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7日讯】从1971年到1976年，我只是共产党掌控的学校中的一个学生，这时文革已进入尾声，在这期间，我做了几件被老师称赞的事情，于是被老师委任为班级和学校的学生干部。1989年，我又成了共产党监狱中的反革命犯。我如何从红色王朝中的小走卒演变为反革命犯？只有通过回忆才能描绘出个人的这段文革后期的人生轨迹。

1971年我开始上小学，官方定义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已经过去五年，此时距离结束也是五年。我们刚入学不久，共产党就发布文件称，林彪在暗杀毛泽东没成功的情况下逃离了中国，其乘坐的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沙漠上。一天，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开了一个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背叛党和国家的林彪，老师让同学们要在批判会上发言，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当时我也讲了几句话，这种行为可能不会引起老师对我的注意，引起老师对我注意的应该是我在发言的时候激动地哭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解读我的痛哭时一定会这样说：这孩子对毛主席有感情啊。后来我就成了我们班级的排长。排长就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干部，主要责任就是组织同学们排队。政治上的早熟是我能够担任学生干部的一个原因。老师对我的这一委任使我与主流社会的距离接近了。这是我的政治化的开始。天真的童年从此就不属于我了。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像我这样的儿童为什么对政治熟悉得令成年人也比较吃惊？实际上儿童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他们对身外之物总是保持着兴趣。我们这代人开始懂事的时候正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对革命之外的东西我们知道得非常少。文革是从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开始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西方文明、以及俄罗斯文化都成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对象。许多儿童能接受的童话、寓言、传说、故事、儿歌、图画等等，都成了禁止传播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就被扔在了一片文化沙漠上。在这个文化沙漠上，只有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就是革命。前面我说过儿童都有好奇心。这驱使着儿童们去看、去听。于是一些儿童就不可避免地接受革命的影响，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早熟者。

1972年我又进入了另一所学校。刚到这个学校不久，我的学生生活就发生了一次变故。在一次课间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同学哭了。我就上前问他，为什么哭？他不告诉我，我就不断追问。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赶紧从我所在的院子里往另一个院子里跑。因为，我是排长，要组织同学们排队，然后和同学们一起回到教室里上课。由于两个院子之间有一段距离，等我跑到我们班级所在的位置时，别的班级都组织好了。我们的班主任高老师很生气，当即不让我当排长了，让一位姓薛的同学接替了我。

这时我的社会位置向社会边缘滑了一下。但是，我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还是比较认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北京的一个新闻电影制片厂为此摄制了一个纪录片。我们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电影，几个同学一起议论这个电影。我们班的排长薛同学说：“你看，人家美国总统多神气，翘个二郎腿往那儿一坐，太有派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听了这段议论之后，都觉得这种议论不好：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时候，两个人并排坐着，你不说毛主席有派，反而说曾经是中国的敌人的美国总统有派，你对毛主席还有感情吗？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向老师反映这个比较特别的情况。高老师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没什么反应。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现在回顾起这件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告密是不是当时人们的生存本能之一？连小小少年都谙熟此道。

告密之所以存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秘密的存在。由于当时的社会存在着许多禁区，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踩踏禁区，于是一个秘密就诞生了。如果这一个秘密被外人发现，那么发现这个秘密的人自然会无比激动。他自然会急于跟别人分享这个秘密。发现秘密的人会首先跟谁分享这个秘密呢？自然是设定禁区的人。那个发现了秘密的人会先跑到设定禁区的人（即官方、或官方的代理人）那里说，某人做了一件你不让做的事情。统治者利用人们急于跟人分享秘密的心理特点，鼓励人们告密。当这种鼓励能给告密者带来好处的时候，比如给告密者升官，给他们物质奖励，告密就越发猖獗了。

告密并未使我们这些告密者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后来我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拎着筐在冬天的大街上检马粪支持农业生产。在大街上我和老师突然相遇。后来高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此后我依然是一个普通学生，直到1974年我才被高老师格外关注。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各个学校也组织学生们参加这个政治运动。老师让我们都写批判文章，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我写得非常积极。高老师觉得我的批判文章又多又好。我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这么说。我的文章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高老师比较得意。于是我就顺利地当上了我们班级的班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人自然会得到奖励，无论你是谁。后来我又当上了我们学校学生组织的副主任，获得了区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分子的称号。当时我们学校的墙上贴着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着“从小粗知马列”（马列即马克思和列宁）。当时，很多小学生都煞有介事地阅读《毛泽东选集》。

政治运动过后，我和其他几位班级干部就成了高老师的马前卒。当时我们班里有几个问题少年。这里的所谓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就是上课讲话、作业写得不好之类的小问题。高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哪个学生的身上出现了小问题，她就让我们几个班级干部到问题少年的家里去告状，将问题少年的小问题报告给学生的父母。有时高老师还让我们在问题少年的家里举办学习班，让我们组织问题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文章，比如《反对自由主义》。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市的著名画家，后来担任了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有一次，我们在他家开了一次学习班。当时他也捧着《毛泽东选集》，和我们咿咿呀呀地念着毛主席的教导。现在想起他当时那种看起来比较认真的样子都觉得好笑。政治确实是残酷的：你在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不认真，就有可能遭到制裁。小孩发起的政治活动能让大人表现得很认真，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政治中国吧。无数人的灵魂在这里受到了煎熬。高老师对我们进行了初级政治训练。如果我的人生轨迹不发生变化，我成年以后也许会成为一个熟练地使用中国制造的政治武器的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本市最大的广场上参加了为毛泽东召开的追悼会。从会场回到学校时，我看见一个工厂的楼上竟然架着一个高射机枪。有一天高老师召集班干部开会，她说：“毛主席逝世后，我们要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我们要组织一个巡逻队，晚上到大街上巡逻，发现有人从事破坏活动，就上前制止并报告。”她把我们分成两组，轮流上街巡逻。我被安排在第一巡逻组，首先上街巡逻。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扛着一根木棍，我们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人影，我们急忙跑过去，跑了一会就看不到人影了，于是继续在街上瞎溜跶。第二天老师召集第一巡逻组开会，问我们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我说：大街上人非常少，走了半天只看见一个人影。我们还要继续巡逻吗？高老师并未正面回答我的提问，后来巡逻的事也没人提了。

巡逻事件过后，我发现以前经常跟我在一起玩的一些同学似乎在有意回避我。后来有同学吞吞吐吐地向我透露：高老师对我在那次开会时的发言不满意。她认为我对巡逻不积极。这时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原来一些同学也是在看老师的脸色行事，我顿时感到非常孤单。其实我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场状况。根据那种状况，怀疑巡逻的必要性也是顺理成章的。严格地说，人们并不能根据一天的情况来做出判断，但是一个学生能做到遇事严谨吗？后来我就不是班长了。

1976年，以毛泽东的妻子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了。这时社会上的一些青年人不再将毛泽东恭恭敬敬地称为“毛主席”，而是称其为“老毛”，我也觉得这样的称呼不错。改革开放以后，我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明。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小。直到1989年，我站到了统治阶层的对立面，反对军队在北京戒严，以及后来的制造流血事件。促使我脱离党文化的关键事件是什么？在对待巡逻的态度上如果我能和高老师保持一致，她就不会那么坚决地抛弃我，这时我就不会滑到学校这个小生态环境的边缘，党文化的吸引就不会减弱。这样一来我就不太可能像现在这样追求自由、平等、和平、法治与民主。一扇门对我关闭了，我就可能去敲另一扇门。在我感觉孤单的时候，另一扇门恰好出现了，这种巧合成就了现在的我。

学校是未成年人呆的地方，但这里的规矩跟成年人世界里的规矩是一样的。我们的高老师就是一个小部落里的首领。她积极地完成上级交给她的任务，有时候还能主动地为自己找活干，以取悦于她的领导。学校表扬我们班级的时候，她就眉飞色舞；学校批评我们班级的时候，她就怒气冲天。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她对我们班同学的表现不满意。其它班级的学生都离开操场回家了，她还让我们在操场上站着。在学校里她很累。她并未从这个社会的高层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但是，她并未游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偷懒耍滑。她忠实地做这个制度的维护者。她的领导的习惯也是她的习惯。在专制社会，排斥异己是一个惯例。这使她也排斥异己。我由于在那次巡逻之后说了实话，她就视我为异己，从此我成了班级里的边缘人。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着重强调两点。

第一点，专制制度每排斥一个异己，就使自己少了一个同道。如果在专制制度之外没有新的文明，那么被专制制度排斥出来的异己者就可能自消自灭；如果有新的文明，那么被排斥出来的异己者就可能以这个新文明为支点，与旧文明相抗衡。专制者总是在挖自己的墙角。看看当代中国异议人士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家庭都遭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斥：杨小凯的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魏京生的父亲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受到了处分；刘晓波的家庭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还有许多异议人士的经历跟前三个人的经历相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家庭或自己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使这些人在转变为异议人士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点恐怕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点，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幼小如我者也被裹挟到革命的洪流中，可见文革对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毛泽东试图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他主持的革命中，使政治主宰了生活中的一切。这是当时中国的一大特点。因此经历过文革的人检视自己在革命中得了什么是非常必要的。在文革中我们的生活是虚妄的，十年过后，文革的参与者不是伤痕累累（这里指的是参加革命的造反派），就是头脑空空（这里指的是文革期间在学校学习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盲目跟随领袖革命后得到的革命果实。

少年儿童过分关注政治是不正常的。可是在文革中，除了政治我们就看不到其它事物了。因此，我要用这篇文章来哀悼一代人过早失去的童年。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