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9日讯】中国著名的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教授，曾经为调查研究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并最终因此项调查研究报告而一鸣惊人。他带领的博士生与众不同，他的博士生一定得去住垃圾场。
据《竞报》报导，“现在有些博士生毕不了业，为什么？论文没东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王维平说，“我的博士生一定得去住垃圾场。”他表示：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而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我的这种要求。
1998年到1999年间，王维平做了“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调查研究。现在回忆起这段调研经历，王维平给出的形容是：复杂、危险、脏、臭。
那时候，王维平平日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调研都是利用节假日。
“我穿上‘丐帮’的衣服，去和他们捡垃圾、收废品，到那些趴满苍蝇、硕大的老鼠乱窜、寸长的蟑螂来回爬的垃圾填埋场去调查。”
每次回家，王维平要在外面先把衣服脱了，可进了门仍然免不了一身臭味。“垃圾场你没去过，在夏天，白色的轿车一进去，3秒钟之内变成灰的。为什么？趴满了苍蝇！后飞来的苍蝇都没地落，落在别的苍蝇身上。”
他打心眼里尊敬你
通过这些调研，王维平不但搞清楚了北京垃圾回收的全部过程和内幕，还和这些以捡垃圾为生的人交上了朋友。
他渐渐搞清了北京的拾荒族群有13个，并和这些“帮主”都熟识了。“丐帮”对王维平的称呼是大哥，对此，王维平似乎觉得颇为欣慰。“为什么叫大哥？他尊敬你，打心眼里尊敬你。”
在报告中他提出，都市“拾荒族”不应当是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的、不被社会关注的群体，不能让这个产业无序地蔓延，应当让垃圾回收成为一个在政府引导和社会关注之下的兴利除弊的过程。报告一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政府也因此开始行动。
务实的田野调查
他要求凡是他的博士生，都要去住垃圾场。“我这样做，意在教育我们的学生，要有深入社会实践的勇气。如果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要这博士有什么用呢？”王维平说。
三年级的李文东是王维平现在带的两位博士生之一。“原来只是坐在图书馆里查资料，老是找不到论文的思路，出去调研之后找到了。”李文东研究的是农村废物的回收利用问题。他到农村去，先后跑了四趟。在河南看到造纸厂的下脚料变成肥料，在湖南看到牛粪被加工成颗粒重回土地，他知道了自己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在读博士生李文东说，他当时迈出实地调查研究第一步的时候，确实挺难的。“虽然是因为王老师深入垃圾场搞调研而敬佩他，但是当我自己要这样做的时候，还是感觉不体面。”
女弟子偶受“优待”
作为王维平的女弟子，现在已经是农业大学教师的张越曾经得到导师的优待——可以不住在垃圾场。“她是女孩子。”王维平解释。但是，王维平要求张越必须实地去调研。张越做博士生期间跑了不少地方，而这最终使这位女博士写出一篇优秀论文。
赢得企业支持
“我搞的研究物件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人家说我是大循环案例研究的第一人。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但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我没必要整天坐在屋里，如果研究社会科学，却整天连社会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还研究什么？”
王维平成为国内对垃圾资源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为什么轰动？没有人认真系统地对这个群体进行过调查研究，也没有对他们做一个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甚至国外都见不到这样的文章。我做了。”
“有时他们比博士更聪明”除了实践，王维平还想让博士们也尝尝吃苦是什么滋味。
“我要让他们受苦，要让他们在垃圾场上体会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就会知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博士与捡垃圾的民工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而且在生存面前，被我们所忽视的捡垃圾的人却要比博士聪明得多。”
王维平举了个例子：在他搞垃圾调研的时候发现，“丐帮”对垃圾分类的熟悉程度简直惊人。“用手一摸，这个是聚丙的，扔这边；再一摸，这个是聚酯的，扔那边。”他为此感叹，“博士再聪明，你能摸出来吗？”
黑色污染提示紧迫性
最近，王维平调查研究废旧轮胎的回收再利用问题，并促使这一行业受到国家的重视，将其列入国家重点发展行业。
王维平追踪废旧轮胎的事有三年半的时间了。至于为什么盯上了废旧轮胎，王维平用一串数字说明了这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情。“在我们国家，生胶70%依赖进口。2002年一吨橡胶价值8000元钱，现在一吨橡胶的价钱是两万三。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耗国、世界第一大橡胶进口国。而且，现在各地都在发展汽车工业，光北京市一年产生的废轮胎就是300万条，全国呢，一年产生的废轮胎大约是1.4亿条。”
“这些废轮胎都跑哪去了？都成了黑色污染。在堆积如山的轮胎堆，夏天太阳一曝晒，达到82摄氏度，这些东西自己就烧起来了，咕嘟咕嘟冒黑烟。即使不燃烧，它们自己也会老化，老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很多有毒物质。”王维平认为，废旧轮胎问题关系着国家的资源战略。
100多个企业都来找我
这次调研，王维平改变了方法，他联系到行业协会并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一帆风顺。王维平记得自己刚去福建三明一个再生胶厂调研时候的情景。“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沟沟里的小企业。我去的时候甚至连他们的县委书记都不支持。”
王维平苦口婆心地劝说，又让他们申报国家的专项资金。后来，这个企业评上了全国回圈经济示范企业，短短的两三年内从一个山沟沟里的芝麻大的小企业变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国内驰名的企业。行业协会里一下子传开了，有100多个企业都来找我。
2000元=22万元
在全国，类似的厂子王维平跑了几十个。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轮胎，让一个个窝在角落里看不到未来的小厂子感觉到前途光明。
怀柔有个巨型轮胎翻新厂，这里的大轮胎是专门用在矿山机械上的，直径4米，重4吨。这种轮胎国内不能生产，都是从俄罗斯、加拿大买，买一条轮胎需要22万元，而平均寿命只有半年。
“这么大的轮胎，4吨，半年就完了？可惜不可惜呀？可是翻新一条轮胎的成本才2000元钱，和新的一样用。”王维平去了，帮助这个厂子申请国家政策、跑客户，厂子又活了。
他又盯上旧家电和电子垃圾
王维平跟踪的第三件事是废旧家电和电子垃圾。和最初做垃圾回收的调研一样，他还是利用节假日，跑到北京周边回收旧家电和电子垃圾的集散地去，看这些北京人眼里的废物怎样一步步化整机为零件、从北京到外地。
现在，王维平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调研结果。他能非常具体地告诉你北京市周围有东小口、旧宫、大兴、新发地、石景山北、八里桥等六个大型集散地，主要回收物是电视、电脑、冰箱、洗衣机、空调、饮水机。
王维平第一次走进这些集散地是由回收的人带去的。他担心人家不信任，花了点心思，费了点口舌，终于和对方交上了朋友。
王维平在去的时候还是会十分留心，他说，“这活一般的教授们干不了。你一下来人家就瞄上你了，琢磨你，是公安？是记者？还是买东西？一看你旁边有熟人，放心了。那你也要说一声“哥们儿帮我看着点车”。否则，你一进去，出来一看，车轱辘不见了。”
就是这样，王维平亲眼看到了回收以后的旧家电和电子垃圾怎样走上了流水线。“先洗，洗得非常干净，像新的一样。然后修，其中90%都能修，甚至连线路板坏了都能修，修完了再往河北、山西卖。实在不能修的不到10%，怎么办？拆了，什么显像管、保温板全都能卖。”
现在，王维平还在继续跟踪调研，报告尚未出炉，但这六大集散地他已经去无数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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