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3日讯】“我家小区附近有个16岁的女孩子跳楼自杀了——”上班“碰头会”，一位部主任向我谈起了一件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有人议论是早恋出了问题，有人说是高中考试录取出的事。我布置，作为新闻线索派出记者采访。
前些年时有考试落榜生为前途无望寻短见，我们江淮流域的基层地方报纸，大都进行有针对性的密切配合，宣传“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社会大学创业成才”的优秀典型。那些年因高中、大学收生太少，百名考生录取十人就算是较好的学校教育水平，大群孩子回到了“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也不算件丢人的事情，大家彼此彼此，心态上得去。如今较发达县市教育发展，中考、高考升学率虽有大幅度提高，但大量名落孙山的学子仍不可不予以关注。
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念头。
下午信息回来了。自杀女孩许杏莉是本市蔬菜公司一对下岗夫妻的孩子，因为城里学费贵被送到乡下的姥姥家就读。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从未掉下过全班前三名，一直是那所偏远农村初中的小名星。父母企业破产下岗后，靠早晨、晚上两头在街上摆个被城管和工商撵来撵去的小地摊维持生活，母亲因长年在蔬菜冷风库当“出库员”，落下风湿性心脏病，有点钱就吃药维持，没钱时就停药，每次到医院检查大夫都要让她马上住院。夫妻俩叹着气从医院走出来时，丈夫总是万般愧疚地重复着“跟了我这个没本事的人让你遭老罪”那句话。
家境凄凉到供独生女儿上学都力不从心，只得把孩子撵到乡下姥姥家。争气的杏莉连续当了三年“三好学生”和班长，最后中考硬是在本校一百多名毕业生中再次“拔尖”，成为被全市一流重点高中录取仅有的三人其中之一。了解情况的人都说许家养了个好闺女，“苦日子能熬出头”。重点高中依靠高考升学率大大高于一般学校的优势，模仿大学录取学生的方式，抬高录取分数和收费门坎，大力推进“教育产业化”。除了比例不大的第一批录取生按照有关禁止学校“乱收费”规定缴入学费三千元外，不“达线”的二批录取生入学底价八千元，然后每低一分加一千元，同时与那些暗地对办学有重要贡献的自愿“带资助学生”等“特殊情况生”一起录取，直至达到预期招生指标。录取杏莉的这所重点高中一批达线生仅占总收生人数三分之一。（后来证实，记者采访到的信息与学校内部文件内容相符）
小杏莉尽管在本校拔尖，但这所偏远农村初中与全市40多家初中同时竞争，劣势自不多言。杏莉差了一分半，其他两位分别差二点二分和四点五分。这就意味着三人缴费额从三千分别涨为九千五、一万零两千、一万两千五。好胜心很强的小杏莉接到通知书，一天没吃没喝。她清楚，三千元可能有她家的亲朋帮助凑齐，九千多元绝对拿不出来。多次喃喃地对小伙伴们说过“学分，学分，学生的命根，老天怎么就让我差这一分半呢！”，“我可知道甚叫乱箭穿心了！”她打听到乡下两位同时录取的男同学情况尚好，村里同姓户门大，没出“五服”（五代）的本家几十户兴奋起来，都想为族上出个人物尽把力，加上七大姑八大姨出钱接济，五百、八百能凑够了数。城里的下岗职工就不行了，孤零一户，楼上楼下都不来往，别说支援，就是出利息借贷也找不到人帮忙。接到通知书当天晚上，杏莉一家三口守着饭桌没动筷子，爸爸拿着《录取通知书》说，“这可真是张‘催命符’啊！”。妈妈说了句“孩子，这学咱上不起啊！”，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团……。杏莉抽泣着，“妈，我不想再给您和爸爸添负担了，现在我只恨自己小，没本领挣钱给您养老治病……”
第二天，杏莉花了她一生最大方的一次零花钱：用十元钱买了张电话卡。她的两个姨一个姑姑，接到了她感谢为她家困难操心和今后请求多关心她妈的电话，初中班主任老师接到她表达感谢培养教育之恩厚意，三个最要好的伙伴接到了她表示下辈子也做好朋友的承诺……
孩子精神垮了，最终没能经受住失学打击。凌晨一点，她步行十多公里，悄悄爬上离火化场很近没亮灯的六层居民顶楼，推开走廊窗户，纵身跳了下去……没人听到她的哭声和叫声，静静地走了，早饭后八点多才被发现。
记者眼里含着泪展开了从小杏莉口袋里找到的一张纸：“爸、妈：不孝女儿给二老跪下叩三个响头！请您多保重，不要为我的事情伤心，我说过，我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我走这条路对不住二老的恩情，欠下的养育债来生报答！这个世界没有让我留恋的任何东西，我恨老天对我不公！”
看着这个女孩一笔清秀的字，我听到了一位弱者万念俱焚的悲惨哀号，脑门热血直冲发端，从事新闻多年，经历过不少死人的惨烈事件，从没在工作中经受过这种特别刺激，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有谁能想到及时来点化她、拉她一把？记者反映，孩子死了，这户老实困难家庭认为那是他们自已家的事，没向任何人诉说，更没无理“上访”取闹。原学校已将她作为毕业离校的社会人，没做任何过问；父母的破产公司更与此事无关；街道居委会也从没有管这种事的先例。没有任何沾一点官的人进门惹这个麻烦，只有杏莉的近亲和要好的同学闻讯跑到火葬场哭了顿送她上路……几天后上完孩子“三日坟”当天晚上，杏莉的母亲上吊自尽，找女儿做伴去了。
新闻行当的敏感自然会联想到这不是一个孩子的偶然自杀事件。我清楚记起，三年前因宣传配合需要列席的那次市委常委会议，几项议题是“教育产业化”、“学校拆迁”、“土地征用”、“经营城市”。教育局长详细汇报了市区内几所老中学校舍破旧、不适应教学要求以及影响城市形象状况，急待改造或建新校。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分别做了政府研究意见情况的介绍。大家一致同意将地价高的市内三所旧中学连土地和地面附着物整体卖给开发商，用“银行贷一点、地产卖一点、学校拿一点”的“三点”做法，在城外东、南、北部分别置换成新学校。这无异是个高明的绝佳主意，市委书记最后拍板一锤定音。旧校卖了，新校建了。中等教育设施的改造不仅成了一把手的政绩亮点，城区三个高档商品房住宅区，也为城市面貌增色不少。
没想到，“一把手”提拔调走后，社会上议论的人多起来了。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一位精明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盯上了市内黄金地段的这三所校园，对没有地面附着物拆迁成本的学生大操场更是垂涎已久，而且已经把暴利帐算透。就是这位外号称作“贷权”（他经常宣扬自己的生意经，说“别人搞工程‘贷款’本大利小，我搞工程‘贷权’本小利大”）。知道底细的圈内人透露，他看中三所学校后，就千方百计托人打听“一把手”陈书记在邻市老家的亲属，选中了一位和市委陈书记关系不一般并在其支持下开着一家建材公司的舅舅，他甚至清楚陈书记上大学就是这位老汉供的。
于是，舅舅老汉很快就成了“贷权”老板公司的副总。这位“贷权”跟着叫舅的老汉只是来了个影子，很少有人见过他的面，更不知道他和陈书记这层关系，一切都在高度隐密中运作。公开议论这些事情是在陈书记走了后，被辞退的公司财务人员捅出，老汉带来8万元入股时，“贷权”老板在协议书数字“8”的后面又满不经心地加了个“0”。我第一次听人说起时，脑海里曾经突然冒出过那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名言。
没多久，陈书记指示市府对这三所中学进行拆迁改造“论证”。市委那个常委会就是为这个开发商开的。县市城区工厂企业改制拍卖完之后，城内占地面积较大的中小学校园地产成了国有财产资源中价值最高的资产之一。上小学的孩子需就近并要家长接送，没人敢犯众怒拆迁，而把中学赶到城外去能一举多得。按照国有土地“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规定，三所学校合法走完了程序。不过那只是上演了三曲小戏。
因为陈书记有话，“招标、拍卖、挂牌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但项目该给谁还给谁，地价和地面附着物该怎么评估还怎么评，但该定多少还是多少”。结果每亩出68万的没给，给了出32万的。不必做任何解释，因为这是市委决定。书记对市长们的解释，“虽然不便多说，但有一点需要对大家讲，这样做是为了更多争取上级对我市的支持。”人们后来议论，他这样拍板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个人谋私的托词，要么是以此方式对上行贿。
有学者研究此现象大胆断定，资产流动，权力“寻租”就会出现：“土地国有制使得各级官员能够成为土地的最大拍卖者，价格的随行就市全由各级官员“收发随心”，大多看“买方”给当权官员们多少私人好处。甚至可能看到以赠送方式将土地产权转让、赠送现象。”国家严惩行贿受贿重典下，已有不少贪官成了刀下之鬼。然而这些刀下鬼的震慑作用如何？权的寻租趋向如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规律，权为“财”诱惑与“鸟”为食诱惑是他们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
明朝洪武皇帝，将腐败的官吏判处死刑，处死以后，将他们的皮剥下来装上稻草，放在衙门里当作其他官吏的警惕之用，但是这些“稻草人”根本就起不了吓阻的作用。“三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依旧。今天成克杰之类的“稻草人”吓阻作用如何？体制给人的那种特权还在诱惑人，前“腐”未除，后“腐”更猖獗，有“前腐后继”之势。
参加竞争的其中两家有“市长背景”的开发商，知道“贷权”小子把全市最硬的权又玩到了手，但他们不想示弱，后台暗处书记与市长的权力比对，变成了前台明处商人的竞争。“给他点压力，这样的肥肉不能让他独吞！”便公开在建设系统到处散布为学校增加出让金，还以信函形式致书记、市长和副市长们，表示“愿意每个学校再分别多加800万、600万、550万补偿金支持教育发展”。这一举动，狠狠“将“了陈书记的“军”，让书记和“贷权”处境十分尴尬。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的这些幕后利益争夺在领导层引起议论，但官场潜规则却不可能把这种事提到桌面上，反倒因巨大非正当利益引来黑道界入，两位竞争“闹事”的老板家里都在凌晨两点接到恐吓电话，“想砸谁的锅，不怕大人孩子被废了吗！”“你钱多了烧出病来啊，再嚷嚷下去不怕你们家里的人出事！”
结果根子硬的两位老板不吃这一套，在建设口权力圈内个别人的纵容下，将黑道恐吓公开张扬着到公安报案，还扬言要“上访”。一个月后，“贷权”公司受“明人”指教突然“息事宁人”，自愿将另两所旧校地产及新校工程分别转手给了那两家敢闹事的。两家同行理解“贷权”到手时“成本”太大，没有亏他，在律师见证下每人各签下了一张600万元、550万元欠条，待开发施工办理“商品房销售证”三个月后一次付清。“贷权”一转手不费吹灰之力得了千万银子，而他本人所占据最好地段的那所80亩中学，每亩开发净收益超过400万元，总利润达到3200万元。搬迁建这所新校的利润进项还再可收入1100万元。中国人一夜暴富的神话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因新校低价圈占土地，一大群农民跑省里上访两次被公安人员领回。一些人对违规拍卖中学和新校征地克扣农民补偿问题连续不断向上级反映。纪委书记受不了转下来那些人民来信剌激，事情闹大少不了自己的责任，约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去一把手办公室通气。陈书记冷冰冰地说：“你们不知道办任何好事情都有噪音的道理吗？现在搞市场竞争，能说说项目给了谁和地产多少价就没反映了吗？”话不投机，两位好意想反映些情况的领导哑口无言，转了其他话题。
在城外每亩只花2万元又无任何拆迁附着物的新址，投入6100万元即可建成新校。而那所重点高中老校每亩32万，80亩卖了2560万元，如果老校每亩卖68万元，可回收5200万元，退去上缴土地部门款项，可投入建校经费4300万元，剩下的800万元银行债务，即使严格执行学校收费规定，三年即全部还清。而在政府不出钱情况下，近三千万元债务对这所新校造成的后果是不难设想的。加大学生收费、减少教师奖金成为必然。
学校在银行催货时给市里打要钱报告，诸位领导在文件封页上给陈书记列出很大“批示”空间，上面留下了他的字迹：“在我市财力难以统筹解决情况下，同意社会办教育的教育产业化思路。学校应视教育质量为增收‘资源’，市府给予政策上的扶持，由学校创收自行解决。”
他还怕别人不领会“批示”精神，在文件边上又竖写了一行字：“修公路和建学校是相似公益事业，‘拿钱走路’和‘拿钱上学’一个道理。”市长了解学校收费规定，对书记武断批示显然敢怒不敢言，曾经抓起电话问了一圈相关领导，但没人知道陈书记“同意”的是哪位的意见。
许杏莉这种不该发生的事件发生了。
陈书记提拔民主评议期间，传说省纪委、上一级市纪委收到了反映他问题的大量人民来信。有的怀疑，“一次就帮开发商赚了那么多钱，人家还能亏了他？”有的说他在临海风景住宅区有豪华别墅，有的说他和开发商两个人去港澳考察五天就花掉280万，有的说他请客经常一桌就花一两万，有的说全市过节给当官的送银行卡成风是他带坏了头，有的反映他儿子在美国读书一年18万的支出与他的收入不符，有的说他给上级某领导送过“礼品房”的钥匙。经上级纪检和组织部门深入调查了解，均有明确认定结论，“反映情况失实。”
陈书记任职四年创下的是“全国百强县市”称号，年年评为全省廉洁勤政先进个人，并两次在全省做廉洁勤政典型发言，有较高的群众威信。他评议结论仅有两个缺点：一是虽工作敢于大胆负责，但有时方法过于生硬；二是虽然有较强的决策能力，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耐心有欠缺，以致产生民主作风差的误解。
用新闻人的良心公正评价，陈书记的能力是过硬的，任期四年，全市经济发展超过历届，城市面貌变化巨大，老百姓和干部认可，上级的考评合理。而干部群众对他的另一面反映上级一点不怀疑吗？当然不是，因为既成现实肯定会让上级十分为难。
我常常有这样的合理设想：如果连这样政绩突出的领导都不信任或者填进监牢，县市领导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这种官谁还抢着当？县市领导人在有突出政绩同时又有突出问题的人有多少？在既是好干部同时又是坏干部甚至是严重经济犯罪份子的人又有多少？县市领导这种矛盾双重性的“两面人”现象似乎从权力具有寻租特征理论能找到答案。
对一县一市之首，大款们有好多很有意思调侃，“绝对说了算的领导，和我们一结合就促进经济发展。”；“百万人县市的百万富翁成百上千，只让他们每月老老实实拿三千两千工资，那是在开玩笑”。
我一向认为，只要贪心不过头，领导们过得富裕些无可厚非，而更看重的是他们对老百姓的情感。但最令人丧气的是不在于陈书记那些经济问题的传闻，他鼓动的教育产业化不仅十分明显是在打劫穷学生，还为了自己的权力声誉，阻止他人对那些穷孩子提供帮助。陈书记何偿不知贫家孩子们求学艰辛，新年前走访困难户时曾经对着我在内的一群人说起过，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他“穿着三十二个补丁的棉袄上中学，每月花一块二毛钱，一顿饭吃三分钱的菜”。
上一年我们报纸宣传中涉及过一位穷学生发愤图强的故事，说的是多病缠身的母亲为了省下治病钱供儿子上完大学，自己服毒自杀。儿子趴在母亲坟头上哭完回校，半年之内从一般学习成绩跃为全校尖子生，数年之后研究生、公费留学一路过关。这个有骨气孩子的事登报后，家乡人为之动情，22个人先后给他寄去了15万元学费。这种社会亲情经历对我启发很大。我们市还有千百个许杏莉等待着社会接济。
我下决心抓住这一自杀事件营造舆论，用新闻工具开展一场慈善援助活动，让有钱人发发善心，一对一拉他们一把，并做一下示范，引导社会共同关注学生阶层中的弱势群体。为了保证活动成功，我事先以坐谈会的形式，邀来许杏莉就读那所中学校长陪着，请了五位报社广告客户大款朋友们一桌客。女校长介绍许杏莉的遭遇时泪水满面，大款们也为之动容。诸位款爷资产都在数千万以上，据说其中三位大户是陈书记家里的常客，另两位大户在省建委和省交通厅有亲戚。我知道他们为了竞争市里的党代表和人大代表，随手摔出个三、五十万就像花小钱。几个困难学生供到底才花几个钱？大款朋友们很够义气，只要我登报宣传一下他们行善的事，就毫不含糊地承诺每人提供三名特困生从高中上完大学的全部学费。
我很自得地在报社内转达这一信息，副总编、部主任们未成经发动即自愿参与，决心一起将火烧热。随之，四所高中的第一批30名学习优秀特困生名单到了报社。以一个跳楼自杀女学生为新闻由头，已经策划成型的《施善施情回报社会 大款大义扶贫助学》稿件眼看就要出笼。
因为是属可能成为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活动，要请示后方可实施。而且这种事让上面决定和指示，有利于提高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根本没设想此类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的活动还会有什么阻力。结果我错了。
宣传部长的眼光首先高我一畴，“这事涉及那个自杀女孩和贫困户阴暗面，如果牵扯“反面报导”内容，要再请示一下陈书记。”我想信他完全有权决定这件事。但部长很了解书记思想，熟知上级和市委的新闻宣传纪律，一向事事小心、谦虚谨慎、从不办可能让领导不高兴的事情。并且一向倡导正面宣传为主，认为所有新闻中诸如不正之风、违法犯罪、自然灾害、生产事故、环境污染、商品假冒等等不好之事均为消极的“反面报导”。
我真有点怕好事不好办，干脆带上自杀女孩那件遗书，跑到了部长办公室，让他了解情况后再请示一把手。我清楚地听到部长听筒里传出拖着长腔的回话：
“整个长江三角洲都早已经是小康生活水平了……那些个别现象不要大惊小怪嘛，报社要懂自己的宣传任务，注意负面影响。不要代替民政部门办些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宣扬阴暗面会给经济强市形象抹黑。”
部长知道我听见了领导指示，尴尬地放下电话打圆场，“一把手考虑问题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看的是局部，领导上想的是大局。”书记的态度让我一时的热心顿时凉到冰点，突然生出了恶心呕吐感觉，一句话再也没说。
人格突然受污辱，心头憎恨油然而生——“冷血动物！自杀是个别的，上不起学的也是个别的？”“把宣传人心向善光明说成阴暗是在颠倒黑白！”“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想往脸上贴金？老子从来没想过办这事要捞什么稻草！”
“你老陈行的是不是猛于虎的苛政？你称不称为虐于蝗的蠹吏？你与老百姓越来越远，已经感受不到他们的冷暖了！”这位书记我一向很是尊重，相信他上任时在全市干部大会表示大干一场的决心。和我经历的前三任比较，认为他不仅有较强的决策能力，还善于支持有才干的下属大胆开展工作，而且很关心解决下级领导们个人困难，尤其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那一套，既有利于本市发展也更有利于自己的升迁。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老百姓的死活这样麻木。一次“严打”汇报会上，当听到“治安大清查”被拘留的52名发廊、桑拿卖淫女都哭述交待是想挣些钱供哥哥上大学或者弟弟上中学的汇报时，我看到他曾经沉默良久。他手中有绝对权力，现在抓住这个因就学困难自杀的孩子发指示、下文件解决些群众实际问题，对提高市委和他个人威望有什么不好？有人愿意出面做些哪怕是只一点点有利于孩子们的好事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去鼓励支持。我想，如果我有这种权，我一定会这样办！
派出去的记者带回来全市高中的大体统计：其中2800名高收费在校生约人均年学费（生活费、学费）支出12000元，被调查的三个班主任反映，30%家庭完全有支付能力，20%勉强支付，大部分款项靠借债的正好占了一半。而按规定的正常学费则基本都有支付能力。当年高考录取的本科生872名，录取大学生活费以外的硬性收费每年全部在8000元以上，重点大学每年12000元左右。家庭完全有支付能力的仅不足30%；需要少量和大部分借贷支付的70%。还有10%的录取生受学费影响选择“便宜”学校高分低报志愿。有一个班甚至出现学生为了不让重病在身的父母加重负担，故意在试卷上错位填写正确答。这组由学生和班主任共同提供的数字虽然不够确切，但应属基本可信。
提供情况的班主任们对记者想了解的情况都很感奇怪，“上级从来没有要过这种情况报表，也从来没人过问这种指标”。一向被视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尚且如此令人寒心，“欠发达”落后地区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但看不到有人作过这方面的具体统计。有教育专家调查表明，大多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县市情况基本累同，有的地区高中收费甚至比大学还要高。中西部地区高中录取故意提高录取分数线有如下例子。九个县市的九所高中收费标准差不多，在分数线上只交规定学费，低于分数线１０分内交4500-6500元，20分内交5500-7500元，30分要交6500-8500元，超过30分按每分论价。达线生只占总录取生的30%。规定每班学生不得超过60人，但这些被调查的学校每班平均68-82人。
市场经济的推进实际上同时是在向制度挑战，如果没有配套适应的政治体制支持，不仅所有社会公共权力都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进入市场“流通”，而且“好的教育质量”之类公共事业资源也被进一步“开发”成摇钱树。教育是中国的领头暴利行业已属不争事实，知识、威严、正义象征下的重点学校校长们被列进了腐败分子行列，有的已经和娼妓混到了一起。整个教育产业化“办学”，赤裸裸地展示出围绕金钱转的市场特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显示，2004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排首位。一些教育专家对教育的著名分析里，其中有十年乱收费超过高达2000亿元记载。随着“北航招生事件”被媒体曝光，有人公开揭露，那仅仅是冰山一角。不进统招线的学生，家里多出钱，通过多种渠道进大学不是个别情况。
教育部批准很多大学试点自主招生，按照顾难以搞清的比例，只要走了一定程序，一些通过正常高考进不了校门的“偏才”“怪才”尽可按时入学。另外，“补录”、“调剂”、“增招”、“专升本”都与金钱动作相连。就是进了分数线也大有学问，按120%投档，钱和关系作用下，高分不取取低分的情况比比皆是。有参与“大学二分校”、招生的“教育咨询公司”运作者曾经对本报记者揭露，部分高校二级学院在办学和执行中的潜规则，“可使少数人一夜暴富”。
分布在全国县市的这类联索公司一年招生可吃回扣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在被严格控制的录取分数线和分数段情况下，他们经常隐密操作大款子女们带着三、五十万去上名牌大学的二分校。有的二分校可以称作教育产业化产下的怪胎。和陈书记搞拆迁发展教育并拉校长下水乱收费动机一样，那些热衷于“扩招”和办“二分校”的积极性是否来自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积极性很令人生疑，人们难以容忍神圣教育殿堂沦为以盈利为目的散发着铜臭的商铺。
常听县市领导们自我解嘲调侃，“抓好多工作要有‘杀牛’的狠心，手软了干不好！”我想，这些人的硬心肠可能就是用“杀牛”的心对付老百姓炼出来的。很多贫困弱势的群体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有的农民是通过卖血来维持子女的学费而患上爱滋病的，一些贫苦山区的女学生中国教育对老百姓伤害太重，父母为孩子的学费过劳猝死，因交不起学费导致学生或家长自杀的报导累见不鲜，中国教育界似乎已演变成一个残酷的产业，由此形成的社会不和谐直接危及政府公信干群关系。
可悲的是连这种基本德性都缺失的领导们，还经常在主席台上大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那种与发展大局没有联系的“小事”不在政绩考评之列，上级领导视察地方工作看的是大局，直观工程更能引起兴趣和关注，一般难以考察到“百强县市”高中录取生因不能入学跳楼问题。我想，就是那种缺乏以民为本全面内涵的政绩观念，导致干部流行追求畸形政绩，到处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出现过多为害深重的形象工程、问题工程。而包含有社会重大弊端的“小事”却往往受到忽视。凡是有损形象的，不管老百姓多么急切，理性解决的诉求往往被排斥。他们重视反映政绩的JDP、财政收入、城市形象，而解决好多数人实际困难另一种更重要的政绩被扔在了一边。
形象工程和腐败风气推波助滥酿成了“城里强拆迁，乡下强圈地”，宏观调控、严肃查办、审计风暴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深得民心。新一届中央领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亲民理念对转变领导作风产生广泛影响。人们看到，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多了：加重农民负担的农业税被取消，向农民摊派的报刊被停办，省委书记带上220名各级干部直插基层县市上访大户，一天当场解决、督办378人次的问题，纪委书记为解决十三年上访问题，抬着棺材为百姓殡葬，银行扩大放货规模向分困学子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个女学生为交不起学费跳了楼，的确不能指责当地领导没当大事去处理，也不能追究什么责任。因为这毕竟不是自已的车队把孩子挤进河里淹死。但是如果在老百姓的死活面前连一根理性的神经都没触动，表现麻木，不闻不问，不仅情理上不仁不义，更没有资格自诩为“父母官”。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是系在嘴上的话，而是实践语言。“形象工程”臭了，有人又发明“民心工程”，不管它是否有些狭隘功利主义色彩，比起形象工程总是一大进步。其实真正的民心工程是装在绝大多数老百姓心里的事情，只办好一两件赢群众口碑的事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
如果抓住一个学生的跳楼事件，敢于揭丑，举一反三深入探讨本地教育弊端，可能会让坏事变成解决问题的好事。比如学校可以帮助特困办理助学贷款；民政部门可以起动扶贫基金；慈善机构可以操作慈善活动；宣传部门可以发动社会捐助。
2004年9月27日，我和古稀老母一起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美丽善良的军旅女歌手谭晶泪水擦不完地抽泣着讲述和我遇到的同类故事。那是一位贫困家庭上小学女孩，晚上对妈妈说，“明天要缴25元学费”。妈妈说，“好好睡吧，明天妈妈给你。”然而妈妈没钱兑现承诺，夜里喝农药自杀在孩子睡觉炕前，孩子第二天抱着妈妈僵硬的身躯，哭喊着，“妈妈我再也不要钱上学了……”军旅姑娘找上门认了个自己的孩子，横下心供她把学上到底。
歌手的精神受不了那种刺激，面对亿万观众，一提这事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老母跟着歌手抽泣，我也泪水盈眶。直到晚上吃饭，老母还在唠叨谭晶帮那个没娘孩子的事。“不要让这么好的闺女唱歌了，应该叫她去给老百姓当县官。”老母不着边际的话被孙子笑话“太天真”。我听了却十分吃惊，大字不识的老人认真说的话不天真，她是在说一个很深的道理。
始自汉唐的“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不是新发明词汇。然而千百年来的历朝历代，级别“七品”岗位上号称“父母官”的领导们，三年“清官”百万银两的居多，哪有几个顾老百姓死活的？后来，文人笔下的县级领导便名声不佳，多遭书本毁誉、戏剧叽讽。今人焦裕绿曾为与老百姓情感相通的“七品”楷模，然而焦书记万万没有想到时下的继任者“一听到他的名子就烦！”记者不说，没人相信，记者一说，全国为之愕然。
文化大革命时，姚文远先生迎合上意，埋怨文人写书只反贪官不反黄帝，致粱山宋头领蒙冤。这是姚先生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误导。众多地方秀才一头看老百姓，一头看县级领导，七品命官把京里“以民为本、清正廉洁”的经念歪了，才有了秀才著文骂贪官的事。文人常为皇帝的经文感动，哪有文人会跑到京里问经文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中国浙江省豪华年夜饭一桌的定价为人民币十九万八千元，等于浙江省城市地区平均每人的十四年收入！
日本“朝日新闻”14日发自上海的报导说，浙江省杭州市一家香港餐厅“老正兴”推出黄历新年的十人份大年夜豪华大餐，每桌定价为人民币十九万八千元，而浙江省城市地区每人年平均收入只有人民币一万四千元，这种豪华年夜宴的价格，相当于当地民众十四年的收入！
年夜宴菜色包括冬虫夏草、鳖、鲍鱼、燕窝、鱼翅等，人民日报12日甚至配合照片加以介绍，豪华年夜大餐推出后，订桌的电话“响个不停”。报导说，当地居民听到这种价钱大为
吃惊，不少人说，“客人都是可以向政府报账的官厅人员”。有对此感兴趣的人作了一下深入了解，得知吃这种饭的大多来自周边县市有官方背景的人士。
我试图从社会自然人伦理道德角度，探讨清楚我们的一些领导所患心肠“硬化症”成因，却找不到自圆其说的词理。讲共产党宗旨信念，他们接受的是最先进的思想理念，老百姓和党的干部应有鱼水之情，但陈书记们是掌大权干大事的，村姑、村妇们跳楼、上吊、服毒的个人行为与我当领导的何干？这种人是绝不会因此伤心掉泪的。
我不敢给陈书记栽赃，硬说许杏莉是他从六楼上推下去的，但我敢说他卖校图好处、批示打劫穷学生行为与杏莉的死脱不了干系。听陈书记电话里那种站得高看得远的气派，我断定他这一辈子不会对杏莉跳楼这样的事有所内疚。如果现在有人问起，他也许记不得有这回事。讲母子亲情，也不敢对这类领导过于恭维。蜀中有个叫李玉书的县太爷做了反证，他把含辛茹苦拉扯他长成人的老娘丢在乡下，每年扔给老人几百元养老钱再也不管不问，
而自己包着的十七岁二奶却一年挥霍他给的60万元。不孝父母的人老百姓知道连朋友都不可交，谁能指望他诚心为别人当公朴奉献服务？别说与组织培养和先进文化熏陶不符，就是退回一千年，也让孔孟二老羞见此等不齿人伦的品行。
陈书记以“敢于对工作负责”著称。任职以来不仅学校拆迁要他拍板，道路建设、防洪工程、房产开发等大事情都要由他最后一锤定音。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四年任职由他直接决定的建安量5000万元以上工程项目就有22个，而分管副书记、副市长们只是有些小项目上的决策权。这些项目对陈书记的业绩增添了很多光彩。然而，陈书记积极行使宏观权力取得这些政绩的另一面，行使具体权力的积极性却十分令人生疑。
一位开发商老板朋友曾经坦率地对我说，我们搞开发，土建工程投入外的毛收入里有“三个三分之一”：一是上缴税费，二是“社会回报”，第三才是企业纯利。再问什么叫社会回报时，他只能神秘一笑，“内部情况，绝不外传”。这个市的建设行业多年来还有半公开“行规”，为建筑开发商承揽下来工程，可享受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三到五的奖励。有家公司的内部文件有下列两条明文：一，争取工程项目建安量一至一点五亿元的奖励百分之三，五千至一亿元奖励百分之四，一千万至五千万奖励百分之五；二，直接为本公司节省土地出让费、综合配套开发费、教育附加费、水电暖入网费按节约总额50%-60%奖励有关人员。这些与权力捆在一起的“行规”和奖励合法性如何，市纪检部门一直忽略，曾未有过明示。（这些数字也许并不很可怕，有审计专家考察几条高速公路建设，得出的结论是，一条斥资几十亿元的路，其中用于非建设支出的腐败资金约占15%，直接涉及现金回扣的占3%。）
也有专家戏发评论道，“这虽属隐藏腐败和犯罪不良经济因素，但也能看到这种官、商互动形式有利于调动发展积极性。”办起了报纸的富裕县市有靠权力吃工程收回扣疯狂敛财的腐败现象，贫困县市也犯同一种毛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侦查一起受贿案件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县委书记受贿索贿行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刚刚调任横县县委书记的汪湜波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做廉洁演讲：“元旦新年快到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禁收受红包……”慷慨激昂地演讲完毕，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办案人员走上前去，宣布对他
实行“双规”。
汪湜波十年先后任宁明县、天等县横县三个贫困县市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检察机关指控他的受贿项目表明，他所到之处一些较大的建筑工程几乎都由他拍板。天等县县委书记任上，利用职权将１１项工程全部划归南宁私营老板承建，这些工程有县城的开发区大道，有屯级公路，有贫困小学的教学楼等等。据汪湜波交代１０年间靠吃工程、拿回扣、收红包，总共攒下２５０万元，可能让发达地区县市领导们偷笑，需要提醒的是，按地方GDP及财政收入比例，这个只有19万人又小又穷地方的250万相当于发达县市的2500万元。受审时汪湜波对司法不公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他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中“还是好些的”，“谁都知道我的问题是面上的一般情况”。他说的也许并不过分，同省安义县县委书记陈锦云为了利益争夺，伙同个体老板陈家友雇请杀手将与自己“合不来”的县委副书记万先勇杀害，证明了他的观点。
据传，有人针对建设工程，在人民来信中指明名道姓污蔑陈书记，说他至少有五个亲属和三个铁哥们以及一个女朋友参加了二十多个工程项目的运作。但陈书记提拔考察时，据上级有关部门反馈调查了解得出结论，“该同志廉洁从政，在决策较多基建项目过程中，未发现收受开发商钱物问题。”又有人说，要整陈书记的受贿问题，且不说一般调查，就是给那些开发商钉竹签子，也拿不到陈书记受贿证据。
陈书记听到社会上有骂“卖厂贼“、“卖校贼”，“卖地贼”后，把兴风作浪的人怀疑到了市长和副市长们身上，一次借着酒意，话中有话地大讲原则性：“社会上的某些反映，是否与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工作上不愿承担责任的非健康情绪有关？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市委的统一领导，重要事情市委拍板决策体现党的领导，出了问题大家要共同承担，背后小动作行为不利于团结，个人是要负责任的！大家要襟怀坦白，如果对我有意见可当面多批评。”
精明的市长哪能听不出话音，说不定心里骂着“土皇帝得了便宜还骂人卖乖！”嘴上却甜得很，憨大头似信誓丹丹表示，“市府一班人是落实市委设计图纸的施工队，我们理应当好给市委打工的工头，陈书记对我们工作干走样的失误不要留情，板子打到哪里，我们就坚决纠正到那里！”人民选举的市长把自己贬成了被陈书记雇用的“把头”。
书记笑了，“你这伙计不愧是中文本科，语言可真丰富！”也许市长只有这种态度才是他顺利接任书记位置的最佳选择，官场所忌诲的任何磨擦都可能带来仕途上难以预料的灭顶灾难。
县市级城区刮学校搬迁风，故然有领导关心教育发展教育的动机，改造旧城区面貌让城市群众居住环境上档次，也属县市领导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市场经济的利益竞争，使县市领导们手中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企业家们“挪用”甚至直接支配。一方面，一届领导需要的政绩中少不了有形象崭新的城市面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工程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直接利益驱动。县市中的拆迁风就是在多重利益驱动下愈演愈烈，拆迁逼出的服毒、上吊、跳楼屡有所闻。在被拆迁户与开发商的激烈利益冲突中，官、商一家与群众对恃的阵线分明，鲜见有领导的立场和老百姓站在一起，以至大批跑地区、进省城、闯北京讨说法的人员劝阻一茬又一茬。拆迁中腐败现象的危害，有目共睹。
在讲术我们市三所学校拆迁故事时，有在场的六位来自三个省的总编说到他们市学校遭遇的相同情况。有人写文章企图从法律的角度有效遏制这种现象。提出首先城市规划不能频繁修改。城市规划方案的编制，必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城市规划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其效力就应当像法律一样，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样就不会出现城市规划随时在改、拆迁随时在进行的现象。即使城市规划万不得已要修改，也不能由规划部门一家说了算。
规划部门必须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修改的方案，然后报上级规划部门先行审核，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再报同级人大通过。如果不对城市规划程序严格加以限制，就难以在源头上遏制频繁拆迁现象，拆迁腐败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这种设想很好，但在现有权力体系决策中，这种设想是很不现实的。有的县市十年三任书记搞了三次“整体规划”，一次比一次有气魄。有时甚至为保护只一家投资商的利益，不惜修改一次规划。建设局的人说在决策权面前，“规划”实际上就是书记的“一句话”。
有人说完善招、投标的法律制度最重要。拆迁计划制定后，必须留有相当长时期进行公示。在拆迁得到相应政府机关批准后，由哪一个企业来具体承担拆迁任务，必须进行招、投标。在拆迁过程中，如有必要进行强制拆迁的，必须由政府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律上具有中立性的第三方裁定是否应该强制拆迁，而不能由政府自行组织公安、城管等部门强行拆迁，这样会激化矛盾。这种设想实际上也过于天真。老百姓相信“政府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强制执行的合理性吗？而公证处的人则说，“招、投标”被加强领导，实际上也是书记的“一句话”。
有人还说，拆迁项目的价格评估必须市场化。拆迁房的补偿，涉及拆迁户的切身利益，必须认真对待。比如那三所中学拆迁房屋和地产价格的评估，必须由中立的价格评估事务所进行，它不应当是政府独家指定的，而是有多家不同的机构，可供当事人选择。在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应当在有评估申请人（政府机关代表）、被申请人（拆迁户代表）的参与下，公开进行听证，在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的前提下，作出评估结论。被拆迁者如认为房屋价格评估过低，其有权利申请再次评估，再次评估应当由不同的评估机构作出。
在被拆迁人选择评估机构时，政府不能设置任何障碍，不能对评估机构进行地域限制。这种西式办法虽然很与国际接轨，但过于理想化，评估工作被加强领导后各种价格还是要听绝对权力的“一句话”。
按现行体制，被称县市“一把手”的书记岗位原本应是个苦差。在北京他们是“小队长”，在省里他们像个“村长”，在地区和地级市他们则是乡下的乡长。地市以上领导不需要直接处理涉及社会、群众具体事务，而县市委直面的是有事跑城里办、有状到城里告的老百姓。同时上面千条线直牵县市一个头，是路线、方针、政策联系群众最重要的阵地。有关部门统计，来自县市以下进省、进京上访的群众，占了上访人数的90%以上。然而，这种上挤下压的岗位，任职像走马灯，生存期极短暂。上面的书记一变，县市委书记马上换一片。有的不等上面换，年龄要求越来越小县市领导们的年龄已经到了进人大、政协二线的大限。
教育界的腐败已经触目惊心，内地大城市民间搞定期评议腐败部门、专业。最新一期的评选结果里就有“教育系统”。而教育系统的教师，在八十年代初，曾是社会最尊敬、评价最高的阶层。但现在那里已经不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而是个发横财的好地方。原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炮轰教育乱收费，认为义务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政府该掏的钱不掏，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中小学除了要交学费书费，还有名目繁多的补课费、赞助费、复习费、集资费等等各种费用。
2003年中小学教育成为中国仅次于房地产的第二大暴利行业。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估计，从1993年到2003年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刮走了2000多亿元。调查显示，近年来在居民总消费中，子女教育费用已上升到首位，超过了养老、医疗、住房方面的消费。而乱收费使教育界各级主管、教授、教师的荷包迅速膨胀起来，这使他们像抽鸦片上了瘾，欲罢不能。
孩子学费的不断飙升使所有的家长谈“费”色变。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讲，目前的大学学费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他表示，他和妻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仅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据北京学者估算，实际失学儿童至少3000多万以上。吉林省抚松县有一对家境贫困的姐妹花，姐姐读高二，妹妹读初中，每次两人回家后返校时，分别背着妈妈烙好的130和30张煎饼，这些是她们一个月和一个星期的伙食。姐姐说，不敢上学校食堂，一餐至少要一块多钱，父母供她们读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5年12月中旬发布的不完全统计报告显示，仅仅在中国大陆1.4亿流动人口中，6岁到14岁的流动儿童约有两千万。这些流动中的孩子就有十分之一失学。山东省济阳县崔寨镇张仙村10多岁的女孩赵云，因父母残疾，为了供哥哥读书，她自己退学，靠捡垃圾赚钱。有三年的时间，为了捡到好的“破烂”，小云每天早上3点就赶往垃圾场，馒头、咸菜、白开水是她四季固定的菜谱，其中的艰辛痛苦，非普通人能想像的出来。
小云一直供养哥哥读完高中。《半月谈》杂志（内部版）报导，青海省乐都县有1336户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该县马厂乡一中学90%的学生长期靠父母卖血交学费；重庆市綦江县石角镇千秋村谢光福为了供儿子读大学，每天至少劳作18小时，最后累死；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53岁的农民杨育祥因无力供两个孩子读书，让姐弟俩抓阄决定谁继续上学，姐姐没抓到于2005年8月24日绝望地跳下 300多米高的悬崖；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付家碾村19岁的王静娜考上大学，因交不起13,000元的学杂费于2005年8月14日服毒自杀；福建漳州某高校大三学生良华因交不起学费于2005年3月9日服农药自杀……。
联合国官员曾批评，中共当局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之低比不上非洲穷国乌干达，九年义务教育不过是一句空话。即使投入如此之低，也没有全用在学生身上，大部分被以陈至立为首的各级官员层层剥皮。很多农村贫困家庭、城市失业及下岗职工孩子无力交纳学费，导致众多儿童失学。家长接到孩子大学录取通知书自杀卖肾的时有所闻。推行教育产业化，收费成为各大院校创收的主要途径。10年来中国大学学费一路飙升，猛涨10倍以上，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人民币，农民年平均纯收入2,936元，按每名大学生每年就学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和住宿费），本科四年最少花费2.8万元人民币，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3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近10年的纯收入。
贫困省份的形势更加艰难。据安徽媒体报导，安徽太湖县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456元计算，每名大学生四年总花费按2.8万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太湖县一个农民19年的纯收入；如果以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825元计算，相当于一个贫困农民34年的纯收入，而太湖县目前有4万绝对贫困人口。官方报导，13亿人教育开支竟然不及官员用车费。中共各级官员每年用车的费用高达3000亿元，占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难道他们天天在吃车？！这个数字超过中共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投入的总和。
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赛夫斯基女士2003年9月访问中国期间，批评中国教育开支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不及非洲穷国乌干达。她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其中政府公共预算只占53%，近一半教育经费要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如果托马赛夫斯基女士的统计数字能来自民间，那么她所得到的数字将使她目瞪口呆、不可置信。在逼迫家长卖肾自杀筹措孩子的学费时，大陆高等院校竞相邀请离退休省部级以上高干任荣誉校长，支付年薪30万至50万元。原因据称：付出三、五十万，可得到少则十倍、多则百倍的经费。广州大学就聘请了原市委书记任该校荣誉校长。
新华社报导，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在教育部举行的今年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以全国小学和初中1.8亿学生计算，再按全国平均辍学率计算，估计全国辍学学生在230万人左右。 王旭明说，2004年全国统计数字显示，小学生辍学率平均为0.59%，初中辍学率平均为2.49%；部分西部贫困地区的小学辍学率可能在2%，甚至还要更高，初中辍学率在7%，甚至还更高。他认为，辍学原因主要是经济落后、财政助学经费不足，孩子家庭贫困。王旭明表示，随着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出台，会吸引更多学生入学，辍学率应该会稳步下降。
就中国目前是否存在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说：据政府的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人民币，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而一名大学生每年就学平均支出大约为7000元（包括学费、生活和住宿费），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费2．8万元人民币。按这样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大约4年3个月的纯收入，一个农民约13年7个月的纯收入。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这些年来不断攀昇，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已超过养老、医疗、住房费用而占首位。10年来，中国大学学费从每年数百元，增加到每年5000元至8000元，学费猛涨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仅增长了4倍。
因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各种学校开始搞产业化，乱收费的现象泛滥。夏明先生表示，中国不实行义务免费基础教育，对将来的社会和经济都将有害。◇(//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