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日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神传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儒释道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使得神的子民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中国，又称“华夏”，是传说中神的故乡，故称神州。“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武盛》篇,“华”是指礼之盛，“夏”指国家很大。古人把中国称为“华夏”，其中深藏着为灿烂文化而自豪的情感。华夏民族这个神的子民自古以来认为她是居世界中心的国度，所以称为中国。神州大地，历经江山易主，分分合合，她悠久的历史，她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等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神传文化的基础。约五千年前，时光进入到黄帝时代，“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在神传的文化基础上，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半神文化，开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黄帝和炎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之后到颛顼时代有“绝天地通”之说，割断了人和神的直接联系，即人神分隔，中华民族进入人本文化的时代。
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为人类留下《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能够和谐存在、生栖繁衍，遵循的无不是这个“道”。把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在对世人教化这个层面上也可谓之圣人之道。是故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尧舜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始祖，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在尧舜所倡导的道德文化基础上，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儒家用“仁义礼智信”君子之道治理国家。
“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九评共产党》），在神州大地上把传统文化推向辉煌。
老子作经，扎根中原，修身养性，以真为源。释教东传，东土光大，化度众生，以善为本。孔子著书、授学，历朝尊承，以仁忍为宗，忠孝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三教弘扬，光大神州，正气充驻于世间，浩然于天地，历沧桑岁月，成就无数智慧贤者，仁人志士，留芳于青史。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虽多次遭到侵略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文化精神的传承构筑起了民族文化的脊梁。“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九评共产党》）那时声威远播，文化四被，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它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融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强的同化作用，兼容并蓄，使得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宗教思想最活跃时期,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它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 （《九评共产党》）
中共历来不自量力的企图以无道压制天理，其存在的历史，即是持续血腥杀伐人民的精神、道德、善良及基本权益的恐怖暴力以及谎言的历史。它自1949年攫取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破坏，这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恐怖暴力作为后盾的。中共附体于中华民族，附在民族文化上，同时破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迫害中国人。对此《人民日报》作为中共的喉舌、中共宣传机器的龙头老大，一直都充当了急先锋和文字打手的角色，尽管有时这个喉舌对中共邪灵这个大脑的意图揣摩不准。
中国的官方报纸，虽然它也用新闻纸张印刷、用报纸的形式，有标题、照片，还有新闻导语、新闻由头等等，但它却没有客观真实和公正。前《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曾说，他所编辑的这家中国最大的党报，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生动形象的说出了中共报纸的本质特征。
一、传统文化是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之道
传统文化建立了一整套合乎自然（敬天），顺乎人情（爱民），合乎客观规律的理论，其核心内涵是“仁”，仁德慈爱；注重个人的社会行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关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人生处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人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不论地位高下、知识多寡，人们都知道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家族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而“忠”、“孝（悌）”、“仁”、“义”是搭起中国“家”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孝”为根本，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横向扩展为“义”，“四海之内皆兄弟”，代表人际关系的谐和；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忠”、“孝”、“仁”、“义”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构成中国文化中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人与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是故易经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反之，逆自然而动，即逆天行事，势必受到自然亦即上天的惩罚。
在艺术作品上，传统文化也表现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无论诗歌绘画音乐，大地山河，草木花鸟都是主要表现的对象。绘画中，通常山水是画面的主体，人物于山水画中往往处于从属的位置，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了对天地的敬畏和对佛、道、神的敬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在神传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书对皇帝大臣及平民崇信佛道有很多记载，而民间信神、敬神的风俗更是源远流长。小说中不乏对“善恶有报”、“轮回报应”、“天命”等的描写，类似内容在民间故事、童话歌谣、民歌戏曲中也都随处可见。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民重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通俗的说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九评共产党》）这对无法无天的中共及其党魁来说无疑是一种约束。
正像《九评共产党》所说“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中国人自古注重道德和良心，无不以修身养德为本，重视道德的教化，与“仁政”相辅相成，引导百姓重道德、讲信义、知廉耻、明礼仪，从根本上解决人心的问题，使人心向善。是故魏徵对唐太宗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九评共产党》）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传统戏剧、评书、连环画、民间艺术、民歌民谣、或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这些都是民间百姓获得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中共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破坏毁掉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也瓦解了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九评共产党》）
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文人习惯于以史为镜来判断现实。中国人在学习、承传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为了自身的统治，割断现在与历史的联系、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共的重要统治手段，那么对于承传民族文化的知识份子的镇压、改造、甚至杀戮在中共暴政下也就成为必然。
二、频繁运动破坏传统文化 《人民日报》充当打手先锋
频繁发动政治运动是中共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几乎每次运动都触及到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都存在着党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碰撞。所有的政治运动，从运动的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整肃做法，几乎都可以从延安整风找到源头。中共历来重视舆论和“攻心术”的作用，而中共的“攻心”是以恐怖和暴力以及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作后盾的。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九评共产党》）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便有步骤的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对“传统优秀文化”实行“批判的继承”和“扬弃”。也就是说，要根据中共的需要和好恶来决定“继承”什么或者“扬弃”什么。所采取的方针是“挖掘、改造、利用”，挖掘是为了改造，改造是为了利用。也就是说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各种文化艺术进行改造，包括各种文学、文艺、艺术、曲艺等，保存艺术形式外壳，换上党文化的内涵为其所用，或者根据需要加以限制或禁止；再者就是根除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剥夺私有财产, 也就扼杀了民族文化承传的一个载体。利用手中各种宣传机器，并以暴力作后盾，封闭人们的视听，控制、封杀各种信息渠道。中共建政初期，借民间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不健康的东西，有系统的把传统文化诬蔑为“封建迷信”，或贴上“封资修”、“腐朽、没落”等标签，发动全社会批判，同时强制人们自我挖掘、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1、改造民间文化艺术 党文化取代民族文化
连环画的改造: 连环画，包括年画、小人书等，是一种活泼的民间艺术的形式，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于文化不高的人或下层民众来说，特别是农村，是他们获得文化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其中年画是民间最普及的文化艺术形式，其形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历史、生活、信仰和风俗的反映。
1949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新小人书代替旧小人书》。1949年后，首先开始对最为普及的年画、连环画的改造。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沉雁冰代表文化部发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该文件22日经陆定一、胡乔木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批，27日由《人民日报》发表。1950年，毛泽东又向文化部提出改造旧连环画。《人民日报》5月28日发表了崇文的文章《关于五十种小人书》，文章指出：“把广大儿童和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连环画这个群众文艺形式，掌握到进步文艺工作者手里，作为提高群众文化生活的有力武器，是当前文艺活动中的一个迫切的工作”，随之改造所谓旧连环画迅速在全国展开。1951年1月2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大群众喜爱的通俗读物新连环画，‘解放后’在上海出版的已逾七百余种，遍销全国各地”。1951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对连环画书摊进行改造工作》。1951年5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会议上，关于美术方面，提出：“发展新连环图画与新年画，改革旧有连环图画与旧年画，这是美术工作方面的重点。”“加强对旧连环图画画家与出版商的团结改造工作”。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严正处理旧连环图画问题》，指出要清除各地“小人书”摊上出现的封建迷信的旧连环图画。年底《人民日报》“文化生活简评”栏目又发表短文《用新连环画代替有毒素的旧连环画》。对连环画进行全面的改造或查禁，逐渐以歌颂中共的新连环画取代了旧连环画。
对民歌民谣的收集改造:中共对民族文化艺术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从上至下的。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1958年，毛泽东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收集民歌。《人民日报》于4月14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一场声势浩大的收集民歌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收集的数量之浩瀚空前绝后，作品量惊人，诗集出版量远远超出了五四以后几十年的总和。 绝大多数作品都在“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此举是为了填充由于反右造成的文化领域的“空白”，“再造文艺繁荣之景”。这只是表面现象，其真正原因是，民歌民谣在民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内涵，中共在组织人们搜集民歌和再创作中，把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的内涵强行被党文化所取代，改造成为中共所用的工具。这种方式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力同样是巨大的，而且不易被人们所觉察，表面上给人们“文化繁荣”的表象，实质上却在蛀空着民族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九评共产党》）
2、禁止戏剧 改戏改人改制三管齐下
戏剧是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形式，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入的基础，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194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这为夺取政权后“旧剧改革”制定了方针。社论指出“旧剧也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它部门一样，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改革旧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斗争。对于旧剧只能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各地一经“解放”都陆续开展了“旧剧改革”。1949文化部专设戏曲改进局。1951年5月5日，周恩来签发了《关於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所谓“五五指示”）。对戏曲改革从“改戏、改人、改制”（即改革戏曲的内容和形式，改造戏曲艺人的世界观和改革管理体制）等三方面作了政策上的规定（后被称为“三改”方针），要传统艺人无条件地接受改造，服服贴贴地为政治服务。
在强大的舆论宣传下，在各种方式的学习、攻心教育下，许多艺人纷纷表态，愿意接受思想改造，认真学习政治。梅兰芳在文化部举办的纪念他舞台生活五十周年时说：“在旧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过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却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1950-52年间文化部相继明令禁演26出传统剧目。各地纷纷采取禁演的办法，通化县评剧禁后只剩6出；天津所属汉沽县京剧、评剧只准演10出。辽西1950年3月前禁演京剧、评剧300出以上。华北地区除了10个所谓“解放区”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和10个新编现代戏，只有63种传统剧目。徐州禁戏200余出，山西上党原有剧目300多出，被禁后只剩二三十出。许多地区出现公安机关与各级干强行禁演剧目，甚至停止艺人演出、解散剧团。有的地方干部强迫命令当场禁戏，以致与群众冲突时有发生。由于禁戏太多，艺人无戏可演，群众无戏可看，剧场无法维持正常运作。
经过改造后的艺人已然完全驯服，并且能够不断自我改造。吴祖光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景“……广大的民间艺人都是以他们对党的无比忠诚来仰体戏改领导同志的意旨的。他们随时注意谛听领导同志的言论。……无须文化部下令，只要领导同志写一篇不同意什么什么的文章，说什么是‘落后’和?font color=”#FF0000″>‘丑陋’，说什么是歪曲和无理……即使不写文章，只要摇摇头，或是做一个什么表情，略显不悦之色也就够了。他们就明白了，就会服从组织，赶快收摊子，免得自讨没趣了。”真实地说明了当时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笼罩全国的威力。
1957年形势发生了突然转折，1957年5月17日，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关于开放‘禁戏’问题的通知”，宣布对1950年代初禁演的26个剧目“开禁”。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胆放手，开放剧目》的社论，为文化部发布开放禁戏的通知做了舆论宣传。1957年7月21日，经过“三改”“洗礼”后的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等七位著名演员联名投书《戏剧报》，建议“不演坏戏”，《人民日报》迅速发表题为《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的社论。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纷纷登载各地知名演员“拒演坏戏”的表态以及来自“观众”的批评，而且“坏戏”的范围也远远超出文化部1950年代初公布的26出禁戏，组织刊登的这些表态仿佛是在提醒人们，开放禁戏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人民日报》相隔不到3个月发表前后两篇态度截然相反的社论，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以及在此前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反复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在文艺界的禁演推向阶级斗争的高潮。尽管由于中共最高层的权力之争，导致喉舌《人民日报》无所适从，一时未能跟上，但到11月29日还是奋力跟了上来转载了那篇评论，开始了“文革”的前奏。
3、批判《武训传》
电影是影响广泛、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非常活跃的文化载体，中共从未放弃过对这一领域的控制。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醒目的推出由毛泽东撰写〈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
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配合这篇社论，《人民日报》同日还发了七篇批判文章和读者来信。同时，在该日报刊上“党的生活”栏中，在“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标题下，号召全体党员“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自此之后，以《人民日报》为首，全国各地报刊掀起了批判浪潮。5月21日，即《人民日报》发表批判电影《武训传》社论的翌日，教育部立即组织动员，并议定立即通知全国教育行政部门和主要学校进行学习和讨论，又在《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要求教育界每个人都以《武训传》为镜子“照照自己”，都“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作公开的自我批评”。用行政命令，搞人人过关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1952年《人民日报》 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文中说“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这表现为脱离政治，……宣传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以至反动思想。电影《武训传》便是这种倾向最典型的表现。”
对《武训传》批判后的一年里，全国电影生产基本停顿。对《武训传》的批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4、文字改革 对民族文化釜底抽薪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九评共产党》）中共刚刚夺得政权就拉开了文字改革的序幕。1949年至1955年，是文字改革的研究准备阶段。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期间，从1956年1月1日起，全国报刊实行了横排版。在表面上，文字改革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书写，但其实质却是中共刻意对现代人了解历史、了解民族文化造成障碍，渐渐割断了后人与民族文化的联系，对民族文化承传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中共处心积虑破坏传统文化， 在此又见一斑。
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中共控制下的“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一直以来，学校都设置有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5、思想改造运动 人格和精神的虐杀
为造就中共一党天下的大势，它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和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知识份子是承传文化知识的主要群体，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中共再次选择了从知识份子开刀。中共整肃知识份子的恐怖历史由来已久，延安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九评共产党》）
思想改造，是指对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也就是是知识份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光潜的文章《自我检讨》。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人民日报》相继推出费孝通的自我检讨《我这一年》、《解放以来》。1950年1 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的《一年学习的总结》。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是一篇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 的“三段式” 检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在各种知识份子中，“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 10月24日《人民日报》）。10月23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此后，掀起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浪潮。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决定了文艺界整风的学习方法。学术界也不甘落后，1951年12月8 日，中科院举行思想改造动员大会，号召：“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也积极行动起来。11月2 日，民建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开展会员思想改造。11月13日至27日，民盟在召开会议，把思想改造作为民盟的中心工作之一。
就这样，地无分南北，只要是知识份子，无一能够置身事外。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几乎千篇一律的曹禺“三段式”。其中自贬、自损、自我作践、自我羞辱的言辞，俯拾即是。所有这些自我检讨无不表明：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中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而只是助桀为虐。只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定过去的自我，获得新生。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就像杨绛笔下的小说“洗澡”中所描述的，丁宝桂这位一直被改造的知识份子“典型”私下对老伴儿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越丑越美，越丑越香。人越是作恶多端，越是不要脸，越显得觉悟高，检讨深刻”。思想改造把一个正常人，而且是知识份子，改造到不知廉耻的地步，实在可悲。
这些大师级学者，有着成熟和稳定的世界观和学术观，昨天还在标榜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怎么会一夜之间全部推翻或者彻底改造呢？这样的“自我改造”的“成就”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按规定程序，先进行政治学习，也就是洗脑，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也就是被剥夺思想的过程，然后“进行尖锐的自我批评”，亦即“自我洗脑”。 说到底，对思想的控制和改造，实质的是对身体的“控制和改造”。因为思想是模不着、抓不住的东西，那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就是“控制改造”人的肉体，或者说这些成功的“思想改造”是在暴力下的“屈打成招”，靠的是恐怖和暴力。对此，195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份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很能说明问题。社论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也就是说，反复的、长期的、置人于屠刀之下的“思想改造”是中共改造文人的成功经验。
自1951年以来，“思想改造”运动隔三差五一次，“反右运动”、“知识份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等。再加上批电影《武训传》、批梁漱溟、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思想、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浪潮一个接一个。人所受的伤害最大莫过于心灵的伤害；摧残最大莫过于精神和人性的摧残；侮辱最大莫过于人格的侮辱。频繁的思想改造使知识份子的思想被剥夺，失去了独立人格和思考的自由，彻底牺牲其证伪本能、批判本能，彻底舍弃自我，无条件服从中共恶党领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定过去的自我，断绝与过去思想上的联系，“获得新生”。清除了知识份子头脑中传统文化的痕迹，并且使知识份子在恐惧中能够时刻进行自我洗脑，他们的精神被虐杀，导致他们的人格分裂、扭曲和变异。其实“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九评共产党》
6、唱“鸣放”文人再遭劫 耍阳谋诛心全国
如果说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对某些知识份子改造得还不够彻底的话，那么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则是思想领域更为彻底的劫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目的是“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1957年1月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经过1955年的“肃反”、“胡风集团”等一系列运动后，知识份子已噤若寒蝉，只求在下次的什么运动中不会被打成什么“份子”，哪还敢发表意见？北京大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能过关记忆犹新，面对帮中共整风的“邀请”，声明坚决“不跳”。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毛知道知识份子被“阶级斗争”斗怕了，便安抚人们说：“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3月18 日在济南的讲话）。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动群众提意见，帮中共整风。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喉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今天登一些某些知识份子心存各种顾虑的文章，明天发表一些名人谈话以消除人们疑虑。中共引蛇出洞计策终于奏效了，不久前被中共整得心惊胆战的知识份子终于解除了戒心，纷纷向党交心。
其实就在此前不久（5月15日），毛就已经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干，文中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直到1957年6月7日（反右开始的前一天）《人民日报》还在振振有词的保证“不会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更不会被整。”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重量级人物“鸣放”言论都是毛写出那篇文章以后被中共反复劝诱而“放”出来的，如章伯钧、龙云、罗隆基、吴祖光、储安平等等。据估计，凡因为“鸣放”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本来，许多中共官员对于旨在揭中共疮疤的“鸣放”并不热心，但在知道将会展开“反击”之后都变得热心诚恳起来，苦口婆心的劝诱人们给中共提意见。
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在毛写了那篇文章之后召集座谈会，他亲自邀请催促章伯钧一定要出席会议，与会者还有龙云、罗隆基等。他拚命劝诱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章罗这两条大鱼被套住了。他还将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资本家请去，让他们鸣放，后来这些人一个也没有逃脱。5月25日，周扬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可善良的党外人士不会想到中共的罗网已经布好。
6月8日，反右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序幕，社论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6月17日《人民日报》又让“农民也说话了”，接着全国上下反右浪潮阴云翻滚。《人民日报》从6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的登载污辱右派的文章。如此一来，偌大的中国，翻开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报纸、 任何一份期刊杂志，打开收音机拧到任何一家电台，全都在辱骂批判右派。看了听了千百遍之后，几乎所有的工人、农民、中小学生都相信了中共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7月1日，毛在其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称反右运动为“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
“哀莫大于心死”（《庄子》），以“反右”为代表的频繁的“思想改造”运动虐杀了人们的精神和人性，达到了诛心全国作用，许多家人和亲友受到株连，许多人为了自保而揭发他人，失去了起码的道德良心，伤透了人们的心。
中国历来讲“士可杀不可辱”，“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九评共产党》）
据报导，最新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资料表明，一场反右斗争划定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反右运动“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九评共产党》）。从精神上消灭了承传民族文化的知识份子阶层。
7、人民公社剥夺私有财产 根除了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如前所述，民族文化重视家庭伦理，家族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家族文化也就自然承认私有财产合法化，“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九评共产党》） 没有了私有财产，没有了精神和意志，人们就会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反右”运动没有波及农村。中国以农业立国，两千年间虽然战乱频仍，但诗书香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过去的改朝换代很少触及到他们，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中共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恐惧和对文人的戒心，读书人难以逃脱被“坑”的命运。“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九评共产党》）人民公社把恐怖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社队、班组。主张“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毛泽东，1958年8月23日，北戴河。）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号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论要求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社论强调把生产资料及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都要转归社有。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的报导。报导说要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人民公社彻底颠覆了几千年农村自然的宗族机制和传统价值观，把与家族文化有联系的有形物的残余扫荡殆尽，甚至家族内祖先崇拜的祭祀都成为改造目标。基本上根除了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8、文化大革命 中华民族空前浩劫
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国大地立即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几乎无人置身于外。“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九评共产党》）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的社论，社论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夺取过来”。
一时间，一股洪水猛兽般的野蛮、狂暴、血腥、恐怖的狂潮，再一次席卷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已经被中共蹂躏得百孔千疮的华夏大地。中华民族以及养育了这个民族的这块土地，被一齐拖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红卫兵到处冲击寺院，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剿焚烧书画、家族宗谱，砸毁炸毁文物古迹，挖掘坟墓，禁止宗教信仰，强迫僧尼还俗……甚至发式、老人的胡子都被当作四旧来破除。其祸之惨烈、持续之长久、破坏之彻底远甚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
章伯钧藏书一万多册，被红卫兵用来焚烧取暖，剩下的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一百多斤字画”付之一炬。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堆在当街焚烧。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有八十吨！
家族宗谱也成为红卫兵作为“四旧”焚烧的对象。梅兰芳家族的那本梅氏家谱被红卫兵烧掉。上海外语学院教师刘小蕙，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被抄家时，家中保藏的资料被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
改名字泛滥全国。许许多多城市街道、建筑以及商店的名字好多都含有所谓“四旧”的成分，以“仁义礼智信”等命名的街道、店铺更不知有多少，都是被破除、被改的对象。
对文化古迹的破坏更是空前绝后，甚至小到与文物毫不沾边的盆景也难逃危运。因为在中共看来“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几乎被破坏殆尽。其目的是要使承传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承载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神州大地，用中共的腥风血雨洗劫得没有记忆、没有过去，再写上中共的一党文化。
然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承载着神传文化的因素，具有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不是几个宵小能够破除的。破除不了，它就把无关紧要的东西称作‘精华’保留，再用党文化取代其内涵，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世人。
三、恐怖和屠刀下的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九评共产党》）
在的中共的独裁恐怖之下，人们的思想行为均受中共操控，日常行为在党文化的规定之内，思维都是在党文化的模式之内。中共与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形成了从儿童直到老年思想控制的组织系统，加之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作为附属于中共的外围组织，构成了中共推行其党文化及一党专治的网络控制系统。中共从最高层至农村包括企事业单位，粗略估计有书记1000多万人（33个省级单位，2860多个县，46300多个乡，400多万个自然村，高校1550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700多万）；中共还控制着县级以上的各种宣传部门约400万个（中共及民主党派都有系列的专职宣传部门，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也都有专职宣传部门），按每个单位5个人计算，粗略估计2000万人。也就是说，有数千万人从事思想控制工作，“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九评共产党》）而以《人民日报》为龙头老大的舆论机器，则构成了中共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推行、散布“假恶斗”党文化的喉舌，中共的声音主要是靠它们发出的，也是中共进行思想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思想本身是没法控制的，可见的或可操作的思想控制，一是控制人本身，一是控制媒体信息传播，二者互为表里。被置于屠刀和枪口以及血腥恐怖下的人们只能接受中共的谎言及其歪理邪说，欺骗者和被欺骗者都在自欺欺人。中共在控制、摧残人的精神、伤害人的心灵、毁灭人性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这在迫害法轮功中达到登峰造极，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下流，令天地为之震怒，其邪恶程度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思想控制有两项内容：一是灌输某种思想，二是驱逐或批判某种思想。灌输就是灌输党文化；驱逐或批判就是批判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它推行一党专制和党文化的障碍。中共这个西来幽灵，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与人类的正统文化势若冰火。举个例子说，大家都知道《封神演义》有这样一段故事：纣王欲纳冀州侯苏护之女妲己为妃，苏护劝谏纣王“修德勤政”，不要“荒淫酒色”，纣王不听还要杀他。于是苏护在午门写道：“君坏臣纲，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下朝商。” 苏护只凭简单的伦常道理就可判断纣王行事对与否。如果人们用传统文化来衡量中共，那么它就会暴露于阳光之下，它就不能够为所欲为，不能够无法无天的残害生灵、暴虐百姓，也就没有祸乱人世的条件了。
有人会说：现在中共也宣扬传统文化啊。其实这是它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再利用，也就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外壳，换上党文化的内涵，表面上红红火火，进一步欺骗和麻痹人民，欺骗国际社会。用以掩盖中共末世的败像；掩盖国内各种社会乱象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掩盖草根民众的横遭践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凄惨境遇；掩盖它动用现代化武器镇压屠杀那些手无寸铁、仅仅想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普通村民；掩盖它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人的精神、伤害人的心灵、毁灭人性、迫害信仰的欺天罪行；用谎言粉饰太平。目的仍然是苟延其暴力统治。轻歌曼舞的背后有带血的屠刀。（庙业旅游和禅院钟声）
中共不信神，但它强制人们信它造出来的“神”，把共产邪党中的某个人放到神坛上强制人们膜拜。可以说中共是一个政教高度合一的邪教，每周“政治学习”有点像宗教信徒每周的礼拜，文革期间全民学习《毛语录》，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日课，甚至每顿饭前都要学习、背诵，每天早晚两次政治祷告。一位中共官员说“我们是彻底的无神论，……就是因为我们不崇拜任何神。你崇拜了神，就不可能崇拜人”。“如果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去听神的话、跟神走，还会有谁能老老实实地听我们话、跟我们走？”
在思想控制及破坏民族文化中，《人民日报》一直起着推波助澜和助纣为虐的作用，它配合中共编造谎言、煽动仇恨、吹崇暴力、制造恐怖，宣扬中共的“假恶斗”邪说。“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九评共产党》）
结语
据不完全统计1949－2002年中共发动各种大小运动80多次，在如此密集的运动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几乎被破坏殆尽，传统道德及价值观被被彻底颠覆，人类的道德江河日下。在历次运动中，《人民日报》紧步中共罪恶的脚步，历史上中共对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人民日报》都难辞其咎。
在天灭中共的时刻，我们有必要反思和检讨中共舆论工具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破坏传统文化、毁灭人类道德、颠倒黑白、把中华民族拖向灾难的舆论宣传。正本清源，归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历史本来面目。一个被毁灭了传统精神道德的民族再次面临着抉择。◇(//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