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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前进着,谁也阻止不了——爱米尔‧左拉
北京平民以前炒菜素来是用花生油,炸东西讲究的用香油。无论主妇们的手艺如何,快到吃饭的当口儿,路过谁家门口,尽管瞧不见,可远远儿的就能闻着飘过来的菜香,甭管是干煸茄子丝儿还是素炒蒿子杆儿,香气都暖暖地沁人心脾,沐浴着家的温馨。
老北京本来就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曾经同甘共苦的大家庭。平日甭看大家伙儿各干各的,看到六．四,老人们都说日本人进城的时候,也是这么心齐。
坊间巷里的老、少爷们大多子承父业,春夏秋冬各司其职, 不分昼夜支撑着这个不夜城。既有赶晚儿的,也不乏起早的。
南城前门外路东鲜鱼口北面肉市儿(胡同)的广和楼,路西不到五百米远粮食店街的中和戏院,大栅栏东口的庆乐戏院散戏都要近半夜两点,夜宵自然是少不了的。大栅栏一条街都是买卖门市房,从东口进去,路北过了庆乐是八大祥之一绸布店谦祥益,不远一条黑咕隆洞的小胡同里就是河南菜馆厚德福,据称黄河大鲤鱼做的糖醋瓦块可与江南杭州百年老铺楼外楼的西湖鲤鱼媲美。
每年八月节前,总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在厚德福门傍边儿开始摆摊儿卖兔儿爷。大、小兔儿爷、兔奶奶都有,大个儿的足有一尺多高,金盔金甲,画的很细致,两只大大的眼睛,立着长长的两只耳朵威风凛凛,真像个挂帅出征的大将军一样。不光孩子们看呆了,就是大人也舍不得离开。可谁也掏不起两块钱买那么大的兔儿爷,只好每次路过时多盯上几眼。
到了冬季晚儿,姓黄的老头儿就把着厚德福的胡同口开始卖麦芽糖做的到口酥的脆管儿糖,关东糖和做工精致的供灶王爷的糖瓜儿什么的。这类小本儿生意差不多都是自制自卖,不信您瞧,做出来的兔爷儿脸儿保准和本主儿差不多。
过了中间的门框胡同又是老字号绸缎庄瑞蚨祥,干鲜果品店二妙堂的糖炒栗子,前门外一带驰名。再往西,是现在香港依然有着字号的高台阶、白门脸的屈臣氏西药房,有病没病的,赛璐珞的小洋药盒特别吸引人。路南胡同中间名享中外的同仁堂汉药店、大观楼电影院西边,白敬宇眼药房东隔壁,有一家人称大粉包儿的勾金粉色门面的京华食品店,夏天卖洋点心,冰激凌,酸梅汤,冰镇豆沙馅或小枣的粽子等;冬季主要卖元宵,现打现卖,属赶晚儿的买卖。马连良、谭富英等许多京戏名角都住在观音寺儿西边儿,大齐家胡同一带,自然是必经之路。有些角儿往往未曾卸妆,就去吃宵夜。当然须生得摘髯口,应了侯宝林说的相声,摘了胡子吃海参,这得摘了胡子吃元宵。
北京普通市民当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很讲究。连拉洋车的一入春都讲究尝鲜儿,什么季儿吃什么水果或蔬菜,从来不落空。证明自己克服了严冬,又可汲取新春的活力。
冬季天儿赶晚儿的,街把角儿有挑挑儿卖热气腾腾的老豆腐的,揭开锅盖薄薄的撇着盛一大碗,浇上芝麻酱、腌韭菜,撒上香菜,愿意吃辣的,点点儿辣椒油,坐在马扎上,即使大冬天儿的,一会儿就吃的满头大汗。
大半夜挎筐儿卖半空儿(一种炒的糊香很有嚼头儿的半空壳落花生)、苏造肉、驴肉烧饼的, 远远儿的就听见了“驴肉…烧…饼…… ”划破冻僵了的夜空,渐近渐远。一般人家,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哪里舍得吃?与其花钱,不如睡觉。翻个身,早些入睡,既省钱,又歇乏。两毛钱,都够上一天的嚼谷了。孩子们只有缩在床上咽着吐沫想的份儿,要是咬上一口,不定有多香多美呢。听着一声高,一声低夹着凄凉的吆喝声儿,眼前似乎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瘦小的身材,顶风冒雪,戴一顶破毡帽头儿,身穿半旧紧身棉袄,腰里扎着一条破旧的绳子防寒,又为着能提底气。把吆喝声尽量送远,连伞也舍不得打。孩子们蜷缩在被窝里虽然吃不上,可不必大半夜的出去卖驴肉,觉着就算福气了,总可以自我满足的想像着夹肉烧饼渐渐睡熟。
北京人的生活俭朴,可离不开早点。不像东北人早早儿起来就煮高粱米,□茄子、地豆拌生大酱吃成顿饭。北京人讲究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日三餐各异,这是应着北京的气候、风土留下的习俗。为能卖足了一天的力气,早上肚子里得有点儿油水。自然,早点铺就下功夫,让街坊四邻吃的又便宜又可口。
赶早儿的早点铺不到五更天就备好了芝麻烧饼、芝麻酱糖火烧、螺丝转儿、排叉儿什么的。看伙计的高兴,过了忙活劲儿,偶尔还有锅盔、山东杠头什么的。麻花儿得先炸,放凉了才脆。糖耳朵炸好后煮在蜜糖里渗着,得煮透了,咬到最后不带硬面芯儿才好吃。 油炸糕半发的江米面和炸麻花果子(油条)的面早已醒好。似乎是花生油里加上香油的油锅,也已烧热,只等客人来买,立马儿下锅,现炸现卖。甜甜的糖饼儿,小巧的焦圈儿都用马蔺草穿上提溜家去,薄脆用木纸小心翼翼地托着,生怕被风吹走。外端着一小锅白浆或糖浆。连铺子里的热气儿、香油味儿、芝麻烧饼的糊香儿,作坊的敬业,顾客的喜悦都捎带回了家。
隔两、三条胡同就能有一家早点铺。离买卖家儿不远的住户大清早儿一开门儿就能闻到喷儿香的炸吃食的香油味儿飘的很远、很深。住家儿离着近的,天刚破晓,街上还没有脚步声,就能欣赏到了掌柜、小伙计儿一边儿热热闹闹儿的敲着短短的梨木把儿的小铜刀,枣木棍儿的□面杖轻快利索地打着鼓点儿,一边儿往锅里下油饼儿什么的刷刷儿的声音,由不得你不开门出去买。
这,就是北京一天的开始。
几百年来,这满街的香油味儿就是北京人的闹钟,飘到了谁家,谁都会被诱惑的不由得您不起床。
可渐渐儿的,见天儿价不是什么镇反,三反五反的,就是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照共产党他们自个儿人的说法是:政治运动天天有。果不其然,不到十年,对平头儿老百姓也收紧了政策。先是一九五六年划作资本家的被公私合营,也就是答应付给几十年的利息,让资本家敲锣打鼓的同意资产被没收。没过两年,到了一九五八年,连家间铺也不能自己独立开了,都被合作化。几家开小买卖的,比如早点铺吧,都拿出个人的资产,被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买卖,全拿工资,变成几个人开一家早点铺。小伙计是工人、领导阶级,还没出徒,变成了经理。本来一个人可以经营的店铺,变成七、八个人一起干。
僧多粥少,亏谁?还不是顾客吃亏。
本来买主儿谁不认为买的比家里做的强或者自个儿做不了的才花钱呢?买个高兴,吃个痛快。可渐渐儿的早点的香油味儿闻不着了,跟一般人家儿炒菜用的油没什么两样了。街上的气氛显得寂寞多了,不少店铺一下子关了张,炸油饼儿的也不用小铜刀、□面杖一唱一和地敲鼓点儿了。一大清早儿不到五点钟,就听着不知冲谁来的,恇恇地往醒面的铁板拽上大驳刀了,镇的你脑浆子疼,恨不得把头用被窝蒙住、耳朵用棉花塞上。没等起床呢,先惹一肚子窝囊气。跟谁说去呀?你睡觉还能不让人家做买卖吗?
马蔺草和木纸没有了,甭管多烫,刚出锅的油饼儿楞给你用一层薄薄儿的马粪纸色儿的包装纸垫着,瞧着不卫生不说,热油立马儿渗透了。 北京人又忌讳大清早儿吵架,顶多自个儿哎呦几声,嘟囔两句这是炸油饼儿哪,还是炸人呢?下回您一准儿就记着自己个儿带盘子买去了,他也省了纸了。
老年间的铺子里都换了生主儿,他也好意思,您也没辙。下回您还得在他那儿买,附近别地儿没卖的。再怎么致气,也不至于天天大清早儿骑车跑几里地以外买早点去吧。他也知道,只此一家,你爱买不买。你不买,我还不爱伺候呢。瞧,来了不是?谁都憋着一肚子邪火儿,本来的么,还用得着说?不都明摆着呢么。有气没地界儿撒,不拿买主儿扎筏子还能找情谁呀?
刚过一年多,还不到两年呢,五九年底,炸油饼儿的油就不是花生油了,连自个儿家炒菜的油都不如了,变了南方的菜籽儿油了。先前只听说过菜籽儿油,没见过。这回北京人可开了眼、长了见识,知道什么是菜籽儿油了。没有一点儿油香味儿, 满街冒油烟子,除了去买早点的,走路谁都远远儿地躲着,怕把衣裳熏黑了。孩子们谁也不抢着去开门买早点了,都推说:“今天该你了,该你了”。弄得买的不如自家做的好吃,反而成了天经地义了。
然而没多久,人们又渐渐儿地习惯了菜籽儿油炸的油饼儿,并且喜欢上了。觉着政府还算仁义,买油饼儿时尽管要粮票,总算还没要油票。除了每月供应每人的三两油,早点的油饼儿是唯一每日供给数量外的食油了。因为油少,铺子里也不炸薄脆唔的了。炸薄脆和油炸鬼(焦圈儿),一来费油,二来人们为了节省点儿平均到每天每顿饭比眼泪还少的炒菜油,把薄脆或油炸鬼掰到清汤寡水儿的白菜帮子汤里,就不用再放油了。
这岂不是老百姓占了国家的便宜?
饥馑整年整年地持续着,孩子们对以前令人讨厌的菜籽儿油烟变的亲切了,又都争着去买早点。无论闻到什么吃食的气味,都像能够填饱肚子一样,大口大口地、深深地吸进满肚子的黑烟,来减缓一下自打下生记事起,就不得不忍耐着的每天被迫而又无可奈何的饥饿。
春天人们摘柳树叶子、槐树豆,去郊外采野菜,搀在不知存放了多少年才开仓卖出来的苦涩的棒子面里蒸窝窝头,或者煮棒子面粥。有认识人的可以买到淋过豆浆的豆腐渣,搀在窝头里或者发黑的白面里蒸馒头,算奢侈品。但天天不得不吃这破玩意儿,也让人火气大没地儿泄,有脾气没处儿耍。
原来说笑话儿: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现尔今是北京人吃棒子面儿──没脾气。以致于都过了二十多年之后,中国通的日本人反而提起北京人吃棒子面儿的事儿,还诙谐地说,棒子面儿可真把北京人给坑苦了。可我笑不出来。我是恨吃那快哈拉了的棒子面,但在当时,就因为连这干发了的棒子面儿都吃不上,中国饿死了多少人!?能冲谁撒得了这怨气,抱怨嫌难吃吗?又作巫婆又作鬼的主儿,没把你饿死,不得感恩戴德吗?
到了夏天,头一回在棋盘街拐角儿西交民巷东口那儿的早点铺,看到一位像是老师模样三十多岁的年轻男人,一手斜把着自行车,一手去够着拿刚买的油饼儿,还没等吃,就被外地人抢去,也不怕烫,几口塞到嘴里,缩着头,蜷著身子,准备挨打。边儿上瞧见的人一边儿替被抢的人惋惜:本来就饿,还得靠着那个小小的油饼顶大半天班儿呢,却被抢走了;又同情那个外地人,年纪轻轻的农村小伙子被饿的头发稀疏,简直不知道照此下去,还能维持活多久?乡下,离秋收还有好几个月呢!
老北京的家庭讲文明、有教养,被人抢了,也只好叹口气,自认倒霉。再说了,城里听说除非打四平时围城,饿的全市户口没剩几个人而外,不到万不得已,甭管哪个世道,您听说过谁在大街上被抢了吃的吗?
回头再瞧瞧抢的那位,要不是眼睛都饿蓝了,那么老实的小伙子怎么能够抹得下脸来好意思干这种事儿呢?
您说您还忍说什么? 大家伙儿心里只剩下了沈惦,比饿更不知是什么滋味。
外地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客气了。被抢的和抢吃的的互相打在一起,你争我夺的,谁都为自己的生存宁肯舍命。抢吃的主儿认准了只要是吃的,甭管什么,填到嘴里再说,哪儿还顾得上周围人的拳打脚踢?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塞,即使被打的鼻青脸肿,只一个念头──能充饥,这一天就能活下来!
人,不是不顾脸面,不是自己好吃懒做、不去干活儿,想去抢别人的吃的,这──已经是他唯一能维持生命的手段了!
乡下,想必连树叶儿、观音土都被抢光了,而偷偷绕过民兵的卡子,从人民公社里跑出来的。
看过一本干部子弟写的“连彼得大帝都不知道的红卫兵”书里说到老家河南农村的事情,为了不给社会主义丢脸,公社派武装民兵把守村口,不许农民出去讨饭。等过了不知多少天,看村里不冒炊烟了,进去收拾后事的时候,发现锅里还剩着人的胳膊、腿骨头等等难以想像的种种惨状。
外国人说狗饿了都要叫,可中国人连叫都不敢叫。
我们的民族为什么这么可怜!?
当政不仁, 视万物为刍狗
到了一九六一年左右,连北京人也都普遍浮肿。学校停上体育课,学校食堂的饭菜里即使掉进去了叫吊死鬼儿的槐树上的绿肉虫子,女生也不敢吭声了。以前说笑话,英国人若是玻璃杯里牛奶掉进去苍蝇的话,把杯子摔了,从新拿一只;美国人把牛奶倒了,用原来的杯子换一杯牛奶喝;中国人把苍蝇挑出去,把牛奶喝了;轮到老毛子那儿,就连苍蝇都喝了。现在就差变成老毛子连虫子都吃了,只好把菜连汤吃的盆儿干碗净。要是大惊小怪起来,说不定大伙还羡慕你的碗里足足多了一块一寸多长的高蛋白呢。
大秋打下粮食剥老玉米皮的时候,老太太们一边剥玉米皮,一边剥生老玉米豆往嘴里送,嚼的甜丝丝、有滋有味儿的;傍边拉完玉米歇脚的马也这儿那儿的瞎啃吃。城里人瞧着新鲜,在乡间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和牲畜本来活的悠哉悠哉的。
听说有个出落花生的地方,新昇任的大队长一心响应“粮食颗粒归仓”的号召,不许干了一年活儿的农民尝一粒刚晾在场上的花生。可哪儿管得住?自己种的,收获了不许吃,自古以来有这规矩吗?何况是那个年头。管人的不让吃,被管的千方百计要吃到嘴。双方都气得纷儿纷儿的。最后下令提前收仓。被管的吃不着了,管人的也不气了。
等到开仓上交的时候,全都发霉长了绿毛了!
以后听说花生要是发霉的话,产生一种黄曲霉素可致癌,不由得想起这件事,不知那些发霉的花生当时是不是也被偷偷地吃了?
您这辈子要碰上这种管事的,擎着倒八辈子的霉吧。
有的乡下土财主,往哪儿施舍都大方,狗戴帽子遍天下都是好朋友,等给喂饱了才回口往死里咬,拿着他支援的武器打他呢。那也忌吃不忌打。可就是舍不得给家里自己人吃,能怎么省就怎么省。
哪儿能让他们把耕种出来的粮食都吃了?那还怎么能亩产万斤?高产卫星还能放的出去吗?怎么为革命储备黄金?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照这想法,再有几个德意志、法兰西的也得让这些葛朗台给饿绝了种儿。
谁让上帝造出来这么些人都长个肚子呢?
遭贬下界的地煞星整个儿是一个黑马白尾巴──格外的一条筋,要不大闹神州,来它个乾坤倒转,哪儿能消停?还得想辙不是?
居然有志者事竟成
运动天天有,花样天天翻新,而且千方百计琢磨着怎么折腾。至今活下来的人,不知当时曾记否,大约夏末秋初的季节,炸油饼的油又变了。
真有它想的,既不占供给油的份儿,又解决了城里人吃油饼的问题,还省得闹乱子了。
它是怎么玩儿花活都行,只兴自个儿唱歌,不许别人说话。
尽管已经被饿的对食物的气味再敏感不过,只要闻到是吃的,就想往肚子里填。可也被呛得受不了那股子苦不苦、涩不涩、辣毫毫、浑浑顿顿的黑油烟子味儿。哪个人不皱着鼻子,心里嘀咕着这到底是什么味儿?简直的哪儿叫吃的呀?
大清早,谁要是正赶上买早点的时候进了北京的四城九门, 您瞧吧,就像一脚迈进酆都城,下了十八层地狱, 小鬼儿等着要把谁叉进油锅里炸的那架式, 满世界哪儿哪儿都是黑烟滚滚,冤魂不散的。一起风,忽忽悠悠地黑风能刮多老远,不知哪洞的妖精腾云驾雾下山了一样。见天儿如此。可是能有什么法子呢?大家伙儿依旧天天顶着油烟子排长队买。不买吃什么呢?再说了,只要填到肚子里不饿了,管它油烟子什么怪味儿的呢。反正是油炸出来的,乡下人能有这口福吗?这不是救命的油吗?能不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吗?哪个敢滋毛儿,那他是活腻歪了。
干这事儿的主儿,那叫绝的断子绝孙!叫大家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究竟给大伙儿吃的什么玩意儿?不是哑巴也不敢说。
冒了好长时间的生腥味,也许怕被怀疑,也许有了经验。过些天,调整得黑烟子变的比以前小多了,可依然是那种从来没有闻过的怪味。饿的三魂出壳的年代,哪个敢埋怨这优待皇城根儿底下长大的顺民的特殊待遇?有吃的谁还敢挑肥拣瘦?
看看没人敢说三道四,而且吃的津津有味, 再后来索性就连做糕点的油也同样变成了这味道怪怪的油了。过了一个时期,北京好心还每户每月发放点心票,供应每人半斤糕点改善生活,点心铺的人也不至于失业了。甭管您吃自来红、自来白,还是核桃酥,提浆或酥皮儿月饼,没等张口,先是这冲鼻子的味儿撞人脑门子。那年头儿,谁能让这油味儿挡住了吃?饿得城里人也心想,就差吃人了!
谁知道吃的这油,又是什么油呢?
年头多了,打小就吃这油长大的孩子,至今不会有任何怀疑,就像当妈的说儿子:“这年头儿的孩子哪儿知道什么叫花生蘸,就知道汽车站”。您想,他要没吃过正而八经油炸的油饼,您让他上哪儿能想得出来去问究竟是什么油炸的吗?
哪个狼孩会怀疑狼奶呢?
崇洋惧外捅破了窗户纸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老头子早想以夷制夷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政治大事。中国人好面子,家丑不可外扬,各方面都要万无一失。自然,北京城的外面儿就都得拿得出手来。
就在尼克松来华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前,突然上面下命令,三令五申,所有炸油饼的油,一律都倒掉,而且必须把锅都得彻底刷干净了。
吃了十多年的油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光倒掉,还不能留下丝毫的蛛丝马迹?天天吃的炸油饼,跟家家户户每个人息息相关,谁能不琢磨?俗话说了,挡得了外鬼,防不了家贼,拿谁都当傻子呢?
什么小球藻,双蒸饭,瓜菜半年粮的年代刚刚过去,北京任再怎么浪费,也不至于大方到全市整锅、整锅的油都进下水道呀。要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从爷爷辈儿就开始熬地沟油卖给食油公司的孙子们可是骑骆驼吃包子──乐颠了馅儿了。连对他们都是保密的,可见除非有见不得人、怕被发现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然,您还能作何解释?
别忘了,七二年当家的连襟在东三省依然是陈三两,到北京或南方出差的东北人,自嘲自谑地说我们出去像公子,抢购像疯子,背东西像驴子,回家像孙子的年代呢。
这叫宁可经济上“受损失”,也不能让政治上炸窝。
给我们老百姓天天吃的油饼和配给的糕点,究竟是什么油炸的?不敢说，可谁也拦不住大家伙琢磨不是?
驴油?马油?骡子油? ……不对,我们吃驴油、马油、骡子油炸的油饼,跟你尼克松有什么关系?你们吃黄油,我们吃驴油、马油、骡子油,各好一道,社会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多彩,显派还来不及呢,谁管谁呀?
何况驴没有脂肪,都是胶质,按现如今的说法,还是滋润皮肤的营养品呢。
即使骆驼油,也都公开卖过。新疆人只把骆驼作为沙漠之舟,问汉人,你们吃汽车吗?言外之意是,骆驼已经为人类尽了自己最大贡献,死后他们也应该得到人类应给予的尊重。
那年头,为了尊重自己的命,甚至要了儿子的命。怕五岁的儿子不懂事出去说漏了嘴,宁可眼睁睁看着儿子被饿死,也不敢给儿子吃上一口偶然闯进家里的瘦猪崽子炖成的肉!
骆驼脂肪熬出来的油像水一样,油渣儿像沙子,连那年头都吃不了,不用再挤就已经被榨得一干二净了。怕老外说残忍?什么叫残忍?对我们不残忍吗? 谁让人活着非得吃东西不可呢?怎不当初都造成机器人?
黄羊油? ……那时只听说过军队或中央机关的去内蒙开吉普车架着枪打黄羊, 哪儿轮得到一般老百姓啊! 压根儿连黄羊毛儿都没见过。
老百姓天天得吃的食油,为什么就那么怕外国人知道?丢尽三反五反的原则,全失反对浪费本色, 不顾天天唱着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不惜血本要与那油甩脱干系,就差连锅都扔了。要是老百姓这么干,不又得成了反革命?
难道是猫油、狗油、或者老鼠油炸的? ……也不对。哪儿来的那么多的猫呀、狗呀的。从打进城,不知道为什么和狗过不去,变成了狗的天敌似的,多次把狗扫荡得欠点儿踪迹全无!
猫呢,那年头也怕被人吃了,见人影儿就跑。哪儿像外国的猫那么傻,把人都当人呢,见人就套近乎。中国猫见人就躲,都刻进遗传基因了,甭教就会。
六六年扫四旧时,猫也变成了资产阶级,成了被残杀的对像。我们家闹耗子,怕糟踏粮食,养的带着一窝娃娃的猫妈妈,幸亏把她们塞进了东交民巷大使馆的水洞沟,方逃过此劫。将近一个月以后,猫妈妈瞄着红卫兵全上外地传经送宝去了,晓宿夜行,大半夜奇迹般地偷偷地跑回了家!可怜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小的猫娃们却成了无辜的牺牲。
也不招谁惹谁了?连只猫都不放过。比武则天武婆子转世还邪行,岂止猫,凡是能出气儿的都是冤家!一拨一拨地喀嚓。
那是耗子油么?也不对。谁上哪儿天天能抓那么多的耗子来熬油?也不出油呀。甭说别地界儿,光北京城这几百万人口,得需要多少耗子才能熬出来炸油饼的油? 尽管当年大炼钢铁之前得先训练着叫大伙听话,想出个主意除四害,满房上哄家雀儿,把家雀儿累得张嘴儿喘不过气儿来,一头扎进东安市场东来顺的油锅里变成了炸铁雀儿,也没到拆房拿耗子的地步呢。
……要是鸡油、羊油或者牛油? 那可真是巴不乐得的呢。没饿死,刚缓过来几年,还都供不应求呢。
他们又不是伊斯兰教徒, 难道怕闻到猪油味儿?
何况那年头儿养出来的猪都时髦,爱美容,俊俏得全成了减肥猪,光剩两层皮儿了。以前东北养猪喂粮食、大豆,炖出来的猪肉无论肥、瘦,肉块儿大,肉皮小。没听说过给猪喂草的,青蒿蒿的草腥味儿。那阵子的猪养的大概能比盘丝洞的蜘蛛大一点儿,炖出来的肉皮包着肉块儿,您得用筷子从肉皮里边儿往外扒拉着找肉星儿。
不能是柴油,更不能是石油,成本太贵。本来就舍不得人吃呢。要都吃了柴油,脑袋上还不顶了鬼火儿了?
这油不是,那油不是,但必定得是像大牲口一样的,每天能连绵不断大量供应、还得是让人吃不死的油。
可所有是人能吃的油都数尽了,也没觉著有怕被帝国主义识破的危机感。
老百姓以君子之腹,怎能度小人之心呢?
除非武松上十字坡,撞进了孙二娘的蛮头铺。不然他哆嗦什么?甚至还要大动干戈,提前销赃灭迹,连家伙什儿都让小力巴儿们刷洗的干干净净,不能留下丁点儿油星儿,权当那油从来没给老百姓吃过。难道炸了他家老子的油?害怕被拿走俩油饼回去化验DNA,能发现成吉思汗后代的遗传基因?那可比在白人身上发现了成吉思汗子孙的遗传基因能把全世界给炸晕了!
让大家伙儿都分辨不出来到底是活在人世上呢，还是掉进了炼狱?
那一阵子,托美帝国主义的福,有幸吃了差不多一个半月正常油炸的油饼。虽说不香,起码不那么怪。让人吃着放心,敢顺顺溜溜的咽下去。不必一边儿吃,一边儿皱着眉头心里打鼓,犯嘀咕,虽然自认为没做什么亏心事,可也总是像怀里揣了个兔子似的。
老虎做善事──只那一回,仅仅过了那一个多月之后,一切如初照旧。谁担心也担心不过来了,习惯成自然,渐渐儿地就都变的麻木不仁了。
中国人都聪明,新闻反着瞧,遇到事儿不用点就透。还在运动着,留下来的命还没革完,谁都怕被扣上诬蔑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帽子,被接碴儿革了命。大伙儿也只有像广西一样默默地继续吃。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近日,沈阳军区的一位有良知的老军医,揭露了军队在一九六二年就有的文件。根据该文件规定,死刑及罪大恶极的重刑犯罪份子可以根据国家及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革命化处理,在文革期间最大的革命化处理就是食用,就是用来做食物,而且……一直沿袭至今。
人们多年来的疑惑一目了然
其实是早就心明眼亮,谁敢说?没有检查DNA的时代,哪个敢造谣生事?现在哪位好心人要能给化验化验,或者买俩油饼、点心什么的存在冰箱里,有机会递给要来偺们国家调查什么屯的国际调查团,请国外专家化验化验,是红是白,也省得我们这一辈人吃的几十年提心吊胆了。
连鸡饲料都没有的年代,听说过给鸡吃了同类的肉而吃死了的话碴儿，却还未曾听过其他动物因吃食同类而有毙命之说的, 因而得以沿袭至今!
这革命化处理得托六十年代初开始火葬的“福”!
沿袭至今,一点儿都不带白糟踏的!
天子脚下的人就是有人疼,有幸被选中成为六二年以前的试点,捷足先登,尔后再全国一盘棋,正式下达文件推广。
不仅在国内,现今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在国外有的新兴华人市场上的油饼,也有着同样的味道。一闻就让人不由得想起被饿死了几千万人口的那个暴虐时代……
这一本万利的勾当,真可谓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既合理又合法,再怎么反贪官,也反不到他们头上。
谁敢公开出来他们贪污什么了?
怎么贪的?
何时开始贪的?
最致命的是,主谋是谁?
真相大白那一天,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谁能忘记这人类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勇敢的老军医已经解脱了几十年之久良心的拷问,作到了人无义,毋宁死。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来的这绝密,满纸心酸泪,谁解其中味?
自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直到现在,四十五年之久了,人的大半生,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在吃什么活着?
我们活着又在吃什么?
难道真的不幸被说中,“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至今还在吃这油饼、点心的人,请问,您是否依然像林语堂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评说过的:“对于任何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行为都表示出一种最冷漠的态度。因袭中国人的旧习,少管闲事”,还要继续默默的吃我自个儿的,一直吃到人生的尽头?
而且默默地让您的子孙继续吃下去?
您还咽得下去吗?不觉着恶心吗?
您还想让您的孩子继续往下咽吗?
我不知道林先生的评价是赞美,抑或揶揄:中国人容忍苦难的能力是无穷的。
其原因,恰如曾在新华社当了三十五年记者的杨继绳先生的肺腑之言:“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
正如某些人所希望的,“最伟大的前程也许不过就是能够生存下来”?
泱泱大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也毫不例外,曾都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平民百姓。我们身体的细胞和血液里的成分是什么构成的,还用的着解释吗?如今你们也许有御膳厨房,但你们就忍心还想让百姓吃下去?
让你们的亲人继续吃下去?
你们的父母或者儿孙未必就不在市面上买糕点或买早点吃。
研究结果发表,大饥荒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精神上出毛病的多,这意思大概是因为粮食不够,营养不足造成的吧。
依我瞧,没准儿是吃多了。
您想呀,要是冤家路窄,刘邦、项羽,岳家军、金兀术,奴尔哈赤、袁崇焕后代的DNA都攒到了一块儿,不得打疯了等什么呢?
哪国首脑再怎么胆儿大,只要是民选总统,谁还敢跟接碴儿吃这油的主儿打交道?
再说,这事不是自打您二位这儿兴起的,谁犯得上干这人家偷牛,你拔橛子的事儿呀?等到犯事的那一天,甭管是谁,抬头瞧见的,那就该是刑部的匾额──“后悔迟”了。
何苦来哉呢?
自古以来天人合一,如今年年儿的沙尘暴,干旱,洪水,蝗灾, ……天怒人怨,不一而足。还没进夏至,六月十七号北京的路面温度有的地方都56度,快成蒸屉能蒸肉包子了。
那可不是吗?一人要在家生了气,家里人谁也甭想痛快不是?连狗走路都溜儿溜儿的了。人活在宇宙中,干了什么事儿,能对周围没影响吗?
告诉您一个老北京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七十年代,年年儿天安门广场大白天儿的就都飞虫子,一年换一样,有飞蚂蚁、小蛾子之类的,有比屎克螂小、带壳的黑虫子,有时候死的满地都是。到了一九七六年,天还说不上暖和的时候,突然闹上了一群一群的小白飞虫子,从来没见过的,好几个月也不散。问是什么虫子?您猜怎么着? 老人们说这叫国丧虫!一听这名儿,再仔细点儿瞧,是够丧气的。几乎看不见头,就俩白翅膀不说,下身儿的翅膀不像蝴蝶或蛾子那样往里收、漫圆的,上下翅膀差不多一样大,从上看是扁方形的,横下比竖下宽。
得,这不又是一大忌讳!谁敢说?
可是那一年,谁也忘不了,年初一月八日周恩来死去。
至今也有许多人觉得他连后代都没留下来,但据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笔名老龙写的《周恩来浮沉录》中披露,周恩来靠着依附俄国人所得的酬劳,早在民国十一年春,在柏林即与一位名叫果尼昆弟‧史蒂芬的十八岁少女同居,并生有一子,名古诺。民国十三年,周瞒着史蒂芬回国,遗书出走。古诺于一九四四年结婚后在东普鲁士地区与苏俄作战身亡。史也另嫁。古诺遗有一妻一子,遗孤古诺‧韦尔来德‧周(即周恩来之孙)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现已长大成人,算来今年(当时民国七十四年四月。民国元年为一九一二年)也已三十左右,在东德茨伊道工厂工作，并已娶妻亚妮达,生了两个男孩。七岁大的叫希蒙尼,三岁半大的叫安凯,他们都是周恩来的曾孙。
周恩来回国后即与邓颖超结婚,不仅遗弃了史蒂芬,而且连儿孙都不要。原来是个道貌岸然、始乱终弃的花芯儿萝卜!
没过半年,到了夏天七月六号,一九四九年前后曾与毛泽东肖像并驾齐驱的朱德去世。再搭上同年九月九号──神秘的8341部队的番号也用到了头。准确地标示出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由周恩来否决投票结果而让毛泽东担任头把手起,在位四十一年,罄竹难书、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去世。
国丧虫没有白飞!
某人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子时刚过,比睡梦中要清楚得多看到前门楼子从楼顶轰然向前倒塌下去。早晨的报纸赫然刊登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大约三年后,才听侨界人士说郭沫若在毛泽东病重时出主意重新翻修前门楼子来保风水，保命。当时在北京的人都亲身眼见,大概是七四年秋天(也许更早),运动还没完,破四旧的余威仍令人不寒而栗,就不顾廉耻的出尔反尔,突然对这座“封建城楼”大肆施工,描花画朵的,翻盖如新。大伙儿远远儿的斜瞅着前门楼子,心里都纳闷儿:拿大伙儿的家破四旧。城楼子拆还没来得及拆完呢,一声不吭,怎么又要修?闹什么耗子呢?可谁敢言语呀?只好回家叨唠,把个庄严肃穆的正阳门修画的简直像一座酆都城,也不等着谁去呢?倒是等着了,甭管怎么折腾,不也没能迈过八十三岁天定的坎儿?
您说人能胜天吗?
这油饼要再照这么吃下去,偺们北京城就该改名了──
Second Pompeii “庞贝城第二”……
2006/6/30
于 宇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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