁，在强暴了喜儿之后，他不能动用任何政权的力量为他保驾护航，而高莺莺冤死之后，市委书记孙楚寅可以指挥当地的全部专政工具和舆论工具为他服务，阻止清查案情，使罪犯暴露，绳之以法，而且在孙楚寅下马之后已经三年，仍然不能调查罪犯。

高莺莺的案冤当然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这一点等真相大白之后可以证实。比如，高莺莺当时如果像那些卖淫女表现得顺从的话，或者忍气吞声的话，都不致于造成跳楼摔死的结局，但是她一定是进行了全力的反抗，惹怒了位高权重的嫖客官老爷，所以造成不幸的后果。

为什么一个襄樊市会成为一个如此严密封闭的“诸侯王国”呢？按照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状况。但是，这只是对“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言。中共要在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域建立一个统揽一切权力的党委会，党委会的书记要大全独揽，因此必然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怪圈。几十年来中共不是采取措施使几十个省委书记，使几百个地委书记，使几千个县委书记分权，受到挟制，受到监督，相反总是想方设法集中权力，形成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以为这是巩固政权的唯一手段。可是权力越来越集中，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襄樊市孙楚寅和没有孙楚寅的孙楚寅造成的独立王国局面，还不能使中共惊醒，汲取教训吗？难道这和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不是背道而驰吗？一方面提倡与时俱进，一方面总是刻舟求剑，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使中共无法突破这种“诸侯独霸”的局面。

这种全国逐层分割的集权──极权政治，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各自为政，形成诸侯统治。有趣的是象襄樊这样的地级市，一个市委书记竟然可以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独霸他那一亩二分自留地，毫无顾忌，为所欲为，公检法与媒体，都唯命是听，惟命是从。这是多么可怕的极权政治！

高莺莺的死亡，如果发生在北京，一般就难以掩盖，因为北京的诸侯太多了，绝对没有一个神仙能够一手摀住。如果发生在省城，也难以掩盖，因为省城起码有省市两级机构，也没有一个神仙可以一手捂住。只有到了地县，那是一统天下，谁都要听命于一个至高无上的书记。这个书记就成了诸侯霸王。他们可以做好事，公正地说，多数人还是做了大量好事，但是这种体制也可以做坏事，而且这种不受任何掣肘监督的权力，做起坏事来，像孙楚寅，那是能量大得很，可怕得很。

国民党虽说是一党专制，但是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新闻自由，所以在国民党时代就难以出现孙楚寅这样的独霸一方的书记，也难以出现高莺莺这样沉冤难白的案件。

高莺莺的父母和广大读者当然迫切希望水落石出，冤情大白，但是，笔者希望大家更反思一下产生这个冤案的原因。千万不要把这个恶性冤案仅仅只看作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要探究的是偶然性中蕴涵的必然性。

（2006-07-09晚于骚扰电话声中，山东大学附中）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