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日讯】梁启超——“我年轻时受知于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又一位便是梁任公启超先生。”
梁漱溟15岁时就遍觅梁启超著作及所编报刊共约5、6百万字饱读一过，寝馈其中约3、4年，慕梁大名而深向往其思想精神。但梁启超比梁漱溟大20岁，且梁漱溟的父亲生前曾往访梁启超四次未得一见，投书两度未得一复，梁漱溟当然不敢唐突冒昧再去寻访梁启超了。
1920年某日，名满天下的梁启超偕同蜚声军界的蒋百里及林宰平，携长子梁思成“移尊枉步访于我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梁启超好佛学，早在戊戌政变时，和谭嗣同因同好佛学而时相探讨。“他之所以首先来我家看我，也是因为听说我是一个研究佛学的人。”这“听说”，除了报章杂志的介绍外，就是听同来的林宰平所说。林宰平是梁漱溟“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林宰平“受梁任公先生临终委托为其毕生写作审订出版之事”。熊十力挽林宰平联曰：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究今古，当世几人。
1925年梁漱溟编印了其先父的遗书，送给梁启超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梁漱溟附信特地指出这段话，请梁启超过目。梁启超“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钜子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梁漱溟曾不时去看望梁启超。一次，“看见他正俯在案上，恭笔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寿屏上写字，这寿屏正是他为老师康有为70寿辰而作而写的。”此前，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在政治上已分道扬镳。张勋复辟，康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段祺瑞、梁启超马厂誓师，讨逆檄文出自梁的手笔。梁漱溟深自感服于“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气度、精神之余，亦慨叹于梁启超之笃于师生之谊，念旧情深。
对于梁启超本人的的政治败笔，梁漱溟亦不讳言。“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
辜鸿铭——“……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他竟参予了中外当局折冲交涉，为国家贡献非小……”
梁漱溟在北大文科哲学系时，辜鸿铭在北大文科教欧洲各国文学史。梁辜曾相遇，却没说话，盖因梁漱溟当时才25岁，“少年气傲”也。
梁漱溟有感于兵连祸结，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主张组织国民息兵会，印了几千册散发，也放了一些在北大教员休息室的桌子上，任人自取。某日，梁漱溟与辜鸿铭邂逅于教员休息室内。“此老身量高于我，着旧式衣帽，老气横秋。彼时我年只二十五，而此老则大约七十内外了。”辜鸿铭随手取了一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翻了翻，“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对我说话，而我少年气傲，亦即不向他请教。今日思之不免歉然。”
马一浮——“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据梁培宽先生回忆文章：梁漱溟与马一浮初识在1921年，当时马一浮以两部木板刻字重印的古籍相赠，一部是宋儒杨慈湖的《先圣大训》，另一部是明儒罗近溪的《旰坛直诠》。梁漱溟对梁培宽说过：马老送给的这两部书他读后受益不浅而深爱之。尤其是罗近溪的那一部对他启发甚多，影响尤大。1922年，梁漱溟书写了一条幅：“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春日读近溪集有省”，装裱起来，悬于室内以自勉自励。
1932年，梁漱溟拜谒马一浮于杭州寓所，自称后学。有乌以风描述当时情景：“梁漱溟先生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梁先生长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先生答礼。就坐。先生问梁先生近做何事业。梁先生因谈论乡村建设理论与心得，滔滔不绝。既出，先生谓予曰：梁先生有辩才”。“先生颇以梁先生只注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
1939年，梁漱溟巡历敌后各游击区后返回重庆，马一浮当时在乐山，对梁漱溟的敌后之行说了八个字：“行劳天下，比于禹墨。”又另外称道曰：“出生入死，奔赴敌后。”
1957年、1961年梁漱溟或专程或顺途赴沪杭拜访马一浮、周孝怀、蒋维乔。马一浮特意介绍梁漱溟去拜访薛福成（李鸿章幕府，学问为马一浮极力称道）。
1962年，梁漱溟托学生给马一浮带去了《读熊着各书书后》一长文，得马一浮复信曰：“星贤来辱手教见示。尊撰写熊著书后粗略一过，深佩抉择之精。熊着之失正坐二执二取，鹜于辩说而忽于躬行，遂致堕增上谩而不自知；迷覆已成，虚受无望，但有痛惜。尊论直抉其弊而不没所长，使后来读者可昭然无惑。”此手札独得免于文革丙火，可谓有幸有缘。
一九八零年，马一浮平反追悼会在杭州举行，梁漱溟发去挽电：“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章士钊——“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
梁漱溟成名之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最早是投寄给上海章士钊的《甲寅》杂志的，适值章因奔走倒袁离沪，稿子为商务印书馆的蒋竹庄（维乔）所得，遂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先师视自己论民族乐律的稿子珍同拱璧，却放心交给梁公转请章士钊设法带到香港寻求发表（时在70年代初期）。先师在世时同我讲过此事，先师去世后梁公也同我讲过此事。
王国维——“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我先于一九二零年在上海张孟劬、张东荪昆仲家见到一面。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我虽夙仰大名，读过他的著作，却未敢向他请教，亦因我于他的学问全然一个外行也。
“后来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静安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从而有机会再见到他，且因我编订先父年谱，在体例上有所请教，谈过一些话，其神情一如上海见到时。梁任公家在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份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沈。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沈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陈寅恪——“大学问家”。
梁漱溟说“我与陈先生叠有晤会机缘，先在桂林；后在南京俞大维家。在俞家一面则陈方从英国回来，双目失明矣。”
梁公对王国维、陈寅恪的学养德行推崇备至的同时，亦感叹于俩“大学问家”对哲学缺乏慧悟。
“王静安先生有言：余疲於哲学有日矣。（按：王先生译出日本文哲学书最早）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而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另一位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学纷无定论，宗教难起信心。此其感想与前王先生之言甚相类似，吾故连类及之。如两先生既各有过人之才智，蔚成其学养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缺乏哲学的慧悟，则信乎人的才智聪明各有所偏至也。”
胡适——“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
“一九一七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开创性的……这是他的功劳。”
“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
“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陈独秀——“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
梁漱溟与陈独秀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大钊请客的一次饭局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南陈北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两大创始人的李大钊、陈独秀曾是梁漱溟的至交和同僚。
梁漱溟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梁公将陈独秀同胡适之作比较：“……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
梁公对陈独秀的为人处世则不赞一词，称他“细行不检，于人口实”，“其为人圭角毕露”。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对陈、胡的评论。鲁迅说：如果把人的韬略比作武库，那仲甫是在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适之则是写着“内无武器，来人放心。”梁漱溟作为哲学家，其议论平实、准确；鲁迅作为小说家、杂文家其描述诙谐、深刻。然二人“所见略同也”！
熊十力——“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
梁漱溟与熊十力的相识富有戏剧性。梁公在成名作《究元决疑论》中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尊佛法，对熊十力说佛家使人流荡失守的议论指名道姓责斥“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不意熊十力乐而受之，给梁漱溟写信，说读到梁的文章，“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细谈。”不久，熊即从天津来京与梁把握快谈。这便是梁漱溟与熊十力四十余年交谊的端始。
熊十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求学，转而讲学，又入北大讲学，皆得力于梁漱溟的介绍、推荐。多年来，熊与梁漱溟的学生多人随同梁公进退，同住同行，相从不离。梁公虽从未有丝毫以师长自居之意，为文作书，从来以同辈视熊；实际上，熊十力曾从学于梁漱溟则是事实无疑。
梁漱溟与熊十力“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梁公将此归结于“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梁漱溟对于学术问题非常严肃、认真，决不随和、苟且。梁公在称赞“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后，即毫不客气地指出“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
康有为——“康之为人无足取也（康之为人行事越到后来越恶劣）。”
1912年，梁漱溟送妹妹到西安某女校教书。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听寺僧讲，“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梁漱溟回到北京后，就着手依据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手段，迫使康有为归还佛典。为此，梁公走访请教了名律师黄远庸。（因手头缺有关资料，容后补充。）
黄远庸——“……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漱溟因欲状告康有为借窃古书而向黄远庸咨询请教法律问题，这是梁黄的首次见面。
梁启超名文《中国三少年》所赞赏的民初三个有为青年第一人就是黄远庸，余二人为张君劢、蓝公武。
“当时黄远生（黄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笔者按）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
1913年，梁漱溟编了一册《晚周汉魏文钞》，登门求黄作序，黄慨然允诺，序文中亦多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梁漱溟75年后仍“至今难忘”。
梁漱溟的成名之作《究元决疑论》即有感于黄远生的横死而作。
黄远生为袁世凯所胁迫，时人误黄为袁党。梁漱溟则“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黄远生叹复曰：“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既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庸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黄远生逃脱袁世凯的魔爪，只身潜抵上海，不久赴美，旋即为国民党刺杀，死于非命。消息传来，梁漱溟“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冯友兰——“芝生老同学”。
1984年2月6日至9日，我应梁公之邀在北京梁公木樨地22搂寓所听梁公谈毛泽东，曾亲见一位身躯高大肥硕长髯的老者来拜访梁公，梁公起身迎他，来人称梁“梁老师”，梁答曰：“不敢当”。这是我亲耳听到他们之间的对答。后来我看到一张冯友兰家居的相片，感到那位老者很可能就是冯友兰。
梁公因成名早，25岁即执教北大，许多学生与他年相若，有的还大很多。梁公长子梁培宽先生告诉我：梁公从不称他们为学生或视为门人弟子，总是以“同学”相称相待，即使对追随他多年的学生也如此。冯友兰是梁公所执教哲学系班的学生，梁公对其迎合江青，批判孔子的言行幷不留情面，多有批评指责，但在礼仪上则一如既往，不以老师自居，也不慢待他。梁公有信致冯友兰，称其“芝生老同学如晤”即是明证。何为“不亢”，此之谓也。梁公举手投足，言行随意，已达儒家“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也！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挽梁公联曰：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卢作孚——“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
卢作孚是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的鼻祖。毛泽东谈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梁漱溟与卢作孚结交在抗日初期的1937年。1941年梁漱溟将自己创办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四六年梁漱溟从政界退出，息影北碚3年，著述《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在北碚所从事的种种活动，都得到卢作孚及其胞弟卢子英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梁漱溟在同卢作孚的交往中，“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尝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的事业。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具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了解较多的在此，人们常称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更是极难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迂回曲折，力抵于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社会。”
梁漱溟早在1918年前后就听周孝怀老先生对卢作孚称赞备至。时隔六十五年，梁漱溟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周老将拇指一翘，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
这么一个好人，有大功于国家社会的大好人，却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惨遭横死，被逼自缢身亡。梁漱溟1983年作文纪念卢作孚时，感慨系之：“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当是九十岁高龄了。”梁公且一反作文常态，非常感情地写道：“作孚先生是个事业家、实干家，是个精神志虑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
蒋百里——“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而最后失败却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这是1936年中国新年大年初一蒋百里在上海接待来访的梁漱溟时谈的。“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这是一九三七年初蒋百里对梁漱溟讲的话。
这一年，蒋介石在约谈梁漱溟时，梁转达了蒋百里自动请缨去山东视察防务的要求。蒋介石表示同意，幷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梁蒋在山东见了韩复矩、胡宗南。后来，蒋百里出使欧洲，还给梁漱溟寄来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蒋百里坚持抗战的议论传诵一时，”然而料不到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张君劢——张君劢是忠厚长者。
我曾在一次听梁漱溟先生谈话时插话问梁公：张君劢，《毛选》里毛泽东可把他骂惨了。梁公说：“他不了解张君劢。张君劢是个老实人。其实，老实人，不是一个聪明人，忠厚长者。”
张申府
“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申府好收书，又多旧藏。申府富于学识，资助我者不少。（70年前张申府与我在顺天中学同学）。”
据先师讲，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梁漱溟、李大钊、张申府、雷国能四人有一张合影，被中共作为李大钊早期活动照片收在中共党史资料里。
朱谦之
“同学中特出人物莫如朱谦之，后来与我关系非浅；我曾资助其赴日本留学。谦之收藏颇富，得其助益不少。朱谦之故后，其夫人何绛云犹时时供给一些。”
任继愈
“任继愈不行。任写了篇文章评论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诋毁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许是送给他看的。
毛大为欣赏，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继愈当所长。所长不能光杆一个，要网罗一批人，我记得我一个最熟的朋友叫朱谦之的被拉去参加这个宗教研究所。”
这是笔者记录的1985年8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谈话。
杜心武——“杜先生于道家之学造诣不浅”。
“据我所知，先生……自幼（八岁）好习武艺，结交名手，竟以此荡其家产。十四岁即在川黔滇一带山区为商旅保镖。以加入哥老帮会颇早，年辈居上海黄金荣、杜月笙之前……”
梁漱溟与杜心武相识结交约在1919年，其时，杜心武在农林部任职。杜心武20余岁时弃武习文，考中秀才，旋又东渡日本求学，毕业于西京帝国大学农科。其间，结识了宋教仁。辛亥后，宋教仁出长农林部，遂引荐杜入农林部任职。
1928年，梁漱溟与杜心武相会于上海。“午饭时，主人为我备有素菜，以我习惯不肉食故.因而引起杜先生谈其不同意见。大意谓佛家之茹素及其静坐法皆于人生非宜。道以自然为宗……道家是‘性’‘命’双修的，先修命以为基础；佛家乃遗命而修性者。自古道家以养生为主，杜先生之言固是其代表。……拳术之至者通于道。道非它，性命自然之理耳。通于道，可得‘神全’。因述其少年时所遇矮师之事。……于旅客中遇一老人奇矮。自己年方少，好弄，辄戏耍狎侮之。老人戒勿逞能，以若所能者不堪一较量。试相较量，自己每被击中而不得一击老人。于是叩头拜认师尊，请问姓字。老人曰但以矮师称呼我可也。自己内心总不甘服，其后曾伺隙进击者两次，亦均失败。一次值老人俯首就地洗面，从其身后猛然一棒。棒下，面盆碎于地，乃见老人迎面而立，指笑我淘气。一次值老人双手端持一锅炖肉胁持碗筷而行，又从其后猛然一棒，则见老人稳立对面，所奉食具竟无一失。不禁讶问：”难道你老背上还有眼睛么？‘老人答云：“何必眼睛才是眼睛。’——以为通身全有眼睛之用。”
杜心武曾在全国国术比赛表演大会上应群众坚请表演步法，“起步行走如常人，徐徐为周圈绕行而已。台下众人方哗笑不满意之间，台上忽而步法展开如飞，迅即如闪电，不见其身，但见一黑影团团而转。正在台下骇异轰动时，先生在台上则悠然而止，稳立台心，向群众微笑点首，面不改色，气息宛如平常焉。”
梁漱溟从生命、宇宙、自然的高度来演绎这一现象：“此一表演，人或赞为绝技，而实非一种技巧。《庄子》不云乎‘臣之所好者道也，而进乎技矣！’试问外国体育家赛跑，纵然最快者谁又能达此境地？而且所难者犹不在其快速，而难在气不喘嘘，面不改色。”“……人类生命特点在得解放于动物式的本能进入理智生活一路。通常在对外行动时，人以意识拣择和后天习惯来代替自发的本能，同时人身内部生理气血运行则付之植物性神经，不须经过意识。但道家于此，全然翻转来，既在内部生理运行上渗入自觉意识，而可能达于某种的自主自如，而当其对外则往往任天而动，无所容心。此时他的身体动作（例如步行）径可接通宇宙生命自然之力（此为动物式本能之所从出而远超过之），不用人为之力，是以他逸而不劳也。”“即此一事，可见杜先生于道家之学造诣不浅。”
梁漱溟洵洵大儒，又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但他毫无门户之见，于杜心武的道家修为倾心推许，广为传扬。
杜月笙——“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
1941年，梁漱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当时在香港避难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竟在某日请梁漱溟一个人到“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吃茶”。“杜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我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着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漱溟婉言拒绝了他。杜月笙后来还请了梁漱溟吃茶，仍碰了软钉子。
（因流亡海外，有关资料欠缺，个别人物无法撰写，暂付阙如。敬祈读者原谅。）
【原载《北京之春》06年5月号】(//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