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2日讯】197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所在的小学快放学时，忽然有一队民兵在一个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从校门口经过。老师就赶出去跟那大队干部打招呼，顺便想看看是怎么回事。那干部见老师出来就让队伍停下来，跟老师聊起了天。当时我们小学一到四年级在一个班，当然在那个年月学校可不是以学习文化为主，学生们自小就被培养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对社会的事情远比对学习关心得多。在老师跟那大队干部聊着时，学生就纷纷涌出教室去看热闹。

我们出得教室时发现五六个民兵，其中有两个民兵还背着部枪，在他们中间居然有两个个头跟我们相仿的男孩。那两个男孩一下见这么多的孩子来到，显然很想躲避，尽量往大人的后边靠。正在这时，那大队干部大声喊着“云龙、雨龙，你们过来。”只见那两个本想躲闪的孩子怯怯地走到那干部与老师前。就听那干部跟老师指点着说：“那稍高一点的孩子叫云龙，矮的叫雨龙，是村中王时仙地主的仔”。老师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们是去接他们回来。唉，真是不觉中又过去四五年了，看他们都长这么大了。这次去接都顺利吗？”显然老师的问话激起了那干部的演说热情，这时生产队员也正好收工路过这里，大家自然也围过来了解情况，于是那干部就索性站到人群中大声讲述起这次他们去接这两个地主仔的事。

去接这两个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传了一段时间，原来村民中似乎有些人并不同意这么做，认为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岁，小的不足八岁，过来以后怎么生活？然而大队干部与村中一些阶级觉悟高的群众在一次会上站在阶级斗争需要的立场，力主必须掌握改造地主分子主动权的重要，一下封住了那些有不同看法的群众的口。在那个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什么一打上阶级斗争需要的印记，就没有人敢反对，否则他就是新的阶级敌人。

王时仙是我们村中唯一的地主，不过他这个地主可是没费什么心血就得来的，因为他祖上几代都是单传，在别家因孩子多而分了几次家后，他家仍顽强地坚守着祖上那份田地没分，这样一来别人家田就显得少而他家就变成了地主。虽说是地主在当年也只是农忙时才请两三个短工，平日里一切劳作还是靠自己。中共夺权后土改时大概考虑我村在附近还算个大村，有两百多口人，不划出个地主说不过去，于是就将王时仙定了个地主。其实当年定地主时王时仙还不足十五岁，严格地说这个地主应该是他父亲，然而中共做事可不那么严格界定，一家被定为地主那就世代都是地主，哪管儿子还是孙子，地主完全成了世袭继承的冠冕。王时仙就这样蒙他祖辈的恩德而在未成年时就背上了地主的大名，田地充公、家产抄没，就成了理所当然，至于劳动改造，那更是自然，不过王时仙家本来就靠自己劳动，这改造对他们就没什么困难了。

谁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本改造多年，早变得比贫农还贫农的的王时仙一下成了专政的重点，于是一批批革命群众不断将他纠出来批斗。到1968年，在大队统一的一次批斗大会后，王时仙终于死了。村中关于他的死有几种不同说法，有说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说把头按在水中溺死的，还有说是用电触死的，总之是死了。王时仙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扔下了五岁多的云龙、三岁多的雨龙、一岁多的女儿，就不清不楚地死了。在极度的恐惧之下，王时仙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逃回了那离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婆家。

转眼六年过去了，村中一批干部在看到别村阶级斗争热火朝天的情况下，深感自村没有地主可斗的落寞。于是就要求将地主的儿子带回村来接受改造。

由于我村是广西，云龙、雨龙外婆家在湖南，在那个粮食紧张，户口管理极严的年月，两省之间要人回来手续是麻烦的，然而在那个阶级斗争挂帅的时期，一切给阶级斗争需要让路，湖南地方也不例外。村中由大队干部出面，基干民兵为主组成了接回地主仔工作队。他们先后去湖南三次，在有关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这一次终于如愿接回了地主的两个儿子，名之为小地主的云龙、雨龙。

据大队干部说他们到那村后，原本是想将三个地主仔一起接回来的。结果那村一批觉悟不高的群众出来劝阻，后来那地主婆牵着那刚六岁的孩子跪在地上哀求，村里许多群众也跟着下跪，只好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次算了，不过已经说好待孩子长到十岁后，还是要送回村来接受改造的，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怎么表现出来呢？在大队干部绘声绘色的讲述着接地主仔的辉煌成绩时，谁也没注意到人群中那两个地主孩子在偷偷落泪。
大队干部讲述完接人的成绩后，就极为荣耀地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两个地主仔，在村民的簇拥下往村中地主的老屋走去。到了地主的老屋时，那近五年没人住，也无人管的屋，门半掩着，干部就让两个地主仔进去，并说这是你们的老屋。谁知那个俩个孩子一听到了老屋就惊恐得全身颤抖并想转身逃走，大队干部连推带拉地硬是把他们塞进了老屋。进到屋后，那俩个孩子再也忍不住地大哭并哀求那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别处去。那大队干部根本没理会，也没问原因，只交代身边一个跟来的老农说：“你也算是这地主仔本家，平日就帮照看点，可别让他们跑回他娘那去了，若跑了就惟你自问。“那老头唯唯喏喏地应着。暮色中那两个孩子紧张地瑟缩在一块，村民也在夜色中纷纷散去。

我回到家后就听父母在悄悄议论著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亲连连叹息说：“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让他们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愿进入的屋中，他们肯定害怕。”

关于那地主的老宅在村中有许多传言，只是当时我们孩子并不知道，但孩子们平日被严禁到那屋中去玩耍，甚至连那屋边都不给靠近的现实，使人感到那屋的怪异与诡秘。多年后我才渐渐听到关于那屋中所发生的一些事。那老宅也是地主祖上留下的，文革发生后，革命群众冲入那老屋斗地主，当时就将王时仙用绳子反绑双手高吊在那屋的梁上，要他交代所谓“变天帐”。在反复拉上拉下的吊罚中，那地主痛苦的喊叫声响彻全村。为了打击地主，每次吊打王时仙时还特地将服一家老少绑在那屋中看着他受折磨，当时云龙、雨龙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吊打得多次昏死过去、屎尿并流，以至于吓得他们当场大哭，为此他们还没少被革命卫兵们毒打。后来他们的祖母也就吊死在这老屋的梁上，他祖父也是在这屋中被折磨死去。再后来这屋中没人住了，村中就传说在雷雨的夜晚常能听到这屋中传出凄厉的哭喊。所以村中大人们都不让孩子到这屋来，队里也不敢拿这屋来放东西。知道这一切后我才理解当日云龙兄弟到他老屋时的颤抖与哀哭，显然他们对当年的恐怖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兄弟后来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间小房中，从一扇侧门出入，从来也不敢到堂屋中去，尽管如此，那时时可见的堂屋能不勾起他们痛苦的回忆吗？

我母亲跟云龙的母亲是同一个地方的上下村的人，小时候她们就相识，后来嫁到这同一村后自然是好朋友，在文革前每年回婆家拜年时，我母亲跟云龙母亲总是结伴而行。文革发生后我母亲每年回婆家时总会偷偷去看云龙的母亲，所以两家并不寞生。云龙、雨龙回到村后，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因为我母亲经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的情况。在那个
岁月，大人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关心地主仔的。

云龙、雨龙兄弟被接回到村后，就被那些阶级觉悟高的干部象扔垃圾一样丢弃在村角的屋中，没有人会想到去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在那个靠工分来换取村中分配谷物的年月，他们兄弟因不够参加集体劳动的年龄而根本没法获得工分，于是他们只好承担村中养猪的工作，每年将养的猪送到生产队，猪的重量结算成工分后再分给他们粮食。在那种缺吃少穿的年月，养猪真难，设想连人都吃不饱还有什么东西来喂猪？但若养不出猪，年底就分不到粮食，那就没法活下去，所以养猪难，不养更难，真是没路可选择，于是兄弟俩只好起草贪黑地到田间地头去扯猪菜。一个近十岁的孩子牵着个近八岁的孩子，风里雨里都得去采几筐猪菜回来。因为这样几年下来，他们兄弟竟然比村中老人还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可见他们在采猪菜时，也在努力寻找自己能吃的东西。

在我们当地采猪菜不易，但砍柴就更难了。养猪需要大量的柴来煮猪食，我们当地砍柴得走十来里山路。成人一天早上出去，晚上才能砍回来一担柴，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兄弟砍柴的艰难。由于这些远超过他们年龄所能承受的困难，他们养的猪自然也不是很理想，以至于每年分粮食时，他们总是分不足那原本不多的定量粮。兄弟俩一年只能分到四百来斤的稻谷，合计一天每人不足半斤米，在那种正长身体的年龄，这点粮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饱。至于穿衣服，在我印象中他们兄弟多年都是穿着从他母亲那里来时的那一套秋装，变化的只是衣上不断增加的补丁。

然而生活的艰难显然不是兄弟俩最痛苦的。他们兄弟在被从母亲身边带离时还在村中上学，大的是小学三年级，小的是小学一年级，被接回村来后，上学就没他们兄弟的份了。可是兄弟俩对上学却充满着向往，每当看到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他们都远远地站在路边呆呆地看着。我跟他兄弟是最好的小伙伴，事实上在村中也只有我跟他们熟，因为别人不是欺侮他们，就是远离他们，他兄弟也不愿跟别人往来。当年我每天放学后也常要去帮家中扯点猪菜，于是我们经常约好在学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个小山坡后见面。我曾多次要求他们到学校门口等我，但他们坚决不去。他们常常就在那坡后草地上等我，以致在那山坡上有一块地方被他们兄弟卧得连草也生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在那爬着等我时，能清楚地看到学校，而学校的师生却看不到他们，于是他们经常早早地采好猪食就到那里爬着看学校，顺便等我，时间长了那地方也被爬光了。我每次放学后，来到那坡后，他们总是围着我问当天的学习，我就拿书本出来给他们看，他兄弟轮流看语文、数学。为了这份送书的友情，他兄弟经常把好不容易采来的猪菜分些给我。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时，我们学校就在教室外的空地表演一些游戏节目来欢度节日，等我们欢度结束，天色都快黑了，我匆匆赶去那山坡后面时，发现雨龙一个人在那坡上已经睡着了，而他那满脸的泪痕暴露着他刚才肯定在这哭泣过，只是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就睡着了。在我到他身边坐下时，他还是惊醒过来，很不好意识地擦擦眼睛问：你放学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其实他肯定知道，并且他肯定在这偷看我们玩游戏很久了，也肯定因为这样触动了他太多的伤感，所以才哭得睡着了，但这一切我不能说破，否则又让他伤心。我奇怪他哥怎么没来，他告诉我说自己的哥有点感冒先回去了。正说着时，他哥又来了，只见他也是双眼红肿，好象从什么水边洗过脸回来。他见我也不好意识地说：今天放学真晚噢。我们回家去吧！他兄弟都低着头和我一起回去了。他兄弟想上学并且也能学，我的书常常给他们看过后，他们记得比我还熟，有不懂的我还常常问他们。

在那个读书的年龄，学校他们只能瞭望，书本他们只能借读，他们心中的苦自然可想而知。然而对他兄弟而言，更苦的当然是生离死别。他们被生生地从自己母亲身边拉开到二十里外的我村，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还被明令禁止他们母子的往来。十来岁的两个孩子，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对亲人的依念是可以想见的。难怪每到过新年时，他们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门，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与孩子的嬉闹声中，他兄弟躲在被中哭泣着，哭累了就睡，睡醒后又哭。他们思念母亲的心情常表露于他们看到同龄孩子被父母挂着手时的泪水中，他们也深深挂念着自己的妹妹。有几次我母亲要回婆家时他们偷偷地将自己省下的最好的东西托我母亲带去给他妈妈和妹妹，还有一次竟将仅有的一只鸡托我母亲送去了。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云龙、雨龙兄弟就喜欢到离村较远的一个高山上去采猪菜，其实那山上并没有什么荒地可长猪菜。有个星期天我要求跟他们上到那高山上去采猪菜，他们尽管不太乐意，但也不好拒绝我，到了山上时，我才发现他们到这高山上来是为了能遥望他母亲所在村后面的高山，猜想着自己母亲也可能会带着妹妹在那山上干活，兄弟俩看着、谈着，也情不自禁地流着泪。

其实他们兄弟在我印象中是最坚强的小孩了，有时候生病，或是受伤，或受村中别的孩子殴打，都从来没见他们哭过，大概除了我曾见过他们几次哭泣，村中其他人应该很小看到他们流泪的。

那些饥寒交迫、生离死别对孩子固然痛苦，然而更让他们兄弟痛苦不堪的还有那成人都难以忍受的批斗。有几次外面村中拉人到村里来游斗时，村中那些热衷阶级斗争的干部常常在这时想起了村中还有地主分子，于是就把他们兄弟俩拉来陪斗。每到这时，他们兄弟那满脸的痛苦实在让人不忍多看，但在这种时候却从来没见过他们流泪。他们只是默默地低着头，紧紧地咬着嘴唇，有两次他们甚至被激起阶级仇恨的群众在冲上台去打别村那些被斗者时，顺便将他们也揍了，在他们被扶回家时都没见他们当着人哭，只是在人都走后，他们才缩在被子中痛哭。

多少年后，他们兄弟只要一听说开大会就会浑身不自觉地发抖，那种痛苦与紧张总难消减。

真是苍天有眼，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这两兄弟居然顽强地活了过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终于结束时，这兄弟唯一的愿望便是回到他们母亲身边，因为自1972年他们被带离他们母亲后就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2006-5-9于北京
──《观察》首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