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3日讯】乍看起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中国知识份子话题都似乎甚为时髦。但实际上,中文世界里对49年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总体状况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的著作却并不多见。不仅在处于言论封锁状况下的中国大陆,海外也少有此类著作问世。99年香港出版的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系统回顾了49年到89年的中国“思想运动”,但思想史并非知识份子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魏承思的新作《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知识份子“工具化”的历史
此书研究的地理范围限定于上海,但由于上海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以其对外开放的程度,吸收新知的便利,大学、文化的发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摇篮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系统地剖析上海知识份子群体,从很大程度上讲也就是系统地对中国整体知识份子的剖析。正是因此,魏承思的这部《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实乃近年研究红色中国知识份子问题的一部扛鼎之作。作者魏承思上世纪80年代曾是活跃于上海的知识份子,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主编过“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等著作。89年以后,魏承思游学美国、香港,接受了坚实的社科研究训练,此书是在其师从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教授写作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共分十章,以全能主义政治作为研究和叙述的主线展开。整个中国从1949年到80年代末期的历史,从知识份子史这个层面来看,正是“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登陆、形成、确立然后又由盛而衰渐渐走向式微的历史。与全能主义兴衰过程相平行的则是知识份子从独立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轨迹。
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
作为一部研究著作,此书运用大量资料和翔实的材料,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知识份子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各个时期的比重和不同地位。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实地采访了10位上海如今仍然健在的右派知识份子,他们的经历和反思不仅为这部学术著作注入了血肉质感,也为作者揭示49年以来中国极权主义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视角。
从1978年中共官方反动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应该说,全面的、系统的以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概念为分析手段严密解剖中国社会演变的研究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中国国内知识份子自80年代以来,突破官方的封杀,对具体的历史惨案如胡风事件、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一类历史灾难进行剖析、反思,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但是,对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分析和反思的研究在中国国内却难以进行更难以发表。
魏承思以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并触及到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不同。政治学界对极权主义的定义一般以德国政治学者阿伦特的经典定义为准,意指在一个国家之内,一个惟一的政党通过对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权利垄断来统治社会。可惜作者并没有深究此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绪论中,魏承思讨论了有关各家理论,将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归结为全控型国家。所谓全控型国家,即是国家将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作为自己存在的主旨。也就是说,一旦共产主义作为制度登上了某一个国家的历史舞台,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统统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
知识份子被改造背后的秘密
从这一研究范式看《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笔者认为,魏承思这部著作有两大突出的贡献。一是将中国49年以来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看作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主义过程并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此书将1949年到1989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57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阶段;1958至1976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确立”阶段;1976至1989年为“知识份子去工具化”阶段。从这一视角去看如武训传批判、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革命等政治运动,就可发现,每次运动既是全能国家对仍然存在的社会的野蛮吞噬,又一步一步将全控型国家推向顶峰。
此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充分地论证了共产党对知识份子的控制过程并非单纯由于思想改造的奇迹般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一结果是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掌控整个社会然后掌控知识份子的一部分。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作者几乎在每一章都有专节论述当时知识份子的生存环境。通过对知识份子生存状况的描述,作者揭示了知识份子被共产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这一事实背后蕴藏的秘密:那就是:知识份子的工具化实乃是在被剥夺了基本生活条件之后唯一的选择。
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展到89年以后市场经济加政治垄断的中国社会,但作者关于极权主义通过垄断一切生产与生活手段进而垄断人的思想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揭开了今天中国社会向后极权演变的规则。
(3/23/200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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