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空中读书会第28集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更新 2006-03-17 4:57 PM 人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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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李乐：我们上一集《九评空中读书会》跟大家一起读的是《九评之三》的第五部分《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李唐：我们提到了，在大跃进里，因为经历了之前的反右运动，所以大家变得开始不敢说真话。不但不敢说真话，在大跃进里，还学会了说很夸张的假话。

李乐：很浮夸。

李唐：对，后来跑出来一个说真话的人，叫做彭德怀。

李乐：然后他就完了。

李唐：他被批倒了。

李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读的是第六部分《文化大革命》

李唐：这是另外一个让中国人更感到非常悲痛的一段历史。

(朗读开始)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 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 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朗读结束）

李唐：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窃据中国大陆并统治中国大陆的这一段历史当中，是最无法抹灭的、很深刻的伤痕。

李乐：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一段之后，不敢说真话。而在这几年，或是在前十年左右，已有人开始动笔写，写回忆录，形成了一个“伤痕文学”的风潮。

李唐：我们大家在台湾，可能知道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所谓的“文化革命”，但是事实上它却造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就是毛泽东。

李乐：的确满像神的，因为你都不能违抗他的命令。

李唐：“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好几次祝祷毛主席“万寿无疆”。

李乐：我本来以为那只是相声里面的笑话而已。

李唐：就是每个人万、寿、无、疆！

李乐：后来我看到有外国人写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他写到他搭飞机的时候，空姐要先正经八百的念一段“毛语录”，飞机才开始起飞。

李唐：其实不光搭飞机，到后来你要到食堂买饭的时候，也要念一段“毛语录”，不然你就没有饭吃。

李乐：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中国人留有这个遗毒，你跟他谈事情的时候，他的专业部分是非常OK的，可是只要一谈到政治，他就突然变得非常的凶暴，说：就是这样子！

李唐：对，他已经被制约了，非常严重的制约。有关“毛语录”，他们当初都还盛传，比如说肚子痛要念哪一段，头痛要念哪一段。

李乐：真是太夸张了。

李唐：甚至连蹲茅坑，拉不出来的时候，要念哪一段“毛语录”。

李乐：好扯喔，我觉得。

李唐：在上一集我们提到一位“韦君宜”，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她是一个老干部， 1936年5月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在学生运动当中，她是一个很出色的作家。

李乐：对，她当年才十八岁。

李唐：她曾经在延安待过，在1939年就到延安去做青年工作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她的资历来说，她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真的是“根正苗红”。这是它们的说法。

李乐：哈哈！“根正苗红”。要不要解释一下？

李唐：“根”，就是树根的根，就是说他的出身是很正的。“苗”，就是还在小的时候，他就很红嘛。所以“根正苗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出身很好。

李乐：喔，原来是这样。

李唐：还有一句更好笑的，就是“自来红”。

李乐：对对对，这是什么意思？常常听到。

李唐：“自来红”就是生下来就符合共产党要求的阶级成分，叫“自来红”。

李乐：那是高干子弟吗？

李唐：不是高干子弟，比如说工人阶级的子弟，或者是…反正只要他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然后他的出身又好的话，就会被赞誉为所谓的“自来红”。

李乐：原来是这样。

李唐：像我们的“自来水”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有水。这个韦君宜在后来在1960年被调入“作家出版社”，后来这个作家出版社被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她最后担任了这个出版社的社长。这个出版社是中共中央一级的、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

李乐：那她一定经历过非常非常多了？

李唐：对，以她的经历来回顾文革，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可能更有启发性。我们刚才说她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党干部，但是同样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也遭遇到一段时期的批斗。

韦君宜是这样讲文化大革命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她说：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是一场恶梦，更多的人把这场恶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有点像恶梦，像见鬼。你看她短短几句话，就把文化大革命给人家的感觉说出来：“像见鬼”。

李乐：对，我觉得是这样。我看“天仇”，它是记实性小说，就看今天斗完Ａ，明天就开始斗Ｂ，两派的红卫兵不合，就随意的自己制造土弹药互打。完全没有受到官方的约束，就放任他们去打。

李唐：就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会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五一六组织”。“五一六组织”是什么呢？且听我们下回分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看，韦君宜的遭遇是什么。

韦君宜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列入黑名单了。他们一票人被列入黑名单，为什么被列入黑名单呢？因为韦君宜的先生杨述跟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关系很密切，当时主要是要斗彭真，所以把杨述、韦君宜都一起扯进来了；所以韦君宜说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然后他们就有一批人被送到黑名单集中的地方，它们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学院”；韦君宜他们称做“黑帮窝”，一群黑名单的人聚集的地方叫做“黑帮窝”。她说在那个地方、那段记忆，真的是让人觉得，人变得都不认识人了，真的是像作梦。

她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学院”被批斗、被改造、被检讨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它们觉得还是不够，它们认为这个是“黑帮”，这群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关在那里，就要让他们彼此互斗。

李乐︰我批你，你批我。

李唐︰对，在那段时间里，本来这些人都是作家，他们本来都互相认识的，后来通通变得素不相识，而且见面之后连头都不点了。

李乐︰变仇人了。

李唐：但是它们说这样子还不够，让他们自己斗还不够。最后宣布解散，叫各单位把这些人领回去，领回去干嘛？领回去继续斗这些人。

有一段经历，她是这么说的“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她的一个作家老朋友叫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

除了像韦君宜所提到的孟超这个遭遇之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孙用，是当时出版社的一个翻译家，他的年纪比较大，在所谓的“旧社会”(1949年以前)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

李乐︰邮政局长？

李唐：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在“文革”里面还必须自我坦白…

李乐︰这有什么吗？邮政局长而已。

李唐︰怎么自我坦白呢？他必须要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

李乐︰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吧。

李唐︰你看，要做到这种…自己没有的东西都必须要拿出来批，不然别人觉得你是在隐瞒。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李乐︰我觉得坦白也没有“从宽”啊。

李唐︰韦君宜自己也这么觉得，她也曾经有这样的例子。她说，这种坦白必须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那她只好去交代一些什么呢？比如她的父母抽鸦片烟，她的父亲是铁路局长，而且还盖了房子，所以一定是贪污。

李乐︰用了贪污得来的钱。

李唐︰还有她的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所以她的九妹是修正主义者，因此她和修正主义者有关联；然后，她的十妹常常和住在香港的姐夫联系，她的十妹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因此她和也资本主义者有关联。就是要为自己一家大小戴帽子。

李乐︰表示我是坦白的。所以我要批斗我自己，连带我的家人通通一起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