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7日讯】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的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的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骆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时，曾经在一首词中得意地写了一句“十点估计羞可汉”。其实骆小海们不过是重复了“十六条”，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容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不过是在专制的恐怖下平民们已经不敢有任何声音发出的悲惨境遇中的一声廉价的减缓声而已。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们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六．比红卫兵还可悲的造反派：极权社会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只有两种不同的时期，想做奴隶而得，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而在统治者内部，专政的“特权”除了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维护和争夺以外，它在猜忌中还必然圈子越来越小。
十月，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终于平民们也被专政者派上了用场。现在必须说的是，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干部子弟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造反派们十月后的雀跃，是令人泪下的，终于想做奴隶而得了！终于让“毛主席和党”看到了他们的忠心了！所以，他们终于能和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人（毛泽东）的专制，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隶地位，而热血满腔，充满勇气了！如果人们真的心平气和地想，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人家捍卫的是父兄们所占据的特权、专政，而造反派们却是充满豪情地为了想做奴隶而得！
红卫兵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而造反派们的理论基础在是毛泽东的“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们真诚信奉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造反派们不仅真诚地拥护极权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而且仍然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一方面对干部子弟红卫兵全面地否定，一方面却对自己全面地肯定。某些“两种文化革命论”底下隐藏着的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被权力所奴役的人和维护权力而不得的人当然冲动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前者潜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权，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当年对平等和权利的认识，所要的“平等权利”究竟是什么，“自觉”追求的并不是现今的人权，因此，是必须要认真反省的。
十月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后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婴，写过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说造反派们从根本上是被“无产阶级”利用的物件，在被利用划过几桨后，时机一到，就会被打落到水中。这话说来残酷，造反派们都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上共产党的确想如此。当然，后来的历史并非是如周泉婴说的那样，因为，其后的几十年发展历史竟然是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再把这些人打落到水中的时机了。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仍然是不得不用这些人来划船，共产党只有利用“宽松”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再也没有能力象六十年代以前那样大搞阶级斗争、大讲阶级路线了。到八九年，共产党不但没了把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只有射杀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证船的继续航行。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婴的四一四同志─万润南以及其他的人，也被射杀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没有胜利，倒是平民们穿过极权，觉悟到人权，驶向了新的航道。
时代和人们的存在状况为每一个人打下了烙印。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统治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则永远染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拔扈惯了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自己的不得志，痛恨平民。东、西纠之后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
记得六八年大家就要离开清华附中，各自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作者之一，也是红卫兵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张明在和同班的郑光召等人告别时说，“你们是地富反坏，我们是工农，二十年后见”。二十年后，据说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正是当年的这些高干子弟主张坚决地、毫不留情地镇压。在我去年（九五年）回国时，听一位当年四中的朋友说，他参加了一位干部子弟的婚礼，在婚礼上这些干部子弟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子英明，坚决地镇压，我们早就象东欧那样失去了政权，哪有今天。一位当年认为自己是未来总理的干部子弟，现今虽然也已经步入社会的上层，却由于距离总理还远，由于自己这些干部子弟居然没有完全压倒平民子弟，而牢骚满腹，恨天恨地，恨社会现实！
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大都由于父母干部级别低，无才补天，如今散落在社会各处。但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几代知识份子所遗留下来的平民气，却居然仍然在清华附中培养出一代有社会影响的平民知识份子，如郑义等。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后见的张明现在却是在他的亲戚，以身在台湾的国民党要员李焕的儿子李庆华为首的专门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骆小海则既没流血也没头断地至今生活在美国。
岁月无情，历史无情。在思想产生反叛之后，我原来很悲观地认为，我这一代人，在知识和精神上能够做到薪尽火传就不错了。那时，没有人能料到极权社会─共产党阵营居然会在八九年崩溃。当然，在八九年后，大部分人又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居然支撑到今天。而我因为有以前的悲观，所以没有象大部分人那样怀有共产党一年或三年倒台论等等幻想，认为能有今天的变化，已经很不错了。
共产党是否会象国民党一样败部复活呢，除非共产党放弃极权，象国民党一样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们”能允许这样吗？八九年的死结能解开吗？地狱中的邪恶之气能消散吗？
描述、评价历史没有完全的客观性，评论文学作品也是没有完全的客观性。当我们出现不同看法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下我们用的价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极权社会的还是非极权社会的！极权社会的文化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因为它压迫蹂躏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抛弃。产生于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各类作品，时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陆民众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于此。至于文化革命中和其后产生的，诸如张承志、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通过此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者外，没有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会对这样的作品有兴趣。如果一定要谈论“客观性”，也许只有时间和空间会对“客观性”做出诠释。时至今日，谁还会看“三论造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有“独立思想”，有“气魄”的文章！
七．结语：红卫兵─当代极权（左派）文化的产物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分析红卫兵，我绝不会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角度来看问题了，我也绝对不愿意以极权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为基础来思考问题，而希望完全从另一个理论框架和伦理价值来分析这一切。
例如，红卫兵对校领导的反对，提倡的独立思想，今天在我看来是提倡一种更加奴化的思想，是彻底粉碎“个人”，走向完全丧失“自我”。否则的话，人们在文化革命中就不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七六年后，就不会拨乱反正，今天的人们也就不会抛弃过去，逐渐接近当代世界和西方思想。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不采用那种看问题的前提和方法是因为，如果把疯狂地提倡个人崇拜称为提倡独立思想，那么，以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看问题，会让你矛盾百出，无法解释很多问题。而另一方面，从伦理和对良知的认识上，这些看法具有十分危险的倾向。
今天究竟如何看待红卫兵的诞生及其后来的发展，我愿意提出以下几个分析线索：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如前所述，红卫兵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在极权社会日益完善、彻底的过程中产生的。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共产党内的主流”毛泽东、林彪，用能得到的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和意图，编织自己的乌托邦图景。没有大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清肃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形势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逐步对一切所谓“非无产阶级文化”的铲除就不会有红卫兵。具体说，就是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没有教育革命，没有历史、哲学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批判运动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毛泽东、林彪就没有毛远新、姚文元，没有毛远新、姚文元就没有宫小吉、骆小海、卜大华，就没有红卫兵。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产生之初，即红卫兵小组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做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狂热地确立领袖崇拜，彻底肃清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在学校中就是要彻底打碎过去的一切教育制度和系统，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为纲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小组从萌芽之初目的就很明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极权，捍卫统治者的地位。铲除一切非他们的思想和文明，乃至个人，及其可能的土壤，及资产阶级子弟。这就是他们的焚书坑儒、取缔黑市的真谛所在。产生之初的红卫兵具有完全的干部子弟色彩，依附于极权社会最大的权势者─毛泽东，蔑视一般民众和一般基层干部。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产生之初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是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为自己的思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话为自己指导思想。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专断。他们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林彪如何说。中国自六十年代初期越演越烈的极权主义，在早期红卫兵小组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达到了顶峰。
今天来重新看他们当年的言论，人们就会发现，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红卫兵。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居然说早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这种说法让人吃惊。血统论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就必然会产生血统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思想就不会有红卫兵产生，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正是靠血统论催生的。
事实上，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红八月高潮中红卫兵的特点不过是按照红卫兵小组的模式，把这幕戏推延到全国和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已，它在行为上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群体性的暴力行为，（王友琴，“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载于《联合报》，1995年9月4─8日），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那里都已经存在。
在思想上，它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敌视一切不同于它的思想。
在目的上，红八月以后的红卫兵和创始之初的红卫兵小组完全一脉相承，没有超过六月红卫兵一步。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如前所述，在早期及其后的红卫兵那里无从谈论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的意识和活动明确地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以维护或换取自己在极权社会的地位为目的。和早期红卫兵小组相同，产生于文化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总是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们总是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狂热的领袖崇拜，在他们身上的表现虽然有些尴尬，但是，却也的确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但是，红卫兵的另外两个特点，即先天的组织标准─血统论和暴力倾向，在他们身上就基本上不存在，前者是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具备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后者则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和他们低下的地位决定，这使他们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不敢放肆。当然在暗中和某些启发下，他们强烈的暴力倾向也会宣泄出来。这表现在在各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中，他们同样会积极参与。而一旦抓住某些一贯欺压并且迫害过他们的干部子弟，他们也会报复。因为这种暴力和仇恨也是极权社会二分法思想的必然产物。
由于缺乏，甚至没有这两个特点，所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不区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区别，即把造反派作为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就会使人感到有些缝隙，不那么贴切。
二者的指导思想虽然都是毛泽东思想，但是，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即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四五年就要搞一次。二者当然有区别，区别在于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派所向的是权力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别是一种根本性区别，它使二者以后的发展走向形成根本性的不同。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文化革命、极权专制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还是当代世界的产物。很多“在共产党文化中生长”的知识份子，尤其是年青一代知识份子，在经历过一些波折后，从文化革命的“破四旧”、“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转换成另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把文化革命的一切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然而，当设定这样一种理论框架看问题时就会遇到很多背谬，最简单的例子是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曾经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反封建。再例如无论共产党还是知识份子，他们甚至根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美德，如，文死谏，没有一个共产党高官这样，包括被整死的刘少奇和圆滑的周恩来。
中国的红卫兵影响到西方的左派，为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个框架的证据。即：
中国大陆当代社会是一“西化”的社会，它基本上是近代左派思潮，极权文化在中国的衍生和结晶。中国的红卫兵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受当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产物，所以有彻底蹂躏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残酷“壮举”，所以有要焚毁中、西一切不符合于“左派文化”的书籍。这当然对某些西方左派中的极端分子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对一般西方左派学生来说，红卫兵那种极端狂热的“乌托邦”，消平人间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冲动，则和他们有先天的共鸣。那种一元化的教条倾向，那种“整体式的”思想方法，即思考一切问题喜欢变为普遍的对立问题，如喜爱用国家、民族、人民、社会、阶级、世界、历史，及东方、西方这些大概念，中国的红卫兵和他们则是具有相同的思想来源。当然由于在西方的环境中，中国红卫兵的某些内容不能直接适用于西方，但是咎其根本而言，两者在其思想宗旨和其外在形式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也是时至今日，某些在极权文化中生长，对极权文化仍然没有反叛的的青年知识份子，重新留恋文化革命，走向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的原因。这再次说明，尽管中国封闭，但是它是西方近代极权文化的产物，它和西方极权主义有着先天的联系。它甚至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国当今的封闭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以来引入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的结果。
事实上，除了和西方的左派极端分子的共鸣以外，如王友琴所说，红卫兵的三个特点在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中也存在，这两种极权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对红卫兵的分析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更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一九六七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失势后至今将近三十年，在大陆仍然只有无反省地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文章，甚至正面歌颂老红卫兵，联动的文章和书籍。这种现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们对人权和民主不再是象文化革命中那样敌视，如果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主自由社会，对伴随它的文化有一些认同，那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文化革命的浩劫，还是多反省一下自己的好。
为此，我也在问，造反派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对自己以往的看法是否也和那些红卫兵们一样是一种无反省，一种唯我正确的偏见。本文第一次力图对造反派，对自己做出更多的，更严厉的反省和自我剖析。还是哈威尔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这对我们的后代和对人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因为，尽管人们看法有分歧，但是，极权主义摧残了人和人性是经验事实，我们不要极权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的一个原则。
我总感到，我们这些在极权文化中成长到二十岁才开始有些觉悟的人是有“原罪”的。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埃森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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