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5日讯】对中国知识份子和线民们对改革的反思，许多官方的报刊在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近来突然变得积极起来。这一举动表明，中国的官方已经决定了要出面“引导”这场反思，而不让其走向对其不利的方向。在这个背景下，不少报纸开始频繁地约谈主流学者、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希望通过他们的口来阐释官方的观点。

今年三月，《中国经济观察报》先是发表北大教授张维迎的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接着又对张进行长篇采访。张在文章和采访中，批评前一段中国大众对改革的反思“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张维迎的观点，显然代表中国不少至今尚在沉默中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代表了中国官方的观点。

张维迎对民众反思改革的批评显然有失公道。

首先，民众有发泄情绪的权利。他们之所以有情绪，而且感到非要利用此次对改革的反思来发泄这种情绪不可，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不仅如此，现在的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也没有为普通民众提供一个更加合适的渠道来抵抗这种侵害。

其实，通过发泄情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不仅不是非理性的行为，恰恰正民众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现有的制度下，他们认定，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才是将他们的诉求表达出来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对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且又没有渠道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普通民众的态度，中国的主流知识份子与中国的各级官员们是一样的，那就是缺乏同情。这正是他们被普通民众抛弃的原因；也正是普通民众集聚了如此之大的情绪的原因。

其次，直觉判断常常是逻辑思维的基础。直觉判断是有可能犯错误，这正是我们需要逻辑思维的原因。但是，这二者并不是完全冲突的。我们的许多直觉判断包含了逻辑思维。例如，张教授在长安街上遇到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他的本能就是躲开这辆汽车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显然是一种直觉判断，但是这种直觉判断显然与逻辑思维的结果并无二致。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在进行逻辑思维时，实际上是尽可能地将大众的直接判断包括在内的。这正是为什么许多学科将问卷调查作为计量分析的一个步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维迎更不应该忘记了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石─边际效益学说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消费者的直觉判断。当今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对普通民众直觉判断的轻视和忽视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这正是中国现在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张教授提出的理性思考中，有一个不错的原则，那就是公道的原则。问题是，他对这个原则的应用却是错误的。公道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人都超脱现有的地位来看待一项政策。中国的官方和官方学者们不断地应用这个原则要求中国民众“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但是，他们却对中国的权势集团利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优势地位谋取私利视而不见。一方面是无权无势、利益正在被剥夺的民众，另一方面是操权弄势、每天都在中饱私的利益集团，站在这二者中间不断的要求民众换位思考，这本身就是不公道。

许多人对我说，他们始终不明白，那些个聪明绝顶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就看不出来，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公道的主要症结在于政治制度？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求建立一个制约权力、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的正义的制度。其实，不是他们看不出来，而是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只得装聋作哑罢了。换言之，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理性思考的结果。他们的立场在张维迎罗列的理性思考的原则中也有所体现。那就是所谓的可行性原则，即任何政策建议都必须可行，而不能把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秉承这样一种可行性原则，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角色错位的原因所在。不错，任何决策者在考虑推行一项新的政策是，势必要考虑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现有利益集团的反对，考虑到得益和成本。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尤其是大学的教授，则应该把研究、宣传理想的政策目标作为自己的天职。有些理想的目标不能实现，完全是由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出于保护自己的私利大力反对。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家们更应该教育民众，让人们认识到推行这些理想政策的障碍究竟在那里，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争取理想目标的早日实现。

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非常自觉自愿的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正是这种角色错位，为他们带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称谓；正是这种角色错位，妨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也正是这种角色错位，加剧了中国改革误入歧途的速度。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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