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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亮剑》为何被腰斩？

前一时期，电视剧《亮剑》风靡中国大陆。这部电视剧系由都梁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小说故事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终于一九六九年。但二十七集的电视剧却只演到一九五五年军队授衔之时，占小说一半篇幅的部分被腰斩了。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对影视实行严格审查制度的中国大陆，此举背后必定大有文章。人们早已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知道没有说出的、不让说出的，才是最重要的。

仔细阅读小说《亮剑》，果真是这么一回事。故事的主人公李云龙出身大别山区的贫苦农村，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就担任主力团团长。他是一个勇敢、刚烈而有智慧的军人，最大的特点是有鲜明个性。一切具有鲜明个性的人，都与盲目服从的奴性格格不入。他虽然常打胜仗，但也常“犯错误”，总共受过四次降职处分。一九五五年授衔时，许多和他同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上将、中将了，他却仅仅是个少将。但军衔与战功不相称，却不是他与环境冲突的原因。他在战时所犯的错误，可以归结为在不该亮剑的时候亮了剑，有时对俘虏，有时对自己人。但无论怎样不适当地亮剑，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行动上过了度而已。到了和平时期，有形的战场上的敌人消失了，无形的战场上的斗争却突显出来。此时作为一个军人的亮剑，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亮剑”的英雄气概

李云龙的性格，可谓天生的职业军人。当团长时，他赶走了好几个政委，他的说法是：“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但他和最后来的团政委赵刚却成了好朋友。他们两个有这么一段对话。

李云龙道：“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

“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

“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咱独立团不当孬种，鬼子来一个小队咱亮剑，来一个大队也照样亮剑。”

亮剑本身具有英雄气概，明知不敌也敢于迎战。这种职业军人性格，在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身上表现得都很鲜明。两人各带一名警卫，联手大闹县城，日本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峻深感震惊，分别悬赏大洋十万，求购李云龙、楚云飞的人头。连政委赵刚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职业军人不能作党的工具

《孙子兵法》的“经之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后四项都与军事有关，惟有“道”，不属军事技术范畴，却居于军事问题之上。在专制时代，道的意思是“令民与上同意”，要求老百姓与君主保持一致。如果人民不支持君主的决策，君主违忤了人民的利益和心愿，战争的最后结果必然失败。民主时代则相反，不是人民与统治者保持一致，而是领导集团必须与人民保持一致，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构成现代职业军人的最高原则。

把军队视为“党的工具”的党军观念，必然与现代职业军人的原则冲突。在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专制腐败的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中，人民的、民族的、革命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曾被混为一谈。取得政权后，党没有兑现许诺：按照民主原则通过定期竞选确立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反而否定民主原则，成为专政党。于是人民的、民族的利益就和“党的利益”发生了矛盾。“政委”就是睡在职业军人身边的党的化身。曾任第四野战军纵队司令的丁伟首先在这种矛盾中亮了剑。

在他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来和政委搞不到一起去，从当团长起直到当了纵队司令、军长，已经和十几任政委吵过架。战争时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像丁伟这样骁勇善战的虎将哪个上级不护着？政委有的是，虎将可不多，最后结果，总是政委被调走，丁伟被连骂带劝地说几句也就过去了。时间久了，丁伟的部队养成一种习惯，只认丁伟不认政委，别管什么来头的政委，到了丁伟的部队只能做个小媳妇，不然就别想在这支部队呆。

从革命军人转变为职业军人有一个过程。反右派运动中，李云龙的岳父母田墨轩、沈丹虹都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东北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李云龙虽然感到惋惜，却认为丈人、丈母娘咎由自取，是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导致了右派的命运。然而丁伟却在两年之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拍案而起，成为首先被捕的将领。

丁伟“亮剑”

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但他万没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本没有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谁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军衔宣布逮捕。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几百名高级军官们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点儿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

赵刚“亮剑”

接着亮剑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军赵刚。在一个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招待苏联专家的文艺演出和宴会”上，表现出来的特权和奢侈使赵刚深受刺激。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赵刚的刺激更大。一九六五年，在总参工作的赵刚被打入“罗瑞卿黑线”，于是在批判他的会议上毅然亮剑。

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钮扣脱下军装，然后脱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既然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忠奸不分，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了。”

他第一次痛快淋漓地发表了自已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反对意见，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面对“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的喊声，他“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竟鸦雀无声。”他和妻子把四个孩子托孤给李云龙，双双自杀，用死亡进行了最后的亮剑。

从党的战士转变为职业军人

李云龙从党的战士转变为职业军人有一个过程。岳父在兴凯湖劳教农场劳累饥饿而死，三年人祸大量饿死人的现实使他醒悟。

李云龙身边的“党”，无非就是政委马天生。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两派群众组织间激起了狂热的武斗。在马天生的怂恿支持下，军队的军械库被抢，眼看着一场动用机枪、大炮、火焰喷射器甚至坦克的大规模武斗就要开始，城市就会被毁，千百万无辜的人民就会遭殃。军人的天职是紧握自己的武器，保卫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但抢夺了军队武器的一群人却不是“手无寸铁的群众”，而是听命于“党”、搅乱天下的势力。“党性”要求李云龙听任两派武斗升级，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职业军人的职责却要求李云龙收缴被抢的武器，保证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李云龙亮剑了。打狗欺主人，他知道武斗势力的背后是中央文革小组，即所谓的“党”。但他面对严酷的现实，不像丁伟、赵刚那样无能为力。他果断出手，收缴了群众组织的武器。在对方先开枪打死十几个战士之后，警卫营长下令开枪。一场流血悲剧的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李云龙的头上。

中央文革小组给李云龙收缴武器定性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大反扑，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

向吃人的制度作最后“亮剑”

李云龙知道“文攻武卫”是错误的，知道三年困难饿死人是错误的，知道把他岳丈田墨轩和岳母沈丹虹定为右派是错误的，朦胧中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是错误的，但他当时尚不可能认识到这个制度以及它所凭持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因此在做了他认为应该做并且力所能及的事情后，面对强大的中央文革小组调查组，又同丁伟、赵刚一样感到无能为力。但作为一个军人，他甯死不辱。于是他最后也只能用死亡，向着这个他不能完全理解的对手做了最后的亮剑，用楚云飞送他的勃朗宁手枪充满尊严地结束了生命。他的妻子田雨得知他的死讯后，在狱中割腕自杀，作为军人，以柔弱之躯，也向这个吃人的制度作了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亮剑。而在李云龙自杀后，惟一的悼念活动就是对面金门岛上播放的楚云飞陆军中将深情的悼念文章和贝多芬那恢宏的铺天盖地的“英雄交响乐”……

军人“亮剑”只是时间问题

李云龙死后二十年，先是罗马尼亚的军人对着独裁统治者齐奥塞斯库亮剑，接着东欧各共产极权国家的军队在统治者和人民的冲突中以保持中立的方式亮剑。一九九一年八月，前苏联军队以不支持左派军事政变的方式亮剑，使前苏联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不至中断。军队是人民养活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一党一派的保镖、打手。在专制暴政和人民的冲突中，军人亮剑只是个时间问题；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也符合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兵法，任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３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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