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经常回到的家，是我的第一个家，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江苏常熟阳澄湖畔的虞山镇，也就是常熟县府所在。常熟因年年丰熟富甲天下而得名。镇里河网交错，交通主要靠河，连城门都建立在河上，所以还有水西门，水北门等等。特别是有七条大河，宽如大马路，如七根琴弦并行，河也以弦命名，城也因此称为琴城，可以说是东方的威尼斯，而在我心中比威尼斯还更娇更美，有水之外又有山，城市有一半建立在山上，有诗赞美，“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
我家就在七弦河边，七弦河七号。门前有鹅卵石铺的路，有青石板筑的桥，有船来舟往的河，水清有鱼有蛙有水莲水藻。从后门出去也是河塘，有大片的茭白田和荷花塘。最好看是雨来时打在河面，激起一个个水浪如花，又像一个个精灵舞蹈，雨水砸在莲叶上，叮叮咚咚，是我儿时最喜欢的音乐。
门前滑溜溜的大青石搭起台阶，走下去，可以看束着围裙的娘姨在河边捣衣淘米洗菜，可以直接跨上木船摇到街市上去买东西，摇去外婆家。娃娃们会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年糕，其实唱的就是我老家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孩子，会唱会演，可有谁真坐过这样的木船摇到外婆桥？
我现在还能看见我穿着开裆裤，翻过像高山那样高的黑门槛，看河上摇来卖瓜卖果的木船，春天有枇杷有杨梅，夏天有水蜜桃有西瓜有莲藕。我母亲会说，那时买瓜，不是论斤论个，都是论筐往家里挑。天井里有一口青石凿就的井，不深，把西瓜就用网兜浸到井里，到晚上乘凉时切开，天然的冰凉。
我现在还看见鹅卵石铺的路上，有戴红冠挺着长脖的鹅骄傲地行走，旁若无人。姐姐告诉我，小时候你穿开裆裤，小鸡鸡不小心被长脖鹅咬过，咬得又红又肿。
老家的事情说也说不完，足够美美享受一百年，足够在心里保存到死想像到死。就是在想像回家中，我写下了《网中的夕阳》，就是水里再也网不上鱼，钓不出虾，而我的想像也永远网得住我家乡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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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时要上小学了，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父亲把我们接到了上海，住在复旦第七宿舍1号，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是我的想像经常把我带回的家。
房子是红砖建筑的日本式两层楼房，原来是日本人占领上海时盖的军官宿舍。日本人是铺地板睡榻榻米的，不架床，门窗也都是滑轮拉动式的，房间给人感觉又小又矮。
宿舍里面是四座小楼，之间都有草坪，有绿草如茵，有冬青树剪成的树墙围着草坪围着方砖铺成的小径。夏天的夜晚，屋子里热得难耐，家家都可以在草坪上铺上凉席乘凉，孩子们就可以躺在大人们的脚边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话题。这些大人们中不乏当时有名的甚至留过洋的教授学者，比如数学教授谷超豪、美学教授蒋孔阳。我接收的启蒙大概就从这时开始。现在我还记得那一个个夜晚，听见人们用蒲扇敲打脚下驱赶蚊子，看见萤火虫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我在专为复旦子弟开办的复旦小学开始上学。这个学校自然有得益于复旦的很多优越条件。比如我参加了学校的航模小组，我们的设备和材料都获得大学的支援，所以可以制作出当时一般小学里都制作不出的高级航空航海模型，以至我们被取消了参加小学航模比赛的资格，而只能作示范表演，因为实在不是一个级别。如果说一般小学制作的滑翔飞机飞一分钟就可以得冠军，那么我们制作的可以飞几分钟还在天上。我永远忘不了我制作的一架滑翔飞机飞得那么远，飞出了足球场，落到了工会俱乐部大礼堂的房顶上，因为上不了房顶，我只好含泪舍弃。如果这个礼堂现在还没有拆，也许那架滑翔飞机现在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还记得，那个工会俱乐部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商店，那时父亲凭一张特供卡在里面可以购买到一些外面商店没有的东西，糖果、饼干、烟酒，所以我必须承认，如今我读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饿死的历史纪录，我想那时我自己没有多少挨饿的经验，不过是多吃了很多顿红薯南瓜，都是我喜欢的美味。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是炫耀我来自一个有点特权的书香门第的教授家庭，其实我经常回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宿舍围墙的外面，我真正的启蒙大概来自那边。宿舍之外是很多城市贫民搭建的棚户，都不像复旦宿舍内那样有自来水有煤气有厕所甚至洗澡间。那里的居民大多是上海人瞧不起的江北佬或乡下人，从事最下层的职业，不是种菜的农民就是上海人说的三把刀，菜刀、剃刀、修脚刀。那里的居民夏天时就赤膊在街上行走，每天早上把臭烘烘的马桶就放到家门口。他们的子弟自然大都不是和我同一个小学，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上学。我是在一次无缘无故地被一伙宿舍外“野孩子”臭揍了一顿之后，才感悟到宿舍红墙内外原来有一种巨大的差别，感到了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仇恨。因为我本来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莫名其妙，他们揍我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是宿舍里的。宿舍里的是“教授的儿子”，外面则是三把刀的儿子。我们从来没有交过朋友，我现在回忆，就不记得是否我曾经到这些棚户里的孩子们家玩过一次，也不记得是否把外面的野孩子请到家里来玩过一次。
最近的电话里，大哥告诉我，第七宿舍的老房子就要拆掉了，复旦到处都在盖大楼。要造这个国际中心，要造那个体育馆。你再回来肯定不认识了，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国，还回得了回不了国，还能不能和老房子再见一面。破败了的，日本人留下的，该拆的也就拆吧。我不很留恋那个房子，新的城市认识不认识我也无所谓。但我想回家，想去找那些揍过我的野孩子，一起回到那个时代去。我要说，让我们和解吧，请你们忘掉我是个“教授的儿子”，也忘掉你们是三把刀的儿子，然后我们做好朋友，一起去找我那架失落在房顶的滑翔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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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惦的那个家，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兴和县二台公社二十三大队五小队，一生第三个家。那年下乡内蒙古，本来是分配在乌兰察布盟北部四子王旗，是真正牧区，真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比较富裕的好地方。但同行有个中学好友被分配到了比较贫困的农区兴和县，有点不舍，我就放弃了四子王，转到兴和来。
从北京坐火车，穿八达岭，过长城，经张家口，到一个叫柴沟堡的小站，再转摇来晃去的长途汽车，沿盘旋山路，爬过燕山到兴和县城，再坐马车颠簸五十里，就到了那个村子。初去时，虽然已进入五月，一路上竟还看不到一点绿意，前后左右都是黄，车后黄尘滚滚，两旁都是没有尽头的黄黄的荒山秃岭。汽车颠了两小时，有人说快到县城了，我奇怪怎么一路什么村庄都不见，后来仔细瞧，才发现村子还是有的，不过房子都和泥土一样黄颜色，还有的就是沟旁崖下挖的窑洞，来自海滨都市的人不习惯这样的风景，这才“视而不见”。
不见不知道，见了吓一跳，才知道天下有人这么吃、这么穿、这么活。喝的是几十米深用辘轳才能摇上来的井水，晚上照亮的是火苗如豆的油盏，一家人不论几口，赤条条睡一炕，盖一条被。很多人说了、写了那个时代农民怎么没吃、没穿、没钱，读李锐《厚土》我最有感受，他写的是吕梁山，山起山伏，和我那里一脉相连，也带我回家。可很少人说到农民们还没有柴烧，塞外寒冬滴水成冰如何取暖？就不奇怪，冬天山梁上为什么整天还有孩子们拖着铁丝做的耙子来回走，恨不能把最后一根枯草都搂回家。本来就稀疏的树林子为什么总有人转悠，搜刮了所有的枯叶，连旁枝斜杈都砍断，树林子就日渐稀疏直至从大地消失。数年后读到北京年年沙尘暴的报导，我毫不奇怪。我知道山是怎么秃的，树林是怎么消失的，沙尘如何而起，然后扑向皇城，那都是天报应！
我们刚去的时候受点优待，队里允许我们到饲养院里去抱麦桔回来烧火做饭，也不知节省，一顿饭可以烧掉一捆，麦桔其实都是冬春喂牲口的饲料，让饲养员心疼得瞪眼。一年后，我们变得和普通社员一样待遇，才懂得要节省分到的柴草，也知道出出进进背个筐，见了牛马粪都拾来晒干积攒留着过冬。
当年一起插队的中学好友最近回去过一次。电话里问起“家乡”的情况，惦着那里现在光景如何。离开三十年，该有变化了吧？要说变化是有点，县城修了柏油路，盖了新楼房。村里呢，温饱是有了，也拉了电线，晚上有点亮了。可是烧的呢？烧的还是没有，还是那个样子。
漫步斯德哥尔摩郊外的森林，每次看着满地枯枝败叶树桩我都可惜得心痛，心痛得想哭，只想求老天行行好，把这些枯枝败叶树桩都给我送回内蒙古的老家去，好让我的乡亲们过个暖暖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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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北京，想的是那个胡同。北海往东，靠近鼓楼，地安门东大街锣鼓巷拐进去东棉花胡同里，有我第四个家。在大街上看，是很不起眼的小胡同，却有座艺术殿堂，中国最高戏剧学府中央戏剧学院，我的母校。读完三年欧美戏剧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我毕业留校教书，在招待所的楼上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出国时留下的东西，现在还不知道下落如何？丢了其他什么都不可惜，可惜的是两个书柜的书，大都是欧美戏剧作品中文译本，有从古希腊到现在的很多剧作，有《莎氏比亚全集》、《易卜生剧作选》、《奥尼尔剧作选》等等等等，希望都是落到爱书的人手里。
学院其实很小，西边剧场东边教学办公楼，南边图书馆北边宿舍，站在中间的院子里大吼一声，几乎全校都能听得见。食堂招待所都是后来盖的，我读研究所时大家都是挤在一个小食堂吃饭，所以人人都熟。那时就看好的学生，后来果然个个出道，成了名震全国的大牌大款。有老同学讥笑着说，回来吧，你在国外瞎混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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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提到一个家。
老朋友、先画后诗又做小说的严力曾经送我一本他在国内出的小说集《带母语回家》，意思是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然后带回家去。是个好题目，我们带母语出国，也带母语回家，2004年一月，我在国内也出了一本小说集，人没回，魂已回去了。
2003年，我受命起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章程，我坚持使用“中文”而不用“中国”，因为“中文”是我的精神家园，“中国”回不去，但我会把自己永远留在“中文”这个最古老语言建筑的家园里，一个我永远没有离开的家，一个谁也不能拦住我回去，也不能把我和它拆散的家。
2004年10月15日 〔作家万之（本名陈迈平）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秘书长。本文是其“想像回家”一文的部分章节摘录，全文请在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副刊生活版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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