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教训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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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罗织罪名
二○○六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命令国内闻名的、多次获奖的《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不久又决定该刊于三月一日复刊，但却撤了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的职务。李大同被撤职的罪名是：在《冰点周刊》发表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此文在肯定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前提下，批评了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歌颂义和团杀洋人、反洋教、烧教堂的盲目排外行为。卢跃刚的罪名是：在刘宾雁去世第二天，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了一堂介绍刘宾雁的课，还有什么接受国外传媒采访。
以刘云山为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作恶多端，在焦国标先生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讨伐中宣部》的泱泱大文之后，仍然怙恶不悛，看来需要全国共讨之。我是所谓自由化分子，用我的语言来声罪致讨，他们可能不大在乎。我今天请出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陈独秀、胡耀邦来教训教训他们的不肖子孙。
马克思怎样批判书报检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中有两段诗一般的优美文字：“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他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他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陈独秀澄清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陈独秀，鉴于爱国主义这个旗号常常被野心家所利用，他一再阐明什么是爱国，应当如何爱国。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廿五号，用“只眼”的笔名发表了《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著名论文。
陈独秀说：“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
他接着说：“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我认为：陈独秀这一段精辟的分析，完全适用于“义和团”运动，也适用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陈独秀最后作出结论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我认为：陈独秀这两句论断，是爱国主义的经典定义。
胡耀邦怎样当宣传部长
中国共产党最受中国人民拥戴的总书记胡耀邦，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胡耀邦到中宣部就职时，曾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胡耀邦愤怒地声讨了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
胡耀邦痛斥“理论棍子”当时，胡耀邦指责的几根棍子，主要是指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后来又出了邓小平手里的两根棍子——胡乔木、邓力群。现在的刘云山及其手下极少数虾兵蟹将，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乔木、邓力群的蹩脚的继承者。为什么说是蹩脚的继承者？就其反动思想、恶霸作风和特务行径来说，他们继承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乔木、邓力群反动的衣钵、就其文化水平、理论知识和制造谬论的邪才来说，他们还不如康、张、胡、邓的一根小拇指头。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自己的党规党法，都是一窍不通，他们有什么资格批判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近代史专家袁伟时？他们有什么资格封杀中国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报告文学的奠基人刘宾雁？他们也没有资格处罚人格和才华比他们高得不可比拟的当代中国敢讲真话的优秀记者、编辑卢跃刚和李大同。
胡耀邦怎样保护刘宾雁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邓力群给胡耀邦拿来邓小平批示胡耀邦处理的信件，那是两位政治局委员指控刘宾雁的信。胡耀邦看过两封信以后说：“刘宾雁的文章我看过，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他的报告文学基本上是健康的。这年头，批评谁都不愿意听。我们应该给一些省、市领导人打个招呼，要欢迎记者、作家写批评我们的文章，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扣上‘反党’的大帽子。”
邓力群说：“小平同志也认为这个刘宾雁的气氛不大对。他在反右时挨过整，他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专门搜我们的阴暗面去写。”胡耀邦说：“有阴暗面为什么不准暴露？我们不要捂盖子。”
邓力群说：“对刘宾雁这样的人，我看还是敲打敲打有好处，不然他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据下面的报告反映，许多人都喊他为‘刘青天’，见了他都要下跪。好像我们各级党委和部门都已成了坏人当道，都发挥不了作用了，只有像刘宾雁这样的人才能收拾残局。”
胡耀邦说：“我不这样看问题。近年来，记者、作家们提出‘大胆干预生活’的口号，我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不积极之处。我还是主张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不要过多干涉作家们的创作为好。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对他们批评指出，但不要搞行政命令。我们怎么能够轻易给人家扣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呢？”
胡耀邦批评邓力群的话，完全可以用来批评邓力群的继承者——刘云山的中宣部。不过，当年的刘宾雁、胡绩伟、王若水、白桦、郭罗基……有胡耀邦一再保护，今天受中宣部打击的卢跃刚、李大同和受特务机关迫害的高智晟、郭飞雄、郑恩宠、郭国汀、师涛、杨天水等等，为什么无人保护呢？那些发起纪念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向胡耀邦学习呢？
至于揭露中国现行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袁伟时先生只是开了一个头。一些优秀的中学教师早有意见，他们把历史教材送到我这里。我初步发现：在中国近代史、古代史和世界史的教材中，都有不少问题，我还没有写出文章来，请袁先生继续进行揭露和批评吧。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３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