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6年5月12日华盛顿报导)今天对比新闻的话题是，中国国内以及海外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种种看法。我们还要在节目中介绍美国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虚拟文革博物馆，以及著名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关于文革的一本书。

*对批判文革官冷民热内冷外热*

中国官方对重新唤起人们对文革劫难的记忆没有什么兴趣。尽管五月份是中共发动文革四十周年，今年还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纪念，但是，中国官方没有计划组织任何大型活动。

中国官方对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看法是，文革等历史问题中央已经有明确结论，目前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鼓励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而海外很多专家则认为，尽管文革已经四十年，但是往事并不如烟。让我们引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民主和专制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巴金首倡建馆反省文革*

在纪念中国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首先介绍是否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争论。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首倡的。

这位曾经写过家春秋三部曲，鼓励过无数青年男女争取自由和爱情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的创作生涯似乎嘎然而止了，再也没有写出过那样有影响力的作品。巴金老人晚年出名之处，是他写的忏悔录以及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

*樊建川先打造文革艺术品陈列馆*

巴金逝世后，在中国国内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声再度响起。新华社曾有过这样一篇相关报导。新华网成都10月19日专电说：

巴金晚年奔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感动了他的四川老乡樊建川。这位收藏界的知名人士正在开中国之先河，建设一个与“文革”有关的陈列馆。巴金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源于他对十年“文革”的□悔与反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认为自己“由人变成了兽”，也被迫参与了罪恶。所以他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

樊建川是将“呼吁”付诸实践的“中国第一人”。这位有诸多头衔－－四川省政协委员、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知名人士，正在耗资数千万，打造“文革艺术品陈列馆”。

新华社在报导的时候，说明了樊建川为何决定先建“文革艺术品陈列馆”，不建文革博物馆。这是因为樊建川“审时度势”之后，他明白，“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必要的，但目前时机并不完全成熟。

然而，就连这样的专门陈列文革期间毛主席像章，宣传画，文革期间的票证等艺术品和文物的文革艺术品陈列馆，也不知道最后是否建立起来了。不过，这种陈列文革期间用品的展示，显然不是巴金生前所希望建立的那种博物馆。

巴金所说的文革博物馆应该是让参观者不忘这场浩劫，记录和陈列那个荒谬时代的有关文献，实物，照片的博物馆。巴金的原话是：“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馆。”

*网上文革博物馆*

巴金先生的遗愿在中国至今没有实现，然而在美国却部分地实现了。这就是在美国互联网上的一个文革博物馆。(Virtual Museu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网上文革博物馆由美国最早的互联网中文刊物华夏文摘主办，这是一群热心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建构的，这个网上博物馆的发刊词说：

“按说，文革博物馆应该坐落在北京城，起码也应该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由于众所周知－－或者说众所不知－－的原因，文革博物馆却只能在这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电脑网上……网上也有网上的好处，就说您吧，刚才轻轻按下鼠标，就“不远万里”来到了我们的博物馆。”

这个网上文革博物馆，在一九九六春天由《华夏文摘》编辑部提议建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目前这个博物馆目前分成八个“展览厅”。它们是：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史海钩沉、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国际风云、文艺作品、人物追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网上文革博物馆的前言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提出疑问。文章说：这场运动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同“文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场“革命”？九个字里只有一个字没有疑问：“大”。

文革博物馆的前言说：“唯因其规模大，时间长，它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创痛之巨，触及灵魂之深，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超过了二十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件。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时值世纪之交的今天，这个网上文革博物馆终于有了一个雏型，期可告慰文革中死难者的在天之灵，也是我们给中国人新世纪的献礼。”

目前这个网上文革博物馆不仅仅搜集了大量回忆录，文革期间的文章，访问记等文字材料之外，还开始收录图像，图片，影片，声音等文革视听资料。

*王友琴力作《文革受难者》*

除了海外的文革博物馆之外，海外还出版了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籍。其中芝加哥大学博士王友琴写的一本书《文革受难者》尤其值得关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王友琴博士从八十年代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资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她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她亲自访问当时的学生和教师，先后共有上千人。她调查的学校（以中学、小学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中国二十五个省市地区，最后写成这部专书，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的传记。

余英时教授高度评价这本书，认为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以和后汉书相比。余英时教授援引台湾文革专家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中国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二万以上（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余英时教授指出，相对于这172万冤魂，王友琴博士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过是韩愈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干部之外，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成了无名冤鬼。余英时写道，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将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从“身与名俱灭”的绝境中挽救了出来，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

王友琴关于受难者的访谈对像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余英时教授说，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受难者中显然构成特殊的一类，本书关于他们的大量传记等于正史中的合传，为未来史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因为文革的波及面太广，如果对受害人物不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无法展开的。余英时深信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余英时和张光直所闻*

余英时教授援引他的一段亲身经历说：“我虽然当时身在海外，却也能间接印证本书的调查结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遗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亲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两次回到故居和他们团聚。

“我听到有关“文革”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学红卫兵打死校长、教师的情况，他们绘声绘影，描述得如亲临其境。最使我难忘是某一间中学的学生在教室中用钉板和皮带铜头痛打老师，血肉横飞，沾在四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一位侄媳妇，在安庆教中学。“文革”爆发后，她也是被学生打死的。

“当时同行中有考古学家亡友张光直，早年在北京上过小学，和校长的感情很好。他听了我的转述，有点怀疑是不是事实。过了两天，他特别去探望了他的校长，回来后告诉我，这位校长的双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

余英时还写道：“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

*学生打人触目惊心*

下面我们就根据王友琴博士的文章，为大家简单地介绍在文革当中，学生打老师的事件。

王友琴博士说，在下面的76所学校的名单中，在“文革”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事件。打死了老师的学校有北京第八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北京第五十二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南京第二中学，打死老师的还有一些小学，例如北京宽街小学等。

学生是怎样打死老师的呢？王友琴博士在书中描绘了细节：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

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师被打得昏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

*校园暴力惨不忍赌*

根据王友琴博士的文章，1966年8月17日，北京101中学学生打死了这个学校当时被判监外执行徒刑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有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女老师的头发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阴阳头。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还有一位语文老师被打裂了肝脏随后死去。一个学生的母亲也被打死，只因为她给儿子的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又被认为是“反动”的。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被铜头皮带打得满身是血。一位副校长被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排起队每人抽几下。被红卫兵裹胁在内的这个班的学生不敢不打，否则会被说作反对革命也被打。学校女共青团团委书记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一位化学老师被打后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身死。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13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仓中学，给老师们头上戴字纸篓，往他们的衬衫上打黑叉。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复兴中学，用𨱍头打老师们的头，一位老师的头盖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身着单衣，学生用一些图钉把大字报钉在她背上，还强迫她在扫厕所时吃屎尿。在扬州市湾头公社小学，学生们交流怎么用皮带抽人的经验。

*丁抒谈文革死于非命者*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是斗老师，斗走资派，而后来发展到群众斗群众，导致大量人非正常死亡。美国密苏里州诺曼岱尔大学教授丁抒曾经写过《阳谋》与《人祸》两书，论述惨烈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人祸。据丁抒教授介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集中，也是最多的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是指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

丁抒说：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另一个文革期间死人的高潮，是当局所谓“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间官方杀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零年代“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二十二人。

丁抒写道：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反革命分子发不出声音的作法在全国大行其道。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为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在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音来。当局在枪毙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前，也割断了她的喉管。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刘宾雁感慨*

已故著名中国作家，新闻记者刘宾雁对丁抒的作品至今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表示感慨。刘宾雁先生说：

“在事情已然过去三十余年之后，这部书竟然还只能在中国境外出版，并且必然属于中国政府不准入境的禁书，这个事实本身，已足可证明今日中国的当权者既无放弃毛泽东衣钵之意，对于自己曾是这场阴谋的同谋和帮凶也绝无后悔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