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伦：“六．四”屠城．罪责难逃

张明伦

更新 2006-04-01 11:10 PM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日讯】震惊中外的“6．4”屠城惨案已经过去了17年，当年诞生的婴儿迄今即将进入成年。这段惨痛的历史，一直是全世界华夏子孙的心结。它是一道阴影，笼罩着一切具有正义和良知人们的心。

近悉：李鹏已就“6．4”事件著书，并希望出版，遭到现在中共当局的拒绝。

且不知这位当时身居总理要职之人所着之书要出版而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想像到，“6．4”事件不仅使全世界炎黄子孙深感痛心，也使铸成这一惨案的时任当权者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以此之心，李鹏欲出书，洗刷他在这场血案中的罪过，试图将屠杀民众的罪责推到已经作古的邓小平一人身上。不过，他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李鹏，永远不要想逃脱“6．4”屠城的罪责。

作为当时掌握军权的邓小平，是调动军队实施戒严的决策拍板人，他的行为致使民众与军人的对抗而发生流血惨案。邓小平堪称“6．4”屠城的罪魁祸首。

李鹏的罪过是否比邓小平要小？他的罪责是否比邓小平要轻？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全过程，看一看时任总理究竟应该在“6．4”血案中负什么样的责任。

1989年4月15日，人们获悉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对这位清廉开明的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突然逝世，举国上下有良知的民众，无不感到悲痛。当日，学生和民众自发组织悼念胡耀邦，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敬献花圈，以表示对这位卓越领导人的哀思。

胡耀邦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清廉开明著称。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及总书记的几年间，为国为民呕心沥血。他废寝忘食地平反了几十年来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所产生的一切冤假错案，不辞辛劳地在山区、边区、老区访贫问苦。他是知识份子的良友，平民百姓的贴心人。

胡耀邦作风正直，生活简朴。他家没有任何人涉足于商场。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中共领导人，却因1986年发生的学潮而在1987年初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对这种现象感到疑惑不解，心头存有一股闷气。在这种悼念气氛中，人们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胡耀邦辞职后中国发生的事情，自然地将他的清廉与时任领导人的状况进行对比，这种“廉”与“腐”的情景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思维中浮现出来。由此，人们会为他受的冤屈感到不公，会对时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不满。

那时，利用高官之职作为蔽荫开始经商，在全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邓小平之子除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主席外，开办康华公司。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共当局实际最高领导人，他的子女进入商海，其优越性，中国的普通民众是无法比拟的。李鹏，继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其李氏家族迅速涉足商场。有如此领导人的家族下海，下面的官员岂能不效仿之。所以，“官倒”之潮遍及全国。“官”和“商”相联，“权”和“钱”相结。腐败之风搞得全国一片混乱，平民百姓无不怨声载道。

在这种追思廉洁，厌恶腐败的心境下，由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引发起反对腐败、铲除官倒的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学生们鲜明地举起“反官倒、反腐败”的旗帜，深深符合全国人民的民心。从而，学生运动唤起全民的共鸣。他们的正义呼声，直接冲击着邓小平、李鹏这些在官倒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人物的根本利益。

常言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是一种常规，违反这个常规，往往被打脸的人，或者被揭短的人会恼羞成怒。而学生这次高举的旗帜恰恰打了最高统治者的脸，揭了他们的短。这就使得邓小平和李鹏以及中共统治当局的高官恼羞成怒。

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无非是就他们的民主诉求希望向最高统治当局讨一个说法。他们手无寸铁，没有武装，因此，绝对不会去进攻新华门，绝对不会以武力推翻中共的统治。这里需要当局面对学的诉求，正视学生的行动。如果当局有诚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胸怀坦荡地走进学生中去，与他们面对面地、开诚布公地就学生所提出的诉求会谈，学生绝对不会赖在天安门广场。这样做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可体现“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句格言。

关键是统治当局没有这种心襟，真正是对打了他们的脸，揭了他们的短感到心虚。所以他们才会无视学生的诉求，仇视学生的行动。

让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无非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动口，一种是动手。动口，就是赵紫阳强调的理智；动手，就是邓小平醉心的镇压。前者是通过坦诚的会谈；后者是通过血腥的暴力。

不可否认，中共当局起初也采用过动口这种形式，力图让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过，方式不妥，既不能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赞同，也不能让全国关心学生民主运动的民众满意。

在此，不妨分析一下那场令中华儿女疚心的事件中发生的大事。

4月22日，在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期间，有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手举请愿书，希望政府当局能接收他们的请愿。然而，没有一个政府人员走过来对这三名学生表示什么。漠视学生代表，就等于没有看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尽管跪拜这种行为从贬义上讲，是封建社会的礼仪。可是，中国民间仍认为跪拜是一种行大礼，从褒义上讲，它是一种表示诚意的方式。如果，这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哪怕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接收了跪拜学生的请愿书，学生的心情是不是会感到平和一些，所有关注在天安门广场学生情景的全国民众，心情是不是会平衡一些。熟视无睹就是对学生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进行无言的挑战。这件事情，政府官员有没有责任？作为政府首脑的李鹏总理，有没有责任？

可以说，漠视学生的诚恳请愿，导致了学生的义愤。从而，使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誓与当局讨还一个公道。

天安门广场已经由政府当局对学生的熟视无睹掀起了一层波浪。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使得未平的波浪再起一波。学生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这种激动民心的爱国行为居然被政府当局污称为动乱，还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无疑给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起到强烈的推波助澜作用。

“动乱”这个帽子，虽然是邓小平所扣，难道李鹏没有责任？

这时的天安门广场，岂止是学生不满，全民都不满。4月27日天安门广场大游行，就是对“4．26”社论最强有力的回答。

政府当局企图利用舆论去混淆视听，以为民众会在他们的谴责口径上去指责天安门广场聚集的学生。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平息学生的抗议，而且引起全民的愤慨。

只是这时，李鹏才开始正视学生的能量，才准备以与学生会谈的形式解决问题。然而，这位总理仍然心虚，没有胆量亲自面对面地与学生会谈。所以任用他的幕僚，以往并不出名的袁木以国务院发言人的名义去与学生会谈。

很可惜，袁木与学生的会谈，丝毫体现不出政府的诚意。这位发言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势，盛气凌人的口吻，用大人哄小孩的方式与学生代表谈话。本来，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跪交请愿书是一种诚意，他却指责学生以封建社会的礼仪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另外，他在谈话中，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时而答非所问，时而空口说白话。尽管袁木以其能言善辩的口才，表面与学生交言显得谈吐自如，仍然掩饰不住其心虚气短的本质。

一种毫无诚意的会谈，自然不能得到学生的满意，自然不能得到全民的认可。

从李鹏任用代言人一事，可以看出，时任总理根本没有勇气，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就中共统治当局包括总理自己在内的高官所涉及到的官倒问题与学生进行会谈。

毫无成果的会谈，使学生感到受到政府的愚弄。为抗议当局无视学生诉求的蛮横态度，唤起全民认识中共统治，学生决定以绝食的方式，继续与当局进行斗争。

历史上对统治当局有过“言谏”，有过“兵谏”。而这次，学生对中共当局采用的是“死谏”。他们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敦促政府当局正视全国出现的官倒、腐败、贪污以及导致国家走向衰落，人民走向贫穷的一切现象。

学生们发表的绝食宣言，震撼了全民的心。学生们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极大地鼓舞著有着正义感的平民百姓与邪恶势力斗争的信心。

学生开始绝食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声援、示威游行一波高过一波，所参入的部门之多，人员之广，可谓史无前例。而学生在绝食过程中出现的危及生命之事，更是牵动着全民的心。人们在电视机萤幕上看到学生被抢救的画面，听到那令人撕心的救护车警笛声，无不关心着学生的命运。

只是在这时，广场上才出现关心慰问学生的政府部门官员。然而，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总理，李鹏，仍然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中。

一场大规模由悼念胡耀邦引发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延续时间如此之长，作为政府首脑，居然没有勇气，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走到学生中去，李鹏，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平心而论，最应该走到学生中去的人，就是李鹏。邓小平虽然实际控制着中国的政局，可他在政府部门并没有挂职。他没有必要亲自走到学生中去。赵紫阳虽然是党的总书记，可学生的一切诉求是针对政府当局，因此，他也可以不首先走到学生中去。

应该走进学生中去的李鹏，却没有走进学生中去。难道他，能洗刷掉他的罪过吗？

学生的绝食从5月13日开始，直到5月18日上午，李鹏才开始与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见面。从4月15日悼念胡耀邦开始，这时已经有一个月零三天。在这段时间，天安门广场该发生了多少令全国人民疚心的事件？

然而，5月18日，李鹏以蛮横的态度并且回避实质问题与学生代表交谈后，5月19日，就杀气腾腾地公布戒严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任总理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多么的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