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8日讯】（三）从小被骗入邪队害人害己红卫兵
（接上）共产邪灵附体这些青少年，操控这些红卫兵所干的毫无人性，禽兽不如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以下举几例:
1。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１９９９年３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2。在北京市，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3。在北京市，祟文门，一个地主婆竟被一壶壶开水(强制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烫熟而死。
4。“另一个场景是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老爸。胡女是一个很文静的大姑娘，长得很秀气，据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胡乔木被拉到北钢批斗，是得惠于其女在北钢读书。彼时，这是一种风气时尚。胡女发言最后也喊口号，口号中也有‘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女儿要砸父亲的狗头，这在彼时的我更难接受。彼时的口号是一组一组的，毛万岁、毛思想万岁、毛路线万岁……这叫基本口号，就有五、六句，再加上具体的打倒人事，总有十几句。胡女尽可多喊几句‘坚决打倒胡乔木！’之类，免了这句砸烂狗头，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为什么就不呢？我不感到滑稽了，说不出味儿来。”
(<<和胡乔木女儿一起喊砸烂胡乔木狗头>>)
………。
有史以来，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的青少年处于这样一种狂热的无理智，无人性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残忍遍及全社会的每个家庭，学习毫不留情的斗争哲学也是从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学校频繁组织的批判会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以残酷为乐为荣的刽子手。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１３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称文革浩劫中红卫兵在学校里的暴行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只是一个方面的描述，红卫兵在学校里的暴行，还有是红卫兵的学生对非红卫兵的学生的革命；“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６３１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他们被打成重伤，后来又被罚“劳改”。被访者中一位当时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清楚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的景象。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分子”，她被同学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这个学校还有一位初中的女同学因不堪侮辱而卧火车轨自杀，未死，但是遭致终身残疾。”（《“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在北京市暴发的打人，杀人狂潮，随着中共宣传机器的煽动，尤其是随着红卫兵的全国性的“串联”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打人风传往全国。比如，８月１１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们揪出来打了。８月１２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打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１９６６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被拉出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许多看起来还未脱稚气的青少年表现出来的却是像魔鬼一样的行为。
上述的各种暴行在许多学校中曾经普遍发生过。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观学习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这个刑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仿的。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有的人之所以易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性中的一些负面的因素，一些魔性的东西是和共产邪灵附体的思想体系相通的。这些负面的因素，魔性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极易被共产邪灵附体，放大，加强，操控，从而使自己善良的天性被泯灭，堕落成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像魔鬼一样的骂人，打人，杀人的工具。
“老师还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跃份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老师打得惨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一次代课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外国语学校有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恨，于是被打。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像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共产邪灵附体操控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打骂，侮辱杀戮教师学生，让他们按邪灵的邪恶理论去思维和邪魔的手段去折磨人，在学校里发泄着邪火，催毁着人类文明还嫌不够，还把这邪火烧向社会，红卫兵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而这一切，共产邪灵附体更是动用了国家暴力机器于以纵容，支持，协助。
例如，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直接指令：（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
就在这种邪魔式的指令下：
A。在北京市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种极端反常的社会现象正说明了整个国家机器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下表现出来的凶残。
B。在北京市，“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宋彬彬打死过多少人？>>
C。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分）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支、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7]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8]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9]；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共产邪灵附体这种对老红卫兵们的培养，保护，重用从文革浩劫前，文革浩劫中，直到现在，一脉相承，连绵不断，文革后，中共元老陈云在清查三种人的一个批示中说，对老红卫兵中干部子女在红色恐怖中杀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江泽民更是将邪恶的对联的吹鼓手，在文革浩劫中犯有累累罪行的刘京提拔为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长，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刘京的名字已经在网上成为一个中共的超级打手和专制屠夫的代号。自他被江泽民委以镇压法轮功的重任以来，刘京作为“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几年中不断亲自到各地指挥迫害，下达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刘京每到一处，迫害都会升级，死亡案例也不断上升。类似刘京这样的老红卫兵们已经成为了共产邪灵附体祸害今日中华的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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