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4日，我们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面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国建国几十年来第一个自由的民间社团“启蒙社”，并由我用宽大的排笔即兴刷出“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两条大标语……

1979年元月1日，我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我的呼吁“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爱情组诗《田园交响诗》（后改为《我的奏鸣曲》），同时张贴和散发给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红色铁幕后的中国人权问题，中美人权外交由此而开始……

我们先后去了北京六次，这就是当时的民主墙运动。起初，邓小平公开表态“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对我及我的朋友们进行采访。《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准备发表我长期受禁的作品。胡耀邦提出，让“启蒙社”全体成员上北京，由国家出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答复中外记者的提问，事前示意我写一份表态文章，结果我交上去一篇《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坚持人类普遍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中央因而秘密下文“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于是，各报刊受命撤稿，在诗歌历史上他们后来作了“朦胧”的选择，而我同启蒙社的朋友们全体投人监狱。

在一个以强调“集体”并以“集体”的名义抹杀个人生命自由的社会体制中，我执着地追求个人生命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表达自由。为此，我一生六次被投人监狱，长达十二年失去人身自由，其中两次被以“重刑犯”的名义投人死刑牢房，试图让我从精神到肉体在地球上消失。

由于一次又一次防不胜防的搜查抄家，我的作品几经洗劫，现今幸存下来的有三百万字左右。

它们包括我的不同时期的诗集《骚乱》、《魇》、《“弱”的肖像》、《世界，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人和世界的悲歌》、《大动脉与苍蓝静脉》，诗论、文论集《锋芒毕露的伤口》、诗化哲学《沉思的雷暴》，半自传体长篇小说《逃：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还有以表达“东方隐逸文化、人生世外桃源”为主题的散文随笔《梦巢随笔》和纪实性自传《喧嚣与寂寞―黄翔自传•东方叙事》（也即《挑战人生》）等。我的长篇小说有一百二十万字左右，我称它为“综合文体、现代大说”，它是关于一个普通人奇特的生活、命运、遭际、冒险、挑战与叛逃的真实再现与回视；而我的散文随笔却是我的“秋潇雨兰之恋”的诗化写真，它表现的是一个现代“最后的陶渊明”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隐逸生活的真实梦幻。我为我的两部作品千方百计保留下大量或灼痛、或美妙的不同生活场景的图片。

今天，我的第一本英文诗集已经翻译完成并终将有机会在美国出版，在此，我对热忱促成此事的美国朋友翻译爱默生•安迪先生、以及协助此书译稿最后校阅并代为写序的汉学家金介甫教授、范文彬先生、方薇薇女士、裘蒂女士一并表示感谢。此时此刻，我更对一路沧桑伴陪我走来的“永恒的纯情少女”秋潇雨兰满怀感激之情。她的清澈如水的爱，永远是我灵感的源泉。没有她的孤独相守，长期无私的奉献、理解和支持，可以说，就没有我今天的任何创作成果；更不可能在安定生活保障的前提下，继续从事精神创造。

2000年7月15日于新泽西太阳屋

注：陶渊明 —— 中国古代东晋归隐诗人。

唐山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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