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1日讯】

主持人：冉云飞

主讲人；王怡

时间：2006-3-18

录音整理：黄维才

王怡：

谢谢冉云飞，谢谢各位新老朋友，今天能够抽一个下午，到这个茶馆来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理想，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想，一个在茶馆中畅所欲言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断地遭到我们这个政府的公开羞辱，有些事情两三回就麻木了。但朋友们能到这里来，说明我们这个理想还有温度，还没有熄火。

从03年以来，国内部分新闻媒体开始寻求突破一定的言论管制界限，去争夺，去拓展公民的言论自由。当然在这之前也一直有努力，像《南方周末》等言论先锋。但03年以来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媒体和新闻人，他们在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管制，以及市场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诱惑这两重压力的夹击下，去寻求这种缝隙。我记得03年的时候《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女士曾在美国获得一个新闻自由奖。这个奖的颁奖词里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它这样评价胡女士和她的财经杂志。它说胡女士“在政府不满意和政府真正禁止之间，有勇气也善于找到一个时间差”。我想这也是03年以来一大批自由派媒体争取拓展言论自由的方式之一。我们可以数出很多像《南风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一批媒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03年以来，尤其是04年，尤其是05年，就是越离今天近的时候，政府越是对这一批新媒体的努力开始加强打压。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系列事件，比如对《南方周末》是长达数年的反复阉割。《南风窗》也被反复地打压，但公众知道得不多。《南方都市报》喻华峰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甚至于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来打击新闻人，也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来打压记者。还有从其它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以来，第一是开始进入对媒体大规模镇压和管制的高峰。第二个是与之相应的，就是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包括其它的新闻控制单位，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他们采用的手段一个方面是越来越精致化，另一个方面也越来越粗鲁、野蛮和直接。

尽管中宣部的权柄一直存在，各种管制部门对新闻媒体的压制也一直存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宣部门它的控制力量和有效性的确有一个削弱的趋势。但最近这几年突然膨胀起来。权柄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焦国标先生两年前有过一篇《讨伐中宣部》。在冰点事件出来之后，焦国标又有一篇文章叫做《围剿中宣部》，希望面对冰点事件所爆发出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于中宣部门、对于新闻管制的那种步步紧逼，应该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一种比独裁者还要强烈的反抗。所以他说要《围剿中宣部》，我把今天的这个讲座也当作我们围剿中宣部的一个民间努力的一部分。

冰点事件有几点跟其它的新闻打压事件不太一样的地方。一是在最近几年媒体所受到的压制里边，冰点事件中的反弹，民间的反弹到此为止是比较大的。这次的两会，有一个政协委员回来对我说，李长春专门到政协新闻组别去了一趟，为冰点事件定调子，他说现在团中央和中宣部的压力很大。但不管压力多么大也一定要顶住。你看人家就那么一小撮人都顶得住，未必我们老百姓还顶不住吗。

这一点看上去好像很奇怪，因为中国青年报是体制内的大报，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不像《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这些媒体是一个市场化当中兴起来的民营化媒体。人家这个报纸在底下，有人是当作中央精神来领会的。但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市场化的媒体在遭受到政府打压的时候，他们的反弹，他们的反抗往往比较低调。当然也有一些较强烈的，比如《新京报》，他们在去年被打压，杨斌被撤职的时候，他们的编辑和记者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方式，差点酿成一次不能出刊的事故。第二天早上这些编辑和记者不去上班了，然后打电话说各种理由。新闻部说昨天晚上喝高了，今天来不了。另一个部门也打电话说塞车了，生病了，反正来不了了。就是用这种变相的罢工方式作了一点抵抗。那么其它的比如说《南风窗》，它核心的力量几乎全部被调职，但是《南风窗》却基本上没作任何抵抗，也没有在媒体上，在各种公共舆论空间里面更多地让我们知道。反而这一次，媒体里面和共产党最接近的地方，动静是最大的。这是冰点周刊了不起的地方，是李大同、卢跃刚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有时我们站着不腰痛，想得很简单，认为官越大的，钱最多的，资格最老的，说话的风险就越小嘛。老都老了，说一两句话怕什么呢。但其实我们知道，越是有位置有影响的，越是既得利益大的，离共产党离得近的，近得总书记放个屁都闻得到臭的，就越是不容易说真话。因为人家的机会成本比你高得多嘛。

第二是这次的反弹，集中针对了中宣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阅评制度、阅评小组，一个是它的黑名单。以前有个说法叫“电话治国”，现在的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其它一些部门，开始用电话的形式去治国。禅宗的话叫做不立文字、党外别传嘛，他们也采取这种不立文字的方式。比如今天给你打一个电话，说王怡的文章你不要登。他不会诉诸于文字，搞个文件来传达。他就是一个电话而已。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的。所以我们的媒体和记者有时候真是非常可怜。有一次一个编辑给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说你就不核实一下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宣传部门打的？我哪天打个电话说不准你登温家宝的消息，你怎么办呢？有个记者采访刚回来就接到不明电话，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要破坏两岸关系，要犯政治错误，这个记者问你是谁，对方说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才当记者几天？不知道自己去打听。你看这样的电话，本质上和黑社会的恐吓电话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管他是谁打的，反正就是恐怖主义。所以他是用一种不立文字的方式来粗暴地扩展他的权力。而且越来越和利益结合起来了，你有什么负面报道，和宣传部门某个人钩上关系，打个电话去报社，就可以借这种黑社会的权力把事情摆平。

第三点是党内力量在冰点事件中的作用，13个党内民主派的阵容，是近年来比较豪华的。他们也借用了中共党内的一个文件，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时代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若干准则》，那时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蓝图。这个文件在八九之后就陷入冻结了。但是还是有效的。这次借用这个胡耀邦时代的党内民主文件，来反抗胡锦涛的倒行逆施。所以李大同他们包括后来的13位作者写的公开信里边，都提到了这个《准则》。说你今天中宣部，团中央包括胡锦涛你们的一切作为就是违反这个《准则》的。他们具体地列举了这个准则里边的很多表述。共党内部的民主派还有没有用，可以拭目以待。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曾经的共产党人还能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和历史的问责。要是有那么一两个共产党人在这个转型中能赢得一点大家的尊重，也算是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赎了罪了。共产党明知道自己虽然赢在目前，但已经输了历史。就应该把这样的党员当作宝贝供起来。

实际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开还是有过一定的发展。党的一些机构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转向低调的趋势。但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重新的反弹，重新的一个膨胀。中共的几大非法组织我们可以数一数。我曾经数了五个。当然他整个都是非法的，但我说的这5个就是按今天的所谓党纪国法，那都是非法组织。一个是中共的政法委，高居于中国整个司法制度之上。我们即使去看共产党自己的党章，也是没有政法委这样的组织的。更没有在它的党章里自我授权说这样一个组织可以统一领导和统一干预全国的司法。所以政法委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第二就是中共的宣传部门，中共宣传部门也是置身于整个新闻、言论、宣传、出版的自由之上。最近这两年打压新闻媒体的趋势当中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非法组织。其它的比如610办公室后来的反邪教办公室，笼罩在整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之上，也是一个最典型的非法组织，而且是贼喊捉贼的邪教组织。基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有组织地使用暴力镇压他人的信仰自由。如果这个不算邪教，其实天下就没有邪教了。

刚才冉云飞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以前很多人也在讨论和评价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概念。从这个抗争的方式来讲，也有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方式。那么第一种就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另外一种就是我根本不和你玩，我就是民间社会，我站在我的价值立场上来表达我的观点，来建设我们自己，而不是去颠覆你，我对颠覆你已经没有兴趣了。我自己就是第二种立场。我的兴趣是建设我们自己。就像今天坐在这个茶楼里面，我们这个读书会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是建设我们自己。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你听不听得见，或者跟你那个主流意识形态是不是相符合，有没有改变你的效果，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就是自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我们只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来看待。至于你不把我当一个公民来看待，是你可怜，不是我可怜。

但我们观察冰点事件可以看到很微妙的一点。我自己不愿意做任何体制内的努力，我也没有把自己看作任何意义上的体制内人士。但是，我对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的这些人与事，仍然保持一个极高的尊重。我尊重冰点周刊的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他们，尊重那些在体制内媒体上坚持抗争的这些人。包括中共党内的十三个元老出来发表公开信，他们也是一个体制内的抗争，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们拿胡耀邦时代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反抗今天的胡温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那么我对这样的努力保持我的尊重和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冰点事件里面有几个群体。一个是它的编辑群体，在《中国青年报》的内部，形成了这样一批有价值理想，对新闻事业，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有自己的怀抱而不仅仅是在这个报刊里面混一个职业的这样一批编辑记者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点。像李大同，在1989年是中国新闻界对话团的代表之一。当时大概是通过胡绩伟提出一个建议，要求中央跟新闻界对话，李大同就是这个对话团的代表。卢跃刚的写作作为一个记者，他是承接了八十年代以刘宾雁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风骨，在九十年代他写的《大国寡民》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一直顽强的延伸着八十年代新闻记者的那种道德良知。贺延光也一样，贺延光主要是一个摄影记者，但他身上也非常明显的有着一个新闻人的道义和价值的良心。还有其他的编辑和记者，我们知道卢跃刚在04年致团中央书记赵勇那封公开信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整个中青报的编辑记者群在坚持新闻自由方面的一种抗争。当时这封信出来以后，赵勇当时曾下令要取掉卢跃刚的采编署名权。他这个命令下来后中青报几十个编辑和记者联合起来反抗，说如果卢跃刚不能出现的话，我们全都不干了。当他们作出这样一个反弹后，第二天共青团中央就收回了成命。让卢跃刚继续留在那里。所以共青团也好，中宣部也好，恨死了这个中国青年报，恨这个群体，恨这个冰点周刊，已经恨到晚上睡不着觉的地步了。因为哪里有自发的公民，共产党就在哪里沦陷。比如今天在这个茶馆里面，我看共产党就已经沦陷了。他们暂时没有统治在座各位朋友的灵魂。最近这一年多，冰点周刊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新闻界唯一的一个亮点。冰点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在你那里是冰点，在我这里是沸点，在我这里是沸点的在你那里却是冰点。这也表示出他们那个群体对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评价和担当。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来报道老百姓都认为是沸点的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和观念，即使在你那里是冷得已经结冰了的事件。我自有我的评价标准。我建设我自己的评价报准。那么这样的编辑群体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第二个是作者的群体，在冰点周刊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作者的群体。这个作者群体我们也看到在冰点事件之后，有13位主要的作者包括崔卫平、贺卫方和朱学勤先生等。他们也有一封联合的公开信表示声援和抗议。我们在座的也有冰点的作者，范美忠。我没在冰点发过文章，但冰点发过对我的专题报道，当时也是顶风而上的。我很感谢他们的勇气和担当。尤其在这个作者群体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是台湾的龙应台女士，龙应台的文章第一次在冰点上，是连、宋访大陆的时候。卢跃刚向龙应台约稿，说你能不能写一篇关于介绍台湾民主的文章。龙应台就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她考虑在大陆的言论尺度，考虑到中青报编辑的风险，她当时写了另外一篇比较温和的，然后交给卢跃刚。卢跃刚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不行，我不能给你发。龙应台就很生气，她误会了，说这样尺度的文章你都发不了，你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呢？卢跃刚说，不是，你篇文章太温和了，发了没意思。我向你约稿，就是要你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要你的龙旋风。那龙应台说我写出来你发得了吗？卢跃刚说这个问题不由你负责，发得出来你请客，发不出来我请客。所以龙应台就写了那一篇《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这篇文章后来在中青报出来后引起很大一个反响，文章介绍了台湾民主化之后的整个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生态。那中宣部是很不高兴的。但因为龙应台是台湾的作家，考虑到这样的因素，他们没有动手。后来龙应台每一个月在冰点上面都有一篇文章。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篇是《一个党主席的三鞠躬》。讲的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曾经对国民党一百多年来在台湾半个多世纪对它所伤害的、被它所迫害的这些人民，作为国民党党主席向他们表示道歉和鞠躬。这篇文章在冰点登出来之后也引起了一个很大反响。因为每一个人显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共产党你什么时候才能够道歉啊？你在反右运动当中，你在49年之后，你在文革当中，你在89当中，你在陆续半个世纪的执政中伤害过，迫害过，杀害过这么多的人。你什么时候有一句像小马哥一样的那怕微不足道的一个鞠躬和道歉呢。大陆的老百姓就会像怎么就遇人不淑呢。龙女士这样一系列的文章，都使我们能够看到对今天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对照。接下来还有去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冰点曾经发过一篇关于平型关大战的历史真相的文章。披露国民党在平型关大捷里边死伤数万人的这样一个事实。在纪念胡耀邦九十周年的时候，冰点也发了很猛的一篇文章。我注意到上面这几篇文章，包括后来导致冰点周刊被停刊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也包括对我作专题报道的文章，我们成都的《文摘周报》都一一地做了转载，甚至是在它的头版做了转载。这是我所见的四川媒体里面唯一让我有敬意的一家。但这家媒体很奇怪，它也是体制内的。我们从冰点周刊这一个体制内媒体遭到打压然后反弹的这个事件里面，能够看到一些现象。我由此对中国今天的平面媒体作一个简单的个人评估。

我把今天的平面媒体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市场化的媒体，这在九十年代之后实际上民营资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凭借市场上的发行来获得空间和盈利。这样一批市场化媒体在中国今天要面临一个新闻管制以及对新闻领域有一个市场准入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市场化的媒体其实也成为了中国今天的一个暴利行业。这些市场化的媒体于是又分为两种。第一，市场化对中国近年来来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所以在市场化的这些媒体当中，涌现出了我刚才所列举的自由化媒体。这是市场化导致了自由化，包括这些媒体里面的编辑和记者。他们普遍持一种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怀着一个新闻的价值理想在里面工作，在现有体制之下有志向去争夺仅有的几公分空间。这是一批值得老百姓尊敬的市场化媒体。市场化成为他们可以对共产党的新闻管制在一定时候，一定场所，在某一个程度上说“不”或者说周旋的资本。

但是第二种情况，市场化也成为了推动中国新闻界坠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管制之下的市场化带来刚才讲的暴利色彩。中国今天这些市场化媒体的记者编辑所拿到的报酬，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普遍高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高于欧美国家。我在国外如瑞士几个地方跟他们一些著名记者聊天，我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收入地位，跟我们这里的市场化媒体相比，比如和《成都商报》的记者编辑比较起来，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媒体这个暴利行业除了推动中国新闻自由的作用外，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负面作用也非常大。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自己深恶痛觉的一个代表就是《成都商报》。《成都商报》是媒体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越快乐越堕落的一个典型。几乎完全丧失自己的道义良知，没有一丝一毫对新闻自由的担当。比党报还党报，致力于阉割成都人的精神。你去看它的报纸，我有很多朋友在《成都商报》做事，今天来的也有商报的朋友。但我仍然要对《成都商报》提出我最严厉的批评。我看《成都商报》是什么报，是成都市政府的二奶报。（鼓掌）

其实《成都商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市场化办报的一个典型，是走得比较早的一家。是以民营办报始，以卖身投靠、成为政府的二奶报而终。所以它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而言，还是对于成都广大的读者而言，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叫做“始乱终弃”。我们将来民主化以后，将来我们成都有了独立的自由媒体，再回过头来看《成都商报》对成都人的自由思想曾经造成过什么样的伤害。也许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准确地评估。读书会有一位朋友是商报的编辑，他因为反对商报在国际新闻报道时宣扬仇日的情绪，而跟这个报社发生冲突，他现在已经辞职离开了。那商报还有一位女记者李亚玲大家也许都知道，在03年是她率先坚持报道李思怡案件，随之而来直到今天在《成都商报》内部还受到打压。成都商报是今天中国市场化媒体堕落的标本。人家是千方百计派干部到媒体去掺沙子，它呢是千方百计的做报纸做成了市长，做得把它的读者和他的屁股一起都奉献了。

第二种是体制内的媒体。体制内媒体在今天来看我也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另一种是除冰点而外的几乎所有体制内媒体。这就是冰点事件的意义，被干掉的不是一个周刊，而是一个最重要的部位。因为我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几乎只看到这一个亮点，这一个新闻自由的原产地。它在中国社会里很艰难的坚持着一个有限的新闻自由的理想。并且像刚才举到的卢跃刚向龙应台约稿的事件。我们可以从中明显感到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他对新闻价值的一种主动的担当。如果你在今天作为一个媒体人，甚至也包括所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拥有麦克风的人。如果你不敢去突破政治的界限，你不敢去犯规，不敢于去把那个边界推动一厘米或者两厘米，那么你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与中国人的自由为敌。你不要给我说人是要吃饭，要生存的。要生存可以去开出租车，但你选择了一种可以影响他人灵魂的方式。你拥有的是一种可以去裁剪，可以去决定、去过滤、去篡改、去影响社会公众知道什么，思考什么的这样一种话语的力量。你介入其中，靠这种方式谋生。你就不能像其它行业那样说我只是谋生而已。你如果说去做其它一种行业，这个行业不会影响到其它人的思想和灵魂，你就可以说我只是谋生而已，我的妥协只是我的妥协。你可以在这时候要求社会公众对你的妥协有一个最大化的谅解。但你从事的是一种面向公众说话的行业，像我现在这样，手上拿着一个麦克风的行业。你就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公众对你有一个最大化的谅解。因为你以一种不诚实的态度在伤害，在影响其它人的思想。而且你在帮助这个政府遮蔽社会公众有权接受的一部分信息和观念。我们当然无权要求一个人是理想主义者，但这个社会有很多活法，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理想主义者，又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专制社会，你就不要到新闻媒体中去找工作。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要到学校去当老师。在这样的行业，人们有权要求一种比其他行业更高的道德负担。来了就不要怪人家骂你日你绝你。又想挣钱又不想挨骂，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你要诚实，就知道自己并不比共产党更无辜。

我们再看冰点事件中另一个群体，就是中宣部门。一个是它的黑名单，一个是所谓阅评小组。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去年我曾经接到一个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文革当中因为有一个反标事件，实际上所谓反标也不是他写的，实际上是一个冤案。他因为这个事件被判刑，然后文革之后一直寻求所谓的平反。因为他不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平反，他是在法律上确实被判了刑的。而他这个案子在他写信给我的时候，在04年他的这个案子还在复审当中。当时我接到这封信就产生一个荒谬感，就是说文革真的结束了吗？至少对给我写信的这个人而言，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文革结束了吗？当我看到中宣部的那个阅评小组所写的关于袁伟时文章的评语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在2006年的今天，文革远远没有结束。我就马上想到批海瑞罢官的故事。因为他们那个阅评小组的整个思维方式、整个语言习惯、整个“定罪”的逻辑和证据，完全是文革的延续。所以文革今天结束了吗，没有！至少在中共各级宣传部门及其阅评小组那里，文革还没有结束。人家文革领导小组只是换了个名字，就把我们活活骗了30年。这样的阅评小组在今天仍然主宰和控制着中国的整个新闻界，以及出版界，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今天大家拿到我们准备的资料里面，有一个中宣部阅评小组的骨干人员名单，我还列了一个“四川和成都中共宣传部门阅评小组黑名单”，括号“空白”。我知道大家当中有知情人，帮忙把这个名单填出来，有电话号码最好。把这个名单告诉所有人，告诉所有新闻记者，告诉所有读者，告诉所有作者，谁是你们背后的那个审判者。谁在背后操纵控制和论断我们的思想和信息。让我们知道宗教裁判所里到底有哪些人。是不是就坐在我们隔壁。

我前次去香港，见《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他是冉云飞先生的本家，也是四川老乡。金钟给我讲到一件事，他说九十年代初期，大概是九二年或九三年的时候，余秋雨到香港去，然后对金钟说，将来你们《开放》杂志可以在中国大陆销售了，你们一定要把上海地区的销售权给我，我保证可以卖一百万份。我们知道余秋雨文革时也是“石一歌”写作小组的成员，那个时候的余孽可能还有人在今天的各级宣传部门的阅评小组里。余秋雨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仅仅从市场化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今天所有做媒体的人都知道。如果今天没有新闻管制，我们那个市场发行量会有多少增长点。比如说这个《开放》杂志突然拿到我们成都来叫卖，我估计至少也要卖二十万份以上吧。所以说现在的新闻管制不仅是损害了社会的思想自由，其实你也伤害了市场嘛。连余秋雨在90年代初期都有雄心说《开放》拿到上海去可以卖一百万份，阅评小组和中宣部的人他们当然也知道。所以在03年04年的时候，新华社也开始做了一个改革的努力，就是创办了《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市场化转型的一个试点。《瞭望东方周刊》在它创刊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它的整个新闻言论尺度甚至超过了当时几乎所有媒体。后来当一些市场化媒体受到中宣部批评的时候，他们就有意见，他们说《瞭望东方周刊》你们怎么不管呢？它里面说的话也这么出格啊。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大概在03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个所谓要积累党产的说法。于是大概在02年03年之后，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巨无霸的新闻传媒集团。把它划规在中共宣传部门下面主管。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共产党在集累和划定党产的一个部分。这也是刚才所讲宣传控制部门权力开始扩展、膨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仅是在掌控和镇压的政治权力上，而且也在市场上作为一个经济权力也在扩展和膨胀。这方面他们的确也承担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在04年的时候，据说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尝试在北京上报刊亭销售。结果呢那一次人民日报在北京一共卖出了大概不到10份。其中说是有一个老太太看错了，她要拿纸去包东西，很便宜所以一口气买了好几份。这个也是他们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大概在去年，中共党内和政府内部也在清理各种党报党刊，在减少党报党刊的数量，这个减少不是在新闻自由方面做妥协，而是在经济压力方面做调整，按共产党的意思，我们自己办的报纸，总不能都赔钱嘛。总不能都像人民日报一样卖不出去嘛。

另外一点，今天的冰点事件，包括之前对《新京报》、《南方周末》、《南风窗》等媒体，我们从九十年代中期还可以数出像《书屋》杂志，像《东方》杂志，《方法》杂志等自由派刊物被打压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容易从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野蛮和粗鲁。但我倒不完全这样看这个问题，当然他是野蛮和粗鲁的。我前次到澳大利亚访问的时候，在当地做一个演讲。当时余杰谈冰点事件，提到对中宣部的批评。就有一个记者问，那你们是不是认为中共的宣传部门就等于是戈培尔？我当时回答说，今天的中宣部是一个智商极低的戈培尔，它做戈培尔在智力上不够格。我们看今天的中宣部，然后对比13个党内元老的信，可以发现一点，那13名党内元老的大多数，都来自中共的文化宣传部门。像李锐，像胡绩伟，像朱厚泽，朱厚泽是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李锐是毛的秘书，胡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还有其它一些人都在宣传部门担任过要职的。从这里你看到以前的中共宣传部门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共的宣传部门向来是出秀才的，经常性的出秀才，像李锐和胡绩伟，朱厚泽啊孟伟哉等等，这些人都是党内的大秀才和笔杆子。所以第一，中共的宣传部门一直是出秀才的。第二，中共的宣传部门也一直是出异端的，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元老派，很多都从宣传部门里面来。从《人民日报》，从新华社，从宣传部这些部门里面来。这是以前中宣部两个不去不返的特点。那么我们再来观察现在的中宣部，我为什么说它智商极低呢？第一，中共宣传部甚至包括整个中共内部，你发现一个事实，它已经没有笔杆子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判断。像刚才冉云飞先生提到冰点复刊后发出来和袁伟时商榷的那篇文章。我们不从其它角度看，只是很简单地说，就是这篇文章写得很臭，这篇文章跟袁伟时的文章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也知道像04年《南方人物周刊》出那个公共知识分子专号之后，《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开始组织抨击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解放日报一个署名叫吉方平的评论员写了一篇社论。你看那个文章你就知道，批评者的水平简直不能跟这些共产党眼里的反动分子的水平相提并论。所以以前我们说共产党是个二杆子。以前冉云飞说的，它靠的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但现在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共产党已经失去笔杆子了。已经没得墨水了。当然想把自己的墨水奉献出来的人还是很多。共产党的全盛时期，可以拉到余秋雨这样的才子，现在拉到的都是下三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你让他来和我们论战，他没办法跟你论战，因为他讲不出道理来嘛。它除了粗鲁就没有更细的。所以我记得焦国标去美国访问以后，回来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他跟法轮功接触之后，发现他们的人都很善良，但他们的理论很粗鄙，他就建议说，你共产党干嘛要去镇压它呢，你应该公开地与它进行辩论。你们派个人出马，跟李洪志一起到中央电视台大辩三百个回合，我们老百姓自然就明白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没有道理嘛。你想焦国标先生的这个建议，今天的中共是绝不会接受的。因为他派不出这样的人来。他要派一个人出来跟李洪志在电视上辩论，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大家看一看去年台湾派了一个选举中的败军之将连战到北大去做一场演讲，是什么效果你就知道了。中共党内没有笔杆子嘛，甚至也没有嘴皮子了。一个败军之将的糟老头子跑到这里来，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惊叹，说你看这才是现代政治家的风范啊。所以他没有笔杆子了，凡是讲道理的事情他是不干的。他说话要有作用的唯一前提就是其他人不准说话，这样他就永远都是第一名。

那么第二点我们看中共宣传部的构成。今天的中共宣传部是不出秀才的，没有秀才也就没的异端了。这是一个对它来讲很沮丧的事。以前有朱厚泽或者是像李锐这样的党内秀才，包括贺敬之也做过中宣部的副部长。但现在它彻底没有秀才了。因为他信不过秀才。所有也有很多秀才削尖了脑袋想钻进去，但是对不起，因为受了自由分子的连累，人家信不过你了。为什么很多体制内的所谓智囊或帝王师们恨自由主义者呢。因为自由主义的确把他们连累了。不管怎么表忠心都没有，人家除了党棍和贪官，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一概信不过。我们看今天中宣部长刘云山以下，我仔细看了他们的履历，你会发现一个事实，近年来中宣部的主要领导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西部边远省份。没有一个来自东部和沿海思想开放的省份。几乎清一色是从内蒙古、宁夏、青海、贵州上来的。越穷政治上越先进。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找不到笔杆子了，找不到嘴皮子了，找不到秀才了，然后丘八作风就出来了。这是我们来理解最近这几年中宣部直到镇压冰点它的一系列作为的一个背景。它为什么要那么野蛮，为什么要那么粗鲁呢？因为他的确没有更文明的方式了。就像龙应台致胡锦涛那封公开信的标题，说《请用文明说服我》。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它要是有一棒子大秀才，他才不愿意粗鲁呢，他斯文得很，杀人都不得见血。但现在它只能用野蛮和粗鲁的方式来说服你。这说明一个方面是它不愿意，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谅解，它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共产党交给中宣部门的光荣任务，已经超过了它的能力和智商范围。(//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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