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6日讯】民主文化的产生，是随着其被利用，被歪曲和被校正而发展而存在的（有时被暂时取代，取消），也就是说，民主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个因果关系，很像因果的两极，有时候，是互为决定，不分时序的。
古希腊产生民主文化的基因何在？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其实，民主的产生，是源于其文化发展自然的结果；反之，民主文化，又导致其广义文化的民主特质和民主风范。他说，公元五百年前的希腊图书市场的建立，使得荷马史诗得以普及；而书市，导致希腊人智性发展，勤于思索，辩论，所有这些，是酝酿民主的有效土壤。
而在政治文化方面，由柏拉图提出来的“谁该统治”的问题，却没有找到希腊化或者世界化的解决方式。从那时起，西方政治文化产生的分歧，遂发展到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世纪辩论。在亚历世多德方面，可以说，他主张多数统治，排除精英分子－－一则，是因为他认为人杰就地不灵，他要驱逐那些冒尖者，国人说法是，枪打出头鸟；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政治上没有导师可言，该以人民为主。这个思维，很快就成为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自由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也就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一类哲学家所反对的，柏拉图式绝对主义思维方式。人－－是不是可以被认识，这个简单的问题，推演出柏拉图“谁该统治”的问题，并得出人对于自身认识的不可知论结论－－这个结论刚好和极权主义认识论绝对相反－－不可能想像毛，或者其他独裁者会持有此不可知论。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里，哈耶克为此专门开辟一章论及于此。他的观点是：
－－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区分在于，科学家可以掌握“已知”，而社会学家不掌握这个已知，而只是掌握“未知”；“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那些预设了我们拥有完全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现在，应该为未来留下修正的空间。
－－“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成为自由的敌人。”
－－“百万人中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大多数人的助益，可能要超过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
哈氏所言，这些不可知论的自由深意，是值得我们重新温习和估价的。因为自由的来源，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无知和知识的潜在性质。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身以外的，一个所谓未知系统，反之，一切都是无人性的，可以预料和掌控的，甚至，就是消灭他人和他人的知识与秘密，尊严与存在。
文革，既是知识的消灭，也是个人，个性和自由的消灭。因为，一个人，“他”，可以解释一切，一切的判断和知识只是他的真理和好恶。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对于他，是不是信任和拥戴，他的言论，成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一般性的知识，被看成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这个和哈耶克南辕北辙之伟大领袖的鼓噪下，国人一般性的自由和知识，两两灭亡，在所难免。其“反对自由主义”的小文章，展示了他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无知。这个无知，成为文革最大的“知识”。无知，也是知识，自由，就是不自由－－这个就是文革的“预设”架构和发展模式；就像一些学者讽刺黑格尔一样，他的“矛盾”，就是“统一”（“合题”）；他的合理的现实，就是现实的不合理，和不现实的合理，等等。
在辩证法的胡言乱语之下，一般性的词汇和概念，也成为一种戏谑而无任何正当性的游戏之说。
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ABC训示。
按照波普的介绍，绝对主义思想，在柏拉图以后，遂变形为种种后“好人”统治时代（柏拉图语），如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统治，斯大林统治，希特勒的“我”（统治），乃至发展到毛式导师，绝对真理，顶峰论，不理解也执行……人的绝对工具化和非主体化进程到处展开，到了二十世纪德国和中国，遂蔚为大观，不可一世。幸好，人类没有允许这个进程无限期进行下去。罗斯福和丘吉尔们把这个逆转的进程加以逆转。
但是，逆转，并不是纯粹的。
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演变，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民和主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最好的民主，如何排解精英主义和精英分子的实际操纵，这个问题，反过来顶撞民主的一般操作程序，几乎完全否定了民主－－其理由是，人民的实际缺席和附庸化，被专制主义者夸大为另一种绝对主义。这样，人们只好强调民主相对而言的优势（见丘吉尔民主是相对而言的优势这个话）－－人类，只好在比较之中，寻找人民权利的正当性。而可悲的是，这个相对性，往往轻而易举就被人类自身所颠覆。历史上类似希特勒的“我”一类人，就以各种方式排挤这个脆弱的相对性，而欲呈现其绝对性－－包括绝对真理，绝对领袖，绝对意志。他们在取消自由，尤其是消极自由的绝对方面，屡试不爽－－如，今天的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的缺席，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前提－－他们把绝对正确的政治性内涵，灌输到经济层面，于是，“谁该统治”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谁在经济上保持优势谁就统治”－－须知，经济发展，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其存在前提，是人和人性－－经济异化的结果，造就了人类的悲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现在，被这些人丢弃了。经济发展，于是成为一种类似文革人吃人的“政治经济学”。
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学上，是不是有所谓绝对真理和绝对“好人”的问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刚好在此。当人们承认了，一般来说，是用武力和暴力达成的政治目的论，所解释的真理问题的时候，一切道义和常识性的看法及其生活方式，就告瓦解，悲剧，接踵而来。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其强调所谓完美化和强健化美学观点，或者说，是其政治学上，回归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种族优越的罪恶行径。这个法则的原始起因，则来源于柏拉图的“好人”哲学－－这个哲学，一度变成“超人”哲学。这个哲学的本性在于，他反对人性本身的多元性和某种弱势特征，而这个多元和弱势特征，是人类本性，人类本身的基本构成部分，或者说，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法西斯主义以美为借口，要消灭这个特征。这个消灭的借口，就是捍卫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强大；而定义“不美”和弱势者谁，则是一些自封的解释者。固然，他们并无解释者天然权威，也无人邀请其解释，是他们自己赋予自己权利，来解释一切的－－四十年代，这个戈陪尔主义肆虐一时，无以复加。
文革时期，西方的丛林法则，转化为中国的纳粹美学－－其间的异同是，德国崇尚的优越民族，转化为共党宣称的弱势群体，他们好像正在强势化－－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他们获得了“解放”－－而转变为真正弱势群体的，是党的，此前此后的政敌，如地主，资本家，国民党，三青团等等。于是，法西斯哲学，在德国，是一种以强压弱的丛林哲学－－而在中国，则被颠倒之，成为所谓的，以弱势群体为正确一方的阶级斗争，阶级混战。人民，打倒另一部分人民，革命或者革命美学，吞噬中国人本身。
也就是说，文革，是以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革命和党文化之美学的主体，制造出一系列工农兵下层榜样，以打击高层面的地富，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这个“超人”和德国不同，是猴子般的超人－－是人类下层之超人，其贱民特征，出现在中国革命和文革舞台上，做他们的表演，而贱民的导师，则对贱民美学做出权威解释，如，毛说，一穷二白，最美的图画，等等，并以此蛊惑来指导人民杀戮，人民文革。
从杀人仪式来看，东西方纳粹的手法和风格如出一辙，都是建立一个虚妄的意识形态前提，一个伟大正确的原则和一个未来主义理想。其现实是，为了未来的理想，杀戮和灭绝是合理的，可以制造屠场。
列宁的杀戮，是要消灭一半俄罗斯人，保留一半人（见普列汉诺夫遗嘱）；毛和列宁把消灭人类叫作“消灭一切害人虫”。纳粹，把犹太人叫做“蟑螂和害鼠”。
这个叫法的本质是，在消灭人类的时候，只要一部分人可以杀人，杀掉敌人，这个杀人美学就很正确，很感人。于是，纳粹美学，成为一种在瓦格纳气势恢宏的‘女武神’伴奏之下的杀戮，他们甚至可以伴随着莫扎特的音乐，杀人－－而毛的杀人，伴奏就显得土气了，他们酿造了无数鬼哭狼嚎的红色经典，来伴奏文革的杀戮现场。在这个红灯照耀之下，国人，成为非人，成为余孽，成为罪人，可以被杀掉－－杀人者，是为了真理和美，为了捍卫一个人，为了另一部分人的解放，杀掉几千万人，成为一种景观，一种时尚－－一种杀人时尚。这一切，是为了美，为了真理。
更有人推论道，这个杀戮本身是无目的的，是原始仪式的再现－－我们想起德国摄影家立芬斯塔尔的人类学/美学－－奴巴人的强劲肌肉及其仪式，没落的法西斯肉感。
我们和一些朋友争执何为纳粹美学的时候，除去引用过苏珊。桑塔格的言论（见‘我看３６年柏林奥运会’），我们说过－－
“他们（纳粹）的问题在于只知道美的强壮的一面，不知道美包含对弱者的关怀；爱情是理解缺点和缺陷，是大人道；不懂得同情，没有恻隐之心，只有杀戮的无情；不懂得人类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是在承认人性的多元性方面制造契约，而不是杀戮恶，自以为可以消灭恶，杀戮异己；不知道裸体的性感，不是红旗招展和火炬腾空那种空洞和可怕，是隐私和内在的美，是贝多分所有慢板的内在忧郁之美；希特勒不懂得伤感，是一台机器，他不懂得仪式是暂时的，生活中没有强行霸道的仪式，贝多芬只是内心的仪式；不懂得自由意志，是消极自由的另一表现，而不是要取消自由才是美；让所有的人整齐划一，在表面上是美，其实是集权之美，之丑陋，笔挺的制服之下，奴才的服从和奴隶的盲从没有任何美；党卫军没有欣赏贝多芬的人性资格，希特勒盗窃人性美，盗窃贝多芬，最后被证明贝多芬不属于他，而属于人性。
“我们看到罗丹的老妪；看到勃德来尔的巴黎妓女；看到马勒的亡儿之歌；看到特累撒修女，看到古代的托钵僧；看到甘地的骨瘦如柴和悲天悯人；看到耶稣说，他对抹大拉说，你爱得多；看到舒柏特的梅毒和贝多芬的自慰；看到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看到茶花女和辛德勒……所有这些纳粹概念是不容纳的－－和样板戏高，大，全是一个道理。
只是毛不懂文化，尤其是交响乐，而希特勒，更加不懂得林黛玉和病态美。他连尼采说的，美就是病，也不懂。
我们看重瓦格纳，但是，他的慢板，德雷斯坦和伊索而德，看来，纳粹也是排斥至少是附庸风雅之。他们在战争和杀戮的时候，那种形式感荡然无存。用推土机铲平尸骨，是什么形式呢？
惠特曼说，“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美国精神毕现－－纳粹，只是懂得胜利，懂得霸占和夺取。失败的内涵，就是人性本身的内涵。
对于失败者的打击，如果彻底，就是要消灭希特勒这样的下贱的维也纳难民。希特勒没有贵族血统，按照超级希特勒美学，应该杀死这个维也纳贱民！
所有极权主义者领袖，其实都是贱民，很下贱，很卑污。
他们上来谈音乐，艺术，诗歌，人类遭殃。
党，无力反驳纳粹，其教科书，没有这个力量，以至于青年看到那个假形式就感动了。
其实，他们还在搞这个假形式。朝鲜的团体操是强奸人性，是金正日的仪式和庆典。”
……
当然，德国纳粹思想，自有其有迹可寻的思想脉络。雷蒙.阿隆等为此做过专门的分析和论证。他说——
——“记得在1933年我在柏林时，那里的法国人最喜欢争论的题目是，到底有没有发生一场‘革命’。”
纳粹上台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好像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联系的逻辑是，如果这个民主支持革命，这个民主就是革命的民主，反之，这个革命，就是不民主和反革命——不民主的革命，不人民化的革命，就是不革命，反民主。那么，何以衡量这个革命，或者这个民主，是不是真货色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1933年时在柏林的法国人会如何来回答呢？1月30日的任命的合法性以及没有出现街头骚乱，乃是第三帝国的建立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以及1917年在俄国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根本差别。”——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纳粹主义抨击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抨击贵族的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传统，鼓吹“德意志信仰”，大众动员和领袖原则，而后者确实具有一种革命意义。纳粹主义并未表示要回到过去，它在与过去决裂方面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堪与其他激进学说等量齐观。”（‘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
阿隆的这段言谈很有意思。其义刚好符合我们说的纳粹，革命和民主三种涵义。其判断标准是，革命的人民在民主选择中，以民粹精华导致对于传统的毁灭和制造新社会——毛式解读就是，破旧立新，大乱大治，相信未来。而希特勒和毛，在好像全新的社会中，看到了他们愿意看到的新人，冲锋队，红卫兵；新城市——红海洋，万字旗，火炬游行，百万民众高呼万岁；新思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敌人，贱民（像遇罗克说的那样——这两个孤家寡人都反对贱民）……这个崭新的场面，连屠杀的气味都是馨香的，因为，一来，是少年人，小学生都是杀手，另一方面，犹太劣等民族被消灭，地富反坏右被消灭。人们进入狂欢节，愚人节和新的神圣节日。
这个论证和许多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成果集合一处，成为我们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虽然，我们要行补充的是，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没有对武器的批判做出有效的示范－－因为，正好是他本人，对于和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置若罔闻，不假思索，坚守其暴力论批判，遂使得“武器的批判”成为一派空话。我们现在批判文革的武器，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党文化；虽然，党文化，有其一套专门的解释和限制。我们的武器的批判，首先是对于马克思批判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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