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二)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7日讯】由于本人案情与李氏母子的案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叙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须先将我个人的来龙去脉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于抗战期间（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还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却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我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妹终日嗷嗷待哺。至于奶粉奶糕，那是绝不敢奢想的奢侈品。当时我们全家人的主食是40%苞芦面（即玉米面）掺以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苞芦豆簏璆峇f嚼碎后喂我小妹妹。但我这个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绝这种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了五角钱给我们，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草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从我的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么“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并且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缘故，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读书（军工院校），学的是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们校长缪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届九十高龄）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账。我至今记得当时他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账，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现在看来，老先生当年说的可能也确实是真心话）。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张贴着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那时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但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还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就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是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却在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账”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行来。
说实话，我毫无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长之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不错的领导，平时治校行政、为人处世都中规中矩。如今关于那场“阳谋”出台的前后经过已为世人尽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敢于违命抗旨者又能有几人？我们那位老校长倘若不那样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么能放过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些往事时，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还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运动前期由于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倒也安然无事。谁知临近运动尾声时，在一次班级会上我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次班级会议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秋后算账，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今天回想起来，那句“性格即命运”真是至理名言啊！我这人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好出风头、喜欢逞能的恶癖，自以为读了几本书，一有合适场合，总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当时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不假思索地就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古今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讨论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顾卖弄，图了一时咀巴痛快，谁知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党委办公室。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云云。后来，多亏班上团支书、领导小组组长等几位老大哥老大姐（注：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俗称“老巴子”，外号“倚小卖小”；当时我17岁，按现在的法律用语，还属于“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暗中庇护，在开了几次对我的批判会后，小骂大帮忙地做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场问题”、“问题虽很严重，态度还算端正”、“胡说八道，有口无心”、“闻屁不辨香臭，开口不知轻重”等等。最后党委以“该生一贯表现不好，在反右斗争中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应严处，姑念年龄尚轻，现给予教育帮助机会”为由，给了我一个“最后警告”处分。从此这口“黑锅”在我的档案里“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随着后来的“现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时卸下；而它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却很快就见之分晓。
有了1954年小妹妹活活饿死的切肤之痛，现在由于议论“引蛇出洞”又外加一口“黑锅”压背，十七岁那年我感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打那以后我不但不相信任何“鬼话”，还养成了一亇很坏的习惯——对所有的官方档和国内报刊，我总是倒过来看！而且这个坏习惯不幸延续至今，诚如伟大领袖批判坏人时说的“改也难”。
就这样，我背着黑锅在1960年从学校毕了业。随即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职务是机械制图教师，但没有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了我有“右派言论”这个特长，虽无“右派分子”职称，好歹有个“最后警告”头衔（相当于初级职称？），为了按“才”录用，于是把我和那些有“正式职称”的右派教授、讲师们“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我当时倒没怎么计较，甚至还天真地以为这样倒相当安全——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到这地步了，总该有个相互同情照顾，或者说至少会“同病相怜”吧？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唯恐有怠，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当年革命群众批判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的日常讲话，经他们“上纲上线”，将其整理成材料密报了党委，惊动了党委书记魏某。这位魏书记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创立不久，这位书记大人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在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后，顿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正愁暂时没有合适的“靶子”，现在有了现成的“猎物”，岂能轻易错过？当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安排。事后一位当时在其身边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魏书记曾在党委会上“启发”大家： “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注：一个人如被好人说坏，还不至于真坏，若被坏人说坏，则不坏也坏。这真是比黑格尔还黑格尔的辩证法）经过如此严密的逻辑推导，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了系统揭发批判。在对我的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那种大义凛然、嫉恶如仇的批判发言，真使我目瞪口呆，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我还真得谢谢他们，得以从他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论”里，一条一条看清了这些告密者的丑恶嘴脸。三十多年后，当我从张贤亮先生的名作《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份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一语时，登时不禁拍案叫绝，这亇张贤亮，简直他妈的把话说绝透了！
约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起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后来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起来：“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份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这两位来后，我才知道学校已将我的“反动言论”材料报到了浙江省公安厅（注：我校的内保直属省公安厅），并两次要求送我去劳动教养。而公安厅对我的问题倒挺慎重，经过反复审核最终未予批准。
到了八十年代后，不少在前半生吃尽政治运动苦头又经过牢狱之灾的朋友在“忆苦”时，往往以“洪洞县里无好人”对共产党干部“一言以蔽之”，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年，那两位公安厅人如果在学校送我劳动教养的报告上大笔一挥，再盖个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尤其那位络腮胡大个子的出门踅回，更属多此一举；凡此种种，包括后来我在劳改期间同劳改队干部的接触，即使作为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我也还能在专政者的身上多少体味到一些残存的人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了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云云。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
事情结束后，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辞职回南京。当机立断，主意打定后的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我自动辞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狠狠的揍了一个郑姓老右派一顿。这位郑右兄原系XX机械学院的副教授，年龄已近“知天命”。在反右斗争中，大概也是口没遮拦地向领导提了一通意见，最后成了右派。有次我和他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扯到过到处饿死人的事。及至开我批判会时，他为了好好表现表现，竟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我“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有我们两人，而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楣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当他鼻青眼肿“状告”到保卫处后，保卫处大概是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结果不了了之。
这位郑兄倘若还健在（当届九十高龄了），我还是愿意当面向他道个歉。无论如何，“君子动口不动手”，且从法律角度我也侵犯人权了。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再想想连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在“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能把人的心灵扭曲到什么地步，确实超乎常人的想像！
1961年秋，我自动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工资不是很高——16元[资格龙（键盘输入者）插话：我的“劳教工资”还比你多五毛呢！：）]。两年之后，据说是落实知识份子政策，一下子把我的工资调高到每月19元。如果把当年我们的社会结构分成十八层的话，我的社会地位大约相当于十七层半。尽管到了这个层面，档案袋里那口“黑锅”还是如影随形地忠实陪伴着我。1962到1966年期间，由于我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直蒙受农场领导的特殊关照，在1963年还荣获一顶“监督劳动”桂冠；此间的许多故事就暂时不表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一片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成为“走资派”后，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这倒着实很让我“受宠若惊”了一阵子。不过真正舒心的还是，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1967到1968年期间，我还曾积极投身过当时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不过动机不太纯，主要是贪恋邀请单位的饭菜香烟招待，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那一年多里，我和我的小助手栗X两人吃的红光满面。后来在我被抓后，曾有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令我诧异的是，这条极为严重的罪状最后居然没写进判决书，至今不解何故？）
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李立荣。
是年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其中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干车工的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认识李立荣，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而他同时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在面前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当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
相见恨晚之余，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从认识他开始到1968年夏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证实，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带到了刑场。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