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8日讯】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大日子，但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只有境外媒体的约稿和采访。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为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36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难道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吝啬到连一句“对不起”的精神补偿都不肯付出吗？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
看着遇罗克的遗像，似乎能想像出他在临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剑一样锋利、坚韧，那么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来，遇罗克的文字并不高深，仅仅是常识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决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剥夺。然而，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常识是需要以血与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遇罗克是第一个为捍卫健全人性的常识和文明社会的常识而倒下的启蒙者。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捍卫者常识而倒下的先觉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后，又有张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罗克作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坛的人权斗士，也是政权暴力和多数暴政下的牺牲品。故而，他像反右时期的林昭一样，堪称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9月，《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划破夜幕的陨星》，叙述了遇罗克的坚忍人格、敏锐思想、杰出才华，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结局。而当中共在1981年作出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之后，随着官方逐渐收紧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罗克的名字再次销声匿迹了。直到1999年1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才得以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感谢妻子把这本泣血之书送进狱中。也许是由于身处囹圄，我边读边流泪，越读越羞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遇罗克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他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到：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本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书，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于自豪。
尽管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就投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关注和民间荣誉。但无论是在八九运动中还是在六四后，我的所作所为与林昭们、遇罗克们比起来，实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经抱有一种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别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兴邦”而别人满口废话。
比如，我发动了1989年6月2日的四人绝食。当我在纪念碑的最高层上向下俯视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们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有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的讲话。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产生出足以令人颠三倒四的力量，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几两几斤。
尽管，1986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广场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像能力的公众场面时，当我面对巨大人群的狂热欢呼时，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飘飘然，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
面对遇罗克这样的殉难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多么浅薄的自恋，也才理解了为什么英雄是一种极为稀有品质，正因为稀有才显珍贵。而滥用必然带来贬值，一旦被无节制地滥用，即便是再珍贵的品质，也会变成“一地鸡毛”。与林昭们、遇罗克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坚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识就显得过于轻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说就是“芙蓉姐姐现象”。凸现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致命疾患——狂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81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创作出著名话剧《人民公敌》，剧中那位坚持真理的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既不为官权所容，他的担任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哥哥反对他；也不被大众理解，当地的报纸和居民群起而反对他，市民大会宣布他为小镇的威胁和人民公敌，并把他逐出会场。但他既不惧怕强权的镇压，也不惧怕社会舆论的反对，宁可得罪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决不放弃真理。虽然，他丢掉了职务，病人们遗弃了他，他的女儿也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对官民的双重压力，他曾打算携家出国。然而，当本地居民砸坏他家的窗户，当他收到恶毒的威胁和警告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镇居民是多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唤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气，使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致力于用启蒙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自由意识。
以《人民公敌》给出的英雄标准来衡量，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觉者才是真英雄。因为，那时的暴政是双重的，不仅是独裁政权施加的暴力专政，也是愚昧民众施加的多数暴政。在双重暴政中的挤压下反独裁是绝对孤独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个人良知和人性常识，他们的坚守非但不被极权者所容，也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容，他们那种绝决的反抗姿态，才是鹤立鸡群——那么孤独又那么高贵！与他们相比，甚至于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们相比、与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维权人士再勇敢，也没有资格自称为“英雄”。
曾经与遇罗克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并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他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遇罗克还对张郎郎说：“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再看同为北大学生右派林木对他的同学林昭的评价。他说：“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钟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林木：《灵岩山下林昭魂──纪念林昭殉难38周年》，载于《多维新闻》2006年4月29日）
在我看来，张郎郎和林木这样的幸存者的评价，最能凸现反抗毛泽东暴政之士的英雄品质。
对于我这样的后知后觉者来说，更应该感怀于心、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不畏官权和盲众的反暴政先驱者们，没有他们所付出的太过惨烈代价的累积，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相对进步：1，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独立于官权价值的民间价值标准的形成；2，独裁官权打压异见的残忍性大幅度下降，异见人士也不必付出遇罗克们的惨烈代价。3，民间维权的中坚人物大都能赢得一定的声誉，并得到国内外良知力量的道义关注所提供的保护。
换言之，今日中国的社会格局，可以称之为“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在此官民价值判断二元化（国际压力也应该算作民间一元）的格局下，特别是在信息流通便利的互联网时代，从事反独裁、争自由的事业的人，官权的打压等于道义成全（这一点，甚至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清污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作家白桦等人。反自由化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所以，相对于信息流通相对闭塞和民间蒙昧的时代，今天的民间人士，只要肯于冒一定的个人风险并作出一些贡献，在国内外获得个人声誉也相对容易。
即便在官权镇压极为残暴和民间极为愚昧的时代，在反抗官方就等于反抗整个社会、批判毛泽东就等于得罪了全国人民的时代，也有先知先觉者远比今日的我们更英雄更智慧。所以，当代中国的民间反对阵营不可轻言“英雄”，因为与真正的英雄相比，我们今天的作为和付出都显得过于渺小，而我们获得的个人声誉又显得过于容易。
所以，在中共统治的残暴性有所下降、民间维权运动具有了一定的空间的情况下，不仅要具有敢冒风险的勇气，也要有追求维权成效的智慧，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坚忍。
只因为在遇罗克为捍卫文明常识而倒下之后，我们为文明常识付出的太少，常识的获得才仍然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故而，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在向遇罗克们献上谦卑的敬意的同时，也力争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评价。唯有这份谦卑和清醒，方能具有对恶捧和恶骂的免疫力，也才能让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践行成熟起来。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2001年5月16日于北京家中──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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