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错误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0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周仁/德国报导)坐落湖北宜昌市三斗坪的长江三峡大坝,经过11年半的施工,5月20日上午10点正式竣工。
当年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国内和国际上曾经有过激烈争议,最后1992年人大投票通过决定建设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完工之际,记者走访了现居德国的国土规划专家王维洛博士。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曾亲自参加三峡地区规划多年,八十年代中期到德国继续空间规划领域的深造,获得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学位。后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长期从事空间规划和工程评估教学。
王维洛对三峡工程尤为关注,在国际媒体上发表多篇相关评论文章,并在长江三峡工程官方决策出台后出版专著“福兮祸兮——三峡工程的再评价”。
王维洛从工程师的角度出发,认为三峡工程中有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最后决定三峡工程的上马完全是一个中共的政治决策,工程论证是一个不民主并违背科学原则的决策过程,三峡的建成将带来一系列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最终的出路将是放弃。以下文字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要为重庆“准备后事”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淹没。因为水库里的水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平面,而是一个斜面,水从高处向低流,如果是平面,就不会流了。当然,这个斜面是人的肉眼发现不了的。1992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听说中共中央决定建设三峡大坝,给中共领导人写过一封信,就建议中国政府现在就要为重庆“安排后事”。
如果三峡水库水面是平的,泥沙进入水库就全部会沉积下来,若干年后,水库就会被泥沙淤满。因此对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泥沙组”而言,水库必须要有坡度。经过计算,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未来的水力坡度是自然状况下的三分之一,即万分之零点七,也就是说100公里的长度有7米的高度差,三峡库区的长度是600多公里,那库尾和坝址就有40多米的高差。
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最后一级台阶为海拔200米,重庆火车站的钢轨为海拔196米,重庆还有部分地区在海拔185米至200米之间。如果三峡工程发挥了所谓的“防洪效益”,三峡坝址处蓄水至175米,重庆的水位高度将超过海拔217米,这就意味着,重庆火车站,所有进出重庆的火车线,进出重庆的高速公路,以及重庆码头都将被淹没。三峡库区的许多城镇,包括新建的移民城镇、道路、桥梁也将被淹没。这就是李锐所指的,要为重庆“准备后事”。
水面是平的还是斜的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移民组”提出了一个三峡移民淹没红线。因为三峡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于是就在三峡地区175米等高线处画了一个封闭的圆,认为红线以下就是三峡水库的淹没地区。很多人都通过电视看到,在三峡的整个库区中都用红线把175米标示出来了。所有人都认为,住在175米以上的人不需要搬迁,住在175米以下的人属于三峡移民,必须搬迁。画这根红线的前提就是未来水库的水面是平的。
那么大坝建成后如果像重庆这样红线以上的地区被淹,谁将为此负责?
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如果水不流动,三峡工程就不能发电了,如果需要水流动,就一定要有水力坡度。毛泽东说“高峡出平湖”,他是在写诗,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连小学数学都不及格,怎么能要求他理解水力坡度的问题。
但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人在检讨“二战”的错误时承认,他们错选了一个独裁者——希特勒作他们的元首,因此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中共政府犯这样一个错误,唯一的可能就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一个独裁者,而其他人不敢指出他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理论正是李鹏提出的,李鹏在他的三峡工程日记里写,“三峡水位180米,重庆水位180米。”他还专门带着队伍进行了考证,李鹏提出三峡坝址水位是180米(后来降低到175米),重庆水位也是180米,他还在这两点之间画了一条直线。因为是李鹏这样说的,所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和科学家没人敢指出李鹏的错误。就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没有人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
自相矛盾的结论
仔细研究一下三峡工程的论证报告,报告由14个小组单独、分头论证组成,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移民组称,三峡水面是平的,泥沙组和航运组说,是有水力坡度的,即水面是斜的。
泥沙组称,三峡解决泥沙问题,靠的是“排洪蓄清”的措施。“排洪蓄清”的意思是,三峡大坝以下的长江堤岸十分坚实,在水中含沙量大的洪水期,利用水的力量把泥沙冲出去,在含沙量小的枯水期把水蓄积起来,用于发电和航运。可是防洪组要防洪,就是在洪水期把含沙量大的洪水蓄在水库中。防洪组称,三峡水库有221亿立方米的库容,可以把洪水蓄积起来,将下游地区的防洪标准由1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这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效益。
按照这两组不同的结论,当洪水到来时,三峡大坝究竟该拦洪削峰,还是该排沙?
三峡工程移民组是以三峡工程没有水力坡度为前提,得出一条平线的结论,而泥沙组是以三峡工程有水利坡度为前提,得出泥沙能够被冲出去的结论,两组的前提是互相矛盾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后,前提被略去,只有结论,于是就变成了“排洪蓄清可以解决三峡的泥沙问题;防洪能解决下游的洪灾问题;移民只有113万。”
三峡工程决策错误就存在于其目标的相互矛盾中。对于这个工程,中共的干部在台上是赞成的,可是退休下台后就会反对。1984年,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原则同意这个工程,胡的同乡和同事——李锐因为出书反对三峡上马受到中共党纪处分,这个处分就是胡耀邦亲自给他的。胡耀邦下台后,写了一首诗给李锐,为那个处分向他道歉,同时也流露出他本人对三峡工程不赞同的意见。
本质是政治工程
三峡工程其实是一个政治工程,其决策是在1989年“六.四”后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下出台的。
1989年江泽民上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去的就是三峡。这是他的一种表态,以此表示自己和天安门的刽子手李鹏站在一条线上。李鹏在日记中对江的这个举动表示特别的感谢。
“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所以三峡也被作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建设。在三峡公园里可以看到三峡开发总公司为李鹏立的碑,碑上刻着李鹏的一首诗,去年李鹏专程到三峡工程去看这个碑,很满意。可以说,三峡工程是为中共的政治人物树碑立传的工程。
“世界河流网络和国际探测”组织的负责人把三峡工程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国际上,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很多,支持的很少,在国内正好相反。在1989年以前还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1989年以后就没有了,看到的只是成千上万支持的文章。因为反对的文章在国内不能发表,所以中国很多人不知道,三峡工程的问题在哪里。
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他敢于直言,他的论文在中国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而是由其家人自己出钱印刷的。
中共政府说三峡工程是民主的,请赞成的张光斗教授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并担任最重要角色,却把黄万里教授排除在外。实际上,他们是害怕黄先生能舌战群儒的反对声音。黄教授给中共中央领导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30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使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3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三峡工程将成为中国的巨大包袱,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包袱,这是没有让黄万里教授讲30分钟话的沉重代价。
在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412位专家当中,有9位专家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特别是政协委员,原水利部长远规划处处长陆钦侃先生,直到1998、1999、2000年,仍然每年联络一大批中国的知名人士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挽救三峡工程的意见。比如,他建议不要把下游的导流泄洪孔阻塞等等。然而,决策者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仍然阻塞了导流孔。
如果恐怖份子来炸坝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建设三峡大坝的时候,国务院曾经委托张爱萍将军领导一个小组进行了研究。几年后得出结论“我们无法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1986年三峡论证的时候,这个结论却反过来了,军方转而支持三峡大坝的建设,但张爱萍将军至死保留他原有的观点。
三峡工程军事方面论证的前提是——战争是有预兆的,战争不再是一种突然袭击,而是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要先向对方叫阵。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用14天的时间把三峡水库的水放光,这时候有人再炸它也没有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是,如果有人炸毁三峡大坝,我们必然用原子弹进行回击。当时的说法是,如果美国有摧毁中国几十次的能力,中国只要有摧毁美国1次的能力就够了。如果美国敢打我们,我们就用原子弹摧毁他,这个理论和朱成虎的理论差不多是一致的,就是打所谓的“极限战争”:即使我核武器的数量和威力不及你,但是只要我有摧毁你一次的能力,美国人就会害怕。
但是三峡工程论证中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大坝可能成为恐怖份子袭击的目标。
如果战争有预兆的,三峡在7天之内有计划的人工放水,制造出的洪水将超过1998年。如果在洪水期,那么放水制造出的洪水将比1998年大得多。原中国军事评论家杨浪曾经说过,如果三峡大坝被炸毁的话,中国的中原地区(中国的屯兵大部分在中原地区)将被洪水淹没,中原地区的部队将全部失去战斗能力,荆江地区到武汉将全部被淹没,直接遭受洪水灾害的中国百姓将有3000万。
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必须保证船只畅通,所以三峡大坝建有一个两线五级船闸,在原计划中还有一个升船机,至今还未建成,升船机的安全性比船闸还要差。船闸就是两道门,堵住了后边221亿立方米的水,如果恐怖份子破坏了这两座门,其结果就会像中央电视台记者作现场报导时所说的,洪水将“一泻千里”。
后来补做了恐怖份子袭击三峡安全的论证。如果恐怖份子劫了船只,撞向船闸,后果将更加严重。现在三峡大坝上游停着炮舰,万一恐怖份子劫了船,可以用炮舰把船击沉。
三峡工程何去何从
三峡工程的淹没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李锐说,为重庆准备后事。陆钦侃提出,降低三峡的蓄水位,放弃防洪和发电的目标,以挽救三峡工程。未来的决策者必然要从他们两者中作一个选择,然而,无论怎样选择,损失都是很大的,最后都要百姓买单。
到今年5月底,三峡右岸大坝就要建成了,届时,三峡的蓄水位将蓄高到156米,之后,还要继续安装发电机。现在,三峡工程就已经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除了淹没问题,还限制了长江的航运,为此交通部叫苦连天。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去剪彩时,他坐的船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通过了,他觉得还不错,然而普通百姓等船通过船闸,需要7个小时。
大诗人李白有名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唐朝的古人乘木船,从奉节至江陵,只需要1天时间,而今乘现代化的轮船过三峡船闸却需要7个小时,用1天时间还到不了江陵。
通过三峡大坝的一部分的货运需要机械翻坝,就是在坝下把船上的货卸下来,通过机械和车辆装运到在坝上等待的船上;同时也把坝上船的货卸下来,通过机械和车辆装运到在坝下等待的船只上,这岂不是部分中断了长江航运?
还有三峡水质变坏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投资了了400亿人民币,水质还是向变坏方向发展。张光斗教授说,治理三峡水库水污染需要花费3000亿人民币,而对比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造价只有2000亿人民币,工程的经济性何在?
但是按照中国GDP的计算方法,仅三峡工程和三峡水库水质治理拉动国民经济发展超过5000亿人民币。三峡水库水质变坏,三峡库区各县市现在都另辟水源,都不准备用三峡水库作为饮用水源,损失何其大。
更严重的是因三峡迁移的100多万百姓的生活问题。其中除了很小一部分,生活确实有所提高,剩下的绝大多数是受害者。农村移民失去了土地,基本只能进城打工,从2003年万州搬运工人暴动中,可以看到三峡工程移民的影子。三峡工程造成三峡地区20万职工“下岗”,只能依靠平均每人每月140元到170元的最低保障金度日。
中国当今的绝对贫困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水库建设造成的,水库移民政策对移民的生活打击非常大,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背井离乡,也让人失去了上进心。而且这些三峡移民处于被严密控制之中,他们没法去北京告状,甚至去武汉和重庆告状也不可以。如果这些移民对外国记者说了什么不满的话,就会被冠以“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叫做“三峡工程和人权”课题,原计划在2005年底完成,但至今仍未看到整个报告。不过这个报告中透露出来的部分内容,把建设三峡工程作为最基本人权解释,称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人权,三峡移民有饭吃就是基本人权。
中共对的三峡工程的补救措施,永远只是补救,然而,它永不言错。如果想改正错误,首先必须允许别人指出错误。
它是如何补救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说,三峡工程的滑坡、岩塌只有150处。事实上,随着三峡水库的蓄水位上升,三峡地区的滑坡、岩塌有1500多处,随着水位的继续上升,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中共政府先拿出40亿,如今再拿出80亿,将来还要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治理滑坡和岩塌,然而这笔钱却没有算在三峡工程中。他们要通过这些措施,使大家不去关注这个错误的决策。
如果问真正的补救方法,在我看来,没有补救的办法,对于三峡工程,将来唯一的结果只能放弃,三峡工程不能实现预期的功能,只能向废物一样矗立在那里,直至被炸掉。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已经犯过错误,现在在三峡工程上又犯了错误。
三门峡工程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泥沙会淤积在水库中”,三峡工程是“不知道水是从高处向低处流”。这些都是一些常识问题。为什么会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
三峡工程被中共称为民主科学的决策,因为它经过人大代表举手,412位专家参加论证,然而这个所谓“民主科学”的决策却导致了这么大的错误。纵观历史和现实,三峡工程决策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只是又一个专制的产物。(//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