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0日讯】 云南彭桂萼
我写了一篇《死在镇反运动枪口下的“抗战诗人”彭桂萼》。彭桂萼是云南省原缅宁县、今临沧县人，是抗战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为讴歌抗战诗名远播全国，被誉为“抗战诗人”。他是当地的社会贤达、知识精英，任缅甯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彭被任国民政府缅甯县长，兼任缅甯区保安副司令、缅甯守备司令。12月14日回应卢汉通电起义，重组军政委员会任主任。1950年5月11日，中共党政军代表接管缅甯县，彭受县人民政府委派为缅宁文化教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在中学任教。在镇反运动中，他被捕入狱，1952年农历正月初八判处死刑。
我的文章发表之后，近日居然收到彭桂萼女儿彭玲的来信。他的儿女在巍山县。巍山在临沧西北，隔了几百公里。巍山处在从南涧县到保山、六库的途中，我去年往游六库（怒江）时，特地下车游览过。巍山还保存着一座完好的南昭城楼，气势相当雄伟壮观，为县城城楼中少有者，其东其西还有一条完好的老街，有两三华里长，虽然有翻修的房屋，但是修旧如旧，所以老街除了石板路换成水泥路，还算名副其实。走在这条老街上，足可神游故国。这是拍摄老题材影视剧的极好场景。
我打电话去。她的孙女接的电话，说奶奶旅游去了。他们就住在县城里，可惜我们失之交臂，未谋一面。
彭玲的信，告诉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细情，故录之如下：
李昌玉先生：
您好！
我是云南临沧彭桂萼的女儿，现居巍山。最近有幸在网上拜读了您的佳作《死在镇反运动枪口下的抗战诗人彭桂萼》，感慨万千。这是为冤死者的灵魂呐喊，也是死难亲属的心声。
先父彭桂萼的冤案，1979年冬天，我们开始向临沧县、地、云南省直至中央提出申诉。从巍山—昆明—临沧往返奔走，年复一年，整整四个春秋。直到1983年8月最后一次申诉到达中央领导后才得到落实，按起义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先父毕生的大部分时间何和精力都投入在边疆文化教育的拓荒及文学新诗的创作上。1949年云南省主席卢汉委任他任缅甯县长，历任2个月零6天，即回应卢汉起义，成立了缅甯临时军政委员会，进行人民政府的接管筹备工作，积极开展筹粮以迎军。1950年5月移交政权后，任教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后经各族各界选为人代会副主任，同时在县中教书。1951年4月镇反，被捕入狱。为了将他置于死地，找不出现行罪恶，制造了吓人听闻的假暴动案，强加莫须有的罪名于1952年2月3日将他处死。1983年虽得以平反，但为当了60多天国民政府县长，至今还有极少数以老革命自居的极左分子，在2004年写的回忆录中，竟然冠以“伪县长土匪头目”彭桂萼的大帽子，继续侮蔑诽谤。
为保存云南的抗战文学史料及地方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为了正本清源还先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费尽心力，查询搜集先父的遗著，除了向各省市图书馆发出信函搜求，还亲赴云南省图书馆查阅复印，历时20年，先后编印了《留芳集》、《诗文选编》、《评传》，1998年自费正式出版了臧克家先生题签书名的《彭桂萼诗文选集》。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缅怀抗战诗人彭桂萼罹难53周年，2005年2月正式出版了彭桂萼抗战诗歌集——《沧江号角》。出书后寄赠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及大专院校图书馆（包括山东大学）收存（按，山东大学图书馆确实藏有这本书，为彭玲辑录，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书号I226/*046），得到各地赠书荣誉证、收藏证、感谢信及回函80余件。
祝
安康
彭玲于巍山，2006年三八节
读了彭玲的信，我也感慨万千。在中国这样的冤死者何止万千，家属经过千辛万苦，能够得到”按起义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就心满意足了，那些具体制造了冤假错案的人，丝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且还要继续实施诬陷，而制造了千百万冤假错案的负总责任的中共中央反而变成了主持正义的大恩人。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xian）冤魂！
（一）湖南有五个“彭桂萼”
可惜的是，起义被杀的县长，并非只有彭桂萼一人。彭桂萼的遭遇，不是孤例。1949年，解放军南下湖南，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程、陈属下的常甯县县长欧阳耆（马＋耆），整理档案，率领部属，礼帽长揖，步出北门，迎接解放军。他纵然投诚，也难保一命。
欧阳耆（1903——1951），黄埔四期毕业，参加北伐，抗日战争中弹穿肺部，先后任上校团长，许昌司令部参谋长，民国33年返乡任县参议，民国38年易帜前，任常宁县自卫队总队副总队长。长沙快和平解放，县长陈煦，见大势已去，慌忙挂冠而去。地方人士听说省里已派姓潭的来接任。大家认为非常时期，还是由本县人来当县长较好。于是紧急集会商议，一面派人前往进入常宁的必经之路柏坊挡驾，一面联名具函省府，抬出欧阳耆上台充任。省府同意了，但出了一奇——派令未盖省府大印。反正乱世也无人追问，欧阳耆就这样得了“中奖券”。照常情来说，“末代皇帝”悲剧在即，平常人是不愿干的。不料常甯在乡军官会的众解甲军官，见队长荣升，纷纷进城致贺，实际上是想骑在马上好找马，争着要把椅子。这给欧阳耆添了新的烦恼。没办法摆了酒宴，大约来了60来位军官。欧阳耆对众军官分析了形势，口吐苦衷，自言是“强迫中奖”，又说：“自己进棺材，硬拖朋友垫底板，那才是莫大罪过。”大伙心领神会，不须骑马，更不必找马。事后，经众绅推荐．县长同意，派县长的一位老同学黄埔军校第五期生邓竹修出山，接替他那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职务，总队长照例县长兼。上任没两个月，共产党来了，他同意“湘游一纵一支队”起义，到11月初办移交。所有移交卷上盖着两个大签章：
移交人：中华民国县长欧阳耆
接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县长李澍英
常甯和平解放，解放军未费一枪一卒，老百姓也没有受到滋扰，欧阳耆应该是有功之人。邓竹修以起义投诚有功，当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欧阳耆虽然率众起义，作了降将，不但没有得到嘉奖，而且不久成了阶下囚，1951年以“反革命”罪处决。
以上资料采集自常甯乡贤萧一湘先生所着《天堂脚印》。萧一湘说，1986年，原处决欧阳耆的老公安局长李建堂应常宁县委之邀来作客，谈党史，笔者叨蒙作陪，座间谈及欧阳耆判极刑事。笔者陈言说：“欧阳耆总算没有顽抗，守好钱粮、档案，整齐衣冠，带领群僚，恭敬受降，以后处决了。我们今天修县志，也不知如何记叙。”李老局长意味深长地说：“当时临刑之际，欧阳耆也向我跪陈过，我心也有动摇，但批示已来，布告已张，无法挽转。今日想来．是有极左影响。常宁县委要征求我对欧阳耆平反的意见，我随即签字。”这是老局长的真心诚意话。同座人还有常甯第一任县委书记陈茂艺，现任财政局长袁金保，党史办主任胡循元。
萧一湘说，据他所知，湖南县长中参加起义而被杀的共有5人，他们的命运竟然和常甯县欧阳耆完全相同，另外4人是：
刘民英，58岁，在沅江县任内起义，继任两月，被遣归，1951年被镇压。
唐伯钧，46岁，1922年毕业于华南法政专科学校。历任浙江平湖、福建正和县长。1946年回乡任教县中、简师。在家乡参加民盟，参与组织常甯迎接解放联合会，推为主任委员。1949年常宁解放后，年底召开常宁第一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唐以开明士绅应邀参加。1950年任职一年县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算是遗老中再受用者。1952年土改中被镇压。
邓达五，51岁，历知溆浦、江西分宜二县。归来任教县中、简师。为县长邓少云信任，献计决策，言听计从。参加民盟，经常在他的公馆密谋起义，1951年被镇压。
周礼，50来岁，在县中任教多年，加入民盟，49年后也被镇压。
此外，在中华民国的38年间，常宁县先后有过65人担任过县长。他们中间，除了解放前去世者和去了台湾香港的10人之外，几乎全部被杀掉或关、管后死去。
（二）国民政府的众县长
根据萧一湘先生介绍，常宁县民国时期的县长早期的有科举功名，后来的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还有8位留学生。
其次是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文官考试合格而后才被任命的，至于县长人数之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第三，他们很多人都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如邓讱（1911—1941），大学毕业，出身名门，其父是湖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邓静安。抗战时期他在敌后任县长，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和日寇斗争，蝉联诸暨、吉安、绍兴县长。绍兴城陷殉职。他身后留下幼女一人，解放后属于官僚地主，遗孀为政治与生计所迫，回原籍上海改嫁，小孩留农村随祖母生活。
第四，这些县长都不以当官为务，不当县长可以当法官，可以教书，当绅士，做参议。如做过三县县长的方西耕，在长沙教中学、大学、任省文史馆副馆长，回到家乡任教县中、简师也是名师。再如郭彝尊回乡后，闭门自学中医，潜心钻研，积数十年之经验，医术精湛，成为深受群众拥戴的名医，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在劫难逃。
对于这些民国时期的县长，萧一湘总的看法是，他们中不能说没有罪大恶极者，但是大多数是有爱国之志，治国之才的人。在国家政局的风云变化里，他们选择了从政之路。他们怎么会预见到共产党会夺取天下，并且大开杀戒呢？从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他们是常甯的知识精英，是国家社会的宝贵财富。人才难得，培养不易。常宁是花了38年的时间和金钱积累起来的知识财富，文化遗产，但是仅仅因为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毁之一旦，实在是做了一件大蠢事。
（三）人民政府的众县长
萧一湘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到1998年的49年间，共有县长19任。论文化层次，建国初只有一位高中生干了一年多以外，就一直是农民和当兵的当县长，到1984年3月就是中共建政35年，才开始有一位大学毕业生来当县长。
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以这样一批接近文盲或半文盲的工农兵干部来当县长，他们自己也是勉为其难。不过一朝把官当，只把令来行。既然毛泽东下达了死指令：镇反运动，农村杀人指标是0•5‰，城市是1‰，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拿谁开刀了。
第一批常宁的领导干部，都是从解放区南下的干部，有的是从老区农村干部直接调来的。他们作为胜利者，把常宁原有的6支地下党组织，全部摧毁。对于这些为常甯的和平解放厥功居伟的同志，不是杀，就是关。
在减租反霸、镇反运动中，共杀518人，其中国民党师团长14人，判刑229人，交群众管制439人，未结案200人。
土改中自杀433人，镇压323人。地主5114户，家庭人口23470人。
肃反中，自杀6人，定为反革命分子395人，开除41人，判刑47人，结论为有重大历史问题者439人，反右运动，将所有稍有知识以及有历史过节者，一网打尽，共划右派分子317名，其中105名还兼戴反革命帽子，33名判刑。
当时的常宁县人口是40万。政治运动死人1280人，占3•2％。地主人口占17％。镇反未杀者最少还有668人，肃反又增加395人，反右再增加317人，共计反革命和右派为1380人，占3•45％。三项累计，占了全县人口的23％以上。
此外还有富农和坏分子没有数字，以后不断增加的“分子”没有数字，未统计在内。如此之多的敌人，并非只是常宁一县如此，全国大同小异。常宁不是孤例、特例。这是表明中共作为胜利者的无比强大吗？
这些县长中，就人品而言，大概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好的和比较好的还是多数，但是其中也免不了做园了阿Q梦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1963年揭露，常宁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利用职权，强奸、诱奸、调戏妇女69人，其他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与一个女干部，长期通奸。腐烂变质如此，那是什么样的坏事都可以干出来了。这是引发“四清”运动的一个案例。不过这样的典型，今天一个比一个翻新记录，人数过百的已经有了一大把。其实，对于共产党干部来说，不过是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了一滚，实现了阿Q我想要谁就是谁的美梦。
常宁曾经在全国有三件事出名，第一件就是县委烂透了，5个书记4个腐烂；第二件是大炼钢铁小高炉利用系数达到21•25，超过了最现代化的大高炉水平；第三件是水稻亩产8万斤。在当时，都是放了一颗大卫星，全国闻名。
依靠这样的文盲半文盲做县长县委书记，而且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今天的青年人实在是难以想像，曾经有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以“大老粗”扬扬自得。他们坐在几百人、几千人的讲台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作报告，念讲稿错别字连篇，讲话尽闹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唯一的能耐就是对臭知识分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文革时我在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这个公社有位抗战时期做过武工队长的公社书记毕景善，文革中斗他的时候，他上台检讨，开口就是“我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成了流传当地的民间故事。平时开会，秘书传达档，他则把守大门，不许入会者擅自溜走。这位老干部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在劳改队，我和他在大炕上骈头并脚睡过三四个月。他多次对我说：右派都是直杠人。这样的话，当时谁能说？谁敢说？至今想起这位作古了的农民干部，我还是觉得很可爱的。
文盲干部充斥曾经是普遍的情况。在我1951年参军的时候，当时部队中，看不懂战斗命令的连长、营长比比皆是，因此连队编制中有一个文书和文化教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连长、指导员念战斗命令一类战斗文书或上级文件。不会记流水账的司务长当然也是比比皆是。那时许多具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被称作“青年知识份子”如我这样参军的人，就分配去做了连队文书、文化教员。这是连今天这些少壮派的解放军军官们也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共就是依靠了这样的干部夺取天下，治理天下。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打知识份子的右派，一大批这样的农民干部，那还不是摩拳擦掌，闻风而动！
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1949年4月25日）写道：“除祜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员警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但却是惊天阳谋，钓鱼的饵，引蛇的钩。
在政治道德上，毛泽东实在属于下下品之列。在他的词典中，只有权谋、权术这些辞汇。他不相信世界上搞政治的人需要讲“诚信”二字。他对“水门事件”称为“水门丑闻”非常反感。无论是敌人、朋友，还是同志，为了战而胜之，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常甯诸位书记县长，乃至公安局长，都是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要追究责任，第一要追究毛泽东。
（四）以史为鉴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一度被查封，涉及到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还要不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不要以史为鉴。
最近有好心的朋友好心地劝告我：不要研究历史。历史放在那里让后人去研究吧！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历史成了烫手的山芋呢？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科学，那么科学无禁区的通理在历史领域里为什么要高亮红灯禁行呢？刚刚过去的五十年，像我这样一个72岁的人，还保存着记忆，为什么不能研究呢？
拿常宁县为例。我绝对相信今天这个县已经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我虽然没有到过常宁，但1942——1944年在衡阳住过。常宁是衡阳的属县，相距咫尺。1944年我10周岁，因为日军逼近衡阳，我和母亲弟妹狼狈逃出衡阳，奔往江西寻找父亲。我对衡阳的旧貌还存有模糊的印象。难道因为今天常宁旧貌换新颜了，就不应该追究它的历史吗？
研究历史要追溯事实。毛泽东不是主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倡导“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吗？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这个1949年就加入青年团的人，至今仍然不放弃追求真理，追求希望，追求美好的明天，所以我不能对历史采取回避的态度。现在直面研究历史，尽管这在大陆现在不致于重走林昭、张志新的覆辙，但仍是要冒犯风险的。前述好心的朋友的忠告，大概就是为了我的安全而以下策相劝。这些50来岁，出生在反右运动前后的朋友，当我问及他们一些常识问题时，他们实在是近乎一无所知。
（五）一个残酷的问题
常宁的历史，不是孤例，特例。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大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非常尖锐、非常犯忌的问题，尽管现在虽然连连战先生也来握手朝圣，赞誉有加，但是我仍然要问：中共奋斗牺牲80几年，虽然是夺权到手，胜利称王，但这样的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
我想，这个问题，对每个大陆的中国人、中共党员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是反对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革命是万恶之源。革命是难以承受之重。
（2006-4-17于山东大学附中）
来源：新世纪(4/18/20062:53)(//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