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怎样看高行健？
答：是个有才气的优秀作家。
问：瑞典文学院认为他的《灵山》是一部“20世纪无与伦比的杰作”，你说呢？
答：优秀同“杰出”或“伟大”有距离；就正如高行健同托尔斯泰、罗曼٠罗兰、普鲁斯特有距离，显然，《灵山》同《追忆逝水年华》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后者所表达的内在生命的全部丰富性，至今足以令人震撼！
问：你是否觉得你同高行健存在太多的分歧？
答：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同他有诸多相似或近似的地方，如关于所谓“纯文学”的看法、小说创作形式的不确定性或流变性、虚无人生中的对隐逸文化的心灵追寻，甚至我们的出生地虽然在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地方，但仅隔几十哩地，那一带山清水秀，出了高行健赣州人以为在于山水灵秀。但我觉得高行健有一种几近文化人格的缺失，令人十分遗憾。他是个精神冷漠的人，无论对人还是对这个世界，如男女之间，他的作品所表达的只有欲，仅仅是欲，没有一丝一毫的情。与其说是他的超脱，不如说是他的人生一大不幸！一个人活在世间不爱人也不被人爱，是你厌恶了生活，还是生活厌恶了你？活得令人绝望！因为我们活着，总是怀有期待，不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包括人和世界之间。高行健对世界也是冷漠的，他不仅作为一个人不爱人，也不爱这个世界，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拒绝责任、良知和道义担当。在他看来，对苦难的关注，对社会暴虐的反叛和抗争都是可笑的、令他“超现实”地厌恶的东西；而不自问这种“厌恶”和“嘲笑”是否极端自私、苟且和怯懦的遁词？！对于他个人，抱什么人生姿态是他的自由选择，但绝不是值得鼓励的倾向，这是有悖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理想精神的。
问：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高行健的先后两次表态，一次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六四”时期，他表示有生之年，不再回到那个极权主义的中国；一次是获奖之后，表示他不会借获奖的国际声誉去批评中国政府？
答：这就是高行健！他的表态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他所追求的是个人苟且的自由，不是使生命向上升腾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对别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关注。他前面的话是说给西方听的。事实上，中国和体制是两回事，而人制定的体制也可以由人去改变的。你可以对某种社会体制不喜欢甚至持批评立场，但并不等同于你不爱生你养你的一方水土，在情感和精神上割断同你的家国故园及同时代人的任何联系。高行健并没有受到多大折腾，在中国那个体制下，他曾有幸受到过完备的高等教育，并且曾一度享有上演、出版和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他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宣布同“中国”的彻底决裂。多少真正受到过那个体制伤害的人，对往昔的痛苦却持宽容态度、对中国却仍然满怀感情并对它的未来满怀信心。他的后一句话是说给当政者听的，也大可不必，你批评或不批评谁无须向谁去表态，而获不获奖并不是我们对世界包括中国是否持异议或批评立场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格独立自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维护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不管这种见解和自由言论是否能为被受到批评或抨击者所容忍和接受。一个精神独立的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条件下都是独立者，他不因时空条件变化或坚持或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高行健活得很无奈、很苟且，他并不持本质意义上的本真异议，他也拒绝这样的角色。自由对他而言只意味着自私，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一己利益。包括他所声称的只仅仅为自己写作，似乎和社会群体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冷”到这种程度，就大可不必追求发表并坦然接受人类社会授予的荣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的理想倾向的普世性，绝不奖励一个只为自己苟活而对普遍自由冷漠无情的人！
问：你读过高行健的作品吗？
答：以前读过他一本谈小说写作的小册子。后来读过他的一个剧本《夜游神》。他有个好像名叫《车站》的剧本，印象中类似荒诞戏剧《等待戈多》，属模仿之作。最近去找来读了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
问：你怎么看这两部书？
答：前面已经谈过，他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他自己的写法，正如我自己有我对“小说”的认知和写法。纵使一些同样优秀或更优秀的小说家及有自己欣赏习惯的读者可以认为他写的不是小说。这里无须去评说谁是谁非，他高兴怎么写是他的事，你愿不愿意读是你的事。对所谓“纯文学”的看法我们是一致的。他的《灵山》是去贵州、四川、湖南窜来窜去写的，也可以当游记去读，当然它也是旅游观感、道听涂说、笔记、小品、议论构成的小说。其中有些文笔极为精彩。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但似有似无的灵山本身就是主题和隐喻。它的散乱无序并不意味著作家不懂得怎样去贯穿组织情节，相反让人读了觉得作家有份潇洒的才情，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许多东西，如草海、道士、巫术、龙灯、龙船节、原始森林、土匪、杂耍、孝歌、野人传说等大多是贵州风情。其中贯穿一路拾来的女人性的描写等等。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作为一个自由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同那些自觉不自觉受制于“党的文学”的作家的作品相比较，无疑更优秀、更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但其文学语言及创作实力，置放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来考量，高行健并不具超越别的作家之上的人文综合成就。瑞典文学院对《灵山》的评语，认为这是一部“20世纪无与伦比的杰作”，可以解读为其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无与伦比”的局限！高行健的另一部作品《一个人的圣经》除了性事，所触及的文化大革命，只给人“造反派”、“走资派”、“红卫兵”这么一些浮面和简单的印象，他根本没有抵达这场“革命”文化的运动的本质和深处，更遑论对半个世纪来广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及中国人的苦难的触及。它很难给人以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震撼。相反使人感觉高行健像一只飘浮血海上的球，“厌恶”血海，又置身其中；飘来荡去，又无关痛痒。对人们的痛苦投以漠视；对生命的抗争极力回避，除了过把瘾，当了几天机关造反派的头儿，见好就收，最后干脆做个漠视、等闲人间疾苦、超乎“善恶之外”的逍遥派和旁观者。我怎么也难以得出“这是一本描写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书”的宏论。面对中国空前绝后的这场浩劫、以及半个多世纪来“广义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惨剧，高行健的作品所传达的，多了一份苟且，少了一份血性！他的文化人格所表现的，是对良知的轻蔑和嘲弄！
唐山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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