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日讯】2006年4月29日，北京《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弘《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南方都市报》刊登记者秦鸿雁《收获杂志社不构成欺诈，法院一审驳回深圳读者起诉》，分别报道了4月28日的一件深圳新闻——“杂文家朱健国状告《收获》杂志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一案昨日再次开庭，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朱健国败诉。朱健国表示，’判决书正式下达后，我将提起上诉。《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红明说，朱健国上诉，我们只有奉陪。”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表示被告深圳新华书店和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一审胜诉”的喜讯，北京、广州争相报道，深圳媒体却一言不发，上海除一家“早报”大胆披露一条“朱健国’知假买假’告《收获》败诉”的百字消息，其它媒体都在某种“指导”下，一概钳口不言。这就奇了怪了，千方百计争取到“胜诉喜讯”的“胜利者”，为何反而害怕“频传捷报”？

知情者分析，“腐败需要保密和低调”，被告及其主管者皆明白，这一所谓“胜诉的喜讯”，实际上是一个最新司法腐败和文化霸权丑闻联手打造的新冤案。因为《收获》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活页广告中“征订２００６年收获　巴金主编”之虚假内容，与《收获》2006年第1期插入的活页广告中“订阅　２００６年收获　李小林主编”之“改正内容”，前后矛盾，二者必有一假，铁证如山地证明《收获》文学杂志社至少发布了一个虚假广告。这是每一个正直读者都可一目了然的事实。

然而，由于被告深圳新华书店和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乃深、沪两地的“先进文化典范”，事关深、沪两地有关官员的“面子”与前程，“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之“护官符”，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地左右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胡建忠法官（审判长），于是便有深入研究“八荣八耻”精神后，坚决果断地“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新版故事。但当年贾雨村成功完成“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宝贵经验是，此类事情，只可在事成之后，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等高官，密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云云，而切切不可公开张扬，以免引发公愤激发众怒。于是乎，就出现了深、沪两地“胜利者”，反而害怕媒体发表“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新闻。

对于这一“被告虽胜诉，不宜多宣传”的结局，在4月28日开庭几分钟就有种种迹象预示——
1、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支持违法法官胡建忠继续担任审判长。

4月28日9时40分一开庭，原告朱健国就第四次（前三次是书面申请）当面提出请求“胡建忠审判长”回避此案。理由是：3月21日下午《收获》案庭审中，胡建忠审判长将70%时间由被告用与本案无关的闲话浪费，并拒绝原告修正不实庭审纪录的合法要求，与原告发生激烈冲突。这表明胡建忠涉嫌“与本案当事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审理的”。法院已于4月17日批准原告《朱建国关于变更一审审理程序的申请》，定于4月28日以“合议庭”“普通程序”重新开庭，说明胡建忠3月21日下午主持的“简易程序”庭审确有不当或违法乱纪。

胡建忠只好在众目睽睽中暂时离开法庭。但几分钟后，罗湖区法院主管民事案件的副院长戴伟群（女）却斜着眼睛当庭宣布：受院长丁建华委托，驳回原告朱健国请求，胡建忠继续担任本案审判长。

2、“胡审”让被告的答辩时间多于原告两倍。

成为“还乡团长”的“胡审”，理直气壮地在庭审中放肆报复原告朱健国。“胡审”首先宣布本次庭审纪律：原告、被告双方要以“平等”时间答辩，第一轮答辩，每方8分钟；第二轮答辩，每方5分钟；最后陈述，每方一句话。这个看似公平的“庭审纪律”，其陷阱在于，原告仅有一个，而被告有三个，原告只能占有庭审中四分之一的答辩时间，而被告则可合法占有四分之三的答辩时间，形成答辩时间上的绝对优势。“胡审”明确宣布：原告的代理律师之答辩时间，不予另拨，只能由原告的一份答辩时间中挤出。结果使原告的两名代理律师无法正常行使代理权，被强行虚设。

原告朱健国起诉的被告，本已有两个：深圳新华书店和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但“胡审”此次重开庭前，突然提出增加深圳发行集团为第三被告——所谓“深圳发行集团”，只是深圳新华书店的一个“笔名”，属于“一个机构两块招牌”，是用于与有关行政部门打交道的一块虚拟招牌：其在工商局并无独立法人注册，并非一个独立法人的企业实体。原来不知“胡审”不顾原告坚决反对，执意拉“深圳发行集团”当被告是何意，此时方明白，是为了让被告进一步多占答辩时间，让原告没有时间展开答辩。

3、“胡审”暗中转移庭审关键事实的调查，拒绝原告的核心证据。

有法律专家说，“状告《收获》”案，有六大要点：其一，此案是状告《收获》，还是告巴金？其二，《收获》2005年第6期是否确凿存在虚假广告信息？其三，原告是否受到被告的欺骗？其四，状告《收获》是否具有公益诉讼意义？其五，被告是否逼原告“状告《收获》”而蓄意商业炒作？其六，“巴金主编”是否表示被告对巴金先生的“刻意纪念”？

庭审一开始，“胡审”不顾原告朱健国要求，围绕本案的六大要点进行法庭调查与答辩，而是一再反复向原告追问这类问题：“你要求被告在全国主流媒体上进行道歉，什么是主流媒体，你给我将全各地的主流媒体一个一个说清楚”，转移焦点浪费时间。

当原告请被告回答：《收获》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活页广告中“征订２００６年收获巴金主编”之虚假内容，与《收获》2006年第1期插入的活页广告中“订阅２００６年收获　李小林主编”之“改正内容”，是否前后矛盾，载有“巴金主编”之虚假广告信息？“胡审”竟然三次打断或阻止。致使被告拒绝回答原告的这一关键调查。

当原告证明“状告《收获》具有公益诉讼意义”，举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等人对“状告《收获》”的支持，举证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华博士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在《世纪学堂》贴出《王晓华本人正式授予朱健国部分代表我的权力（利）》——“决定正式授权朱健国以代表我要求《收获》向读者解释和道歉的权利。”“胡审”竟然以其它话题打断，拒绝原告对此答辩。

当原告证明，所谓以“巴金主编”是《收获》同仁对巴金表示“刻意纪念”，是被告事后为掩盖疏忽而刻意编造的谎言时，“胡审”拒绝查核原告提出的证据——

2005年12月28日，杭州《青年时报》实习记者焦璐颖报道：《巴金女儿李小林接手〈收获〉》，文中透露——“《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说，2005年第6期的《收获》广告早在巴老去世之前就已经印刷好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006年2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报道：《朱健国诉《收获》小题大作？》，记者陈佳透露——“《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接受早报采访时说，报刊征订时间为每年的十月、十一月，在那段时间插入征订广告是《收获》的惯例，巴老十月份去世是突发事件，当时杂志社要参与很多纪念活动、李小林也要接待很多人，一直非常忙乱，征订广告也就没有改过来。”

2006年2月10日，《新民晚报》报道：《“纪念版”保留“巴金主编”绝非欺诈》，记者夏琦透露——“《收获》副主编肖元敏则表示，巴金逝世是事先不可预期的，而杂志征订是每年都要进行的工作，去年第5、6期中的征订广告早在9月就已经印刷好了，巴老逝世后事情比较多，也没有更换。”

尽管原告出示了上述铁的事实，又在“起诉书”中明确说明：原告购买《收获》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时虽然确知巴老辞世，但因《鲁迅全集》第六卷“许广平后记”说：《且介亭杂文》三集是“鲁迅生前编辑”，死后由许广平出版，因此怀疑该期《收获》是巴金委托其女儿仿效许广平，遵循文化传统“生前主编”，“死后出版”；并明确引证国家期刊管理法规关于封面不能署“某某主编”广告语的管理法规，但“胡审”仍然在宣读“判决书”时偷梁换柱说：“法院认为：《收获》杂志社对巴老辞世，主观上没有故意隐瞒，在客观上图文并茂地宣告巴金先生去世，因此《收获》杂志社既没公布虚假信息，更不构成隐瞒信息，无论主客观上均不构成欺诈行为。……”更奇的是，“胡审”在说明了“法院认为，本案中主编一词是否有纪念意义，《收获》杂志封面是否能署’巴金主编，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范围，本院不作评价”，却接下来宣布：“由于原告朱建国是知假买假，法院认定2005年第6期的《收获》上出现巴金主编的字样确有纪念意义，不构成朱建国所说的’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驳回朱建国全部诉讼要求。”

至此，一个坚决保卫《收获》拒绝改正“小疏忽”而进行文化欺诈和商业欺诈违法特权的新冤案，就这样被“胡审”及其幕后的“贾政”之流制造出来了！一个“造假有功，打假有罪”的新版“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冤有头债有主。即使上诉后终审维持“胡审”，人们也深信：“状告《收获》虚假广告侵权冤案”，定然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

2006年4月29日于深圳“早叫庐”

来源：新世纪(5/1/20061:12)(//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