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3日讯】囚徒生涯的第一夜睡得不错。尽管是和别人挤在墙根水泥地面上，尽管只垫着一条脏兮兮的烂褥子，而且没有枕头，我也比在宾馆的席梦思和丝绵被里睡得更香。绝对睡够了，八、九个小时呢。在家里，两天加起来还不一定能睡这么多时间。所以，起床时头脑很清醒，只是浑身筋骨疼痛难忍，特别是头天晚上刚进来时被齐应西踹了一脚的左大腿，真象断了似的。但我还是硬撑着和犯人们一起收拾被褥，然后到放风场的水槽边洗脸刷牙。铁门打开了，两名犯人急忙抓起大铝盆，到门口去打饭。大半盆黑面糊，每人能分到一碗；十几个硬得象石块的黑面馒头，每人一个。吃饭时间很紧张，包括洗碗在内，顶多20分钟。马上接着干活。劳动号（判刑后留在看守所劳动改造的犯人）送来了糊火柴盒的皮子、篾子、边纸和糨糊，那糨糊比我们喝的黑面糊可爱得多，不仅白，而且稠。担任号长的齐应西把大家分成两组，让我随便干点什么，算是对我照顾。
歇火时，齐应西和几个红头钻到屋角被称作“毛驴”的便坑四周去抽烟。“毛驴”和床板之间隔着一截半米高的水泥墙，可以起点掩护作用，管理员从对面大窗子上面的巡视通道走过时，抽烟的人只要把身子蹲低些，把头也低下去，一般情况下就不至于翻把（一旦翻把就得挨打）。我带进来的半盒凤凰烟，这天早晨被齐应西要去了。此刻，他同时点了两支，他和另一个红头陈红军各一支。在抽到一半时，他们才分别交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只能抽四分之一支，然后再往下传，越往后的抽得越少，每人只能抽一两口，最后一个就得用纸把烟屁股卷起来抽了。本来，刚到的新人是抽不着的，哪怕是自己的烟也只能眼看着别人抽，但我还算有福，最后抽了几口。
突然，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提着笤帚走到我面前，用河南话命令我：“扫地！”我坐着没动。那个被称作小河南的家伙用笤帚把在我腿上戳了一下，怪叫起来：“咦，你还耍得大，敢不扫？”我猛然站起来，瞪着他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下命令？”那家伙倒退一步，但是另有两个家伙立即冲过来威胁我，一边吼着一边准备动手。幸亏齐应西大喝一声：“你们想干啥？都给我滚一边去！”这才使我免遭第二顿毒打。
事后我得知，小河南是个杀人犯。他从河南家乡流窜到西安，不知怎么挂上了一个临潼姑娘，入赘为婿，却又勾搭上了岳母，俩人先下毒再用绳子勒，杀了岳父，连夜把尸首拉到村外投入井中，但很快翻了把。他岳母不过40岁，也在这个看守所关着。
歇过火，又开始干活。这时，一名管理员打开铁门把我叫了出去，带到二排管教室。里面有四、五个人。管理员让我坐在门口的石墩子上，指着一个微胖的人对我说：“陶所长要和你谈话。”
陶是副所长，以前在铁道兵干过，看上去只有30多岁，颇具儒者风度，但又显示出精明干练的气质。他那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闪着睿智的光，似乎既能洞察一切，又能威慑一切。他走到离我一米远处，坐在一把椅子上，用透着关心的和善的口气问我：
“感觉怎么样？能适应吗？
我淡然一笑，很平静地回答：“感觉不是一句话能讲清的。至于能否适应，我认为不是什么问题。人在被迫进入任何环境时都得适应。”
“号子里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他们都对我很好。”
头天夜里刚进号子就遭毒打的事，我彻底抹杀了。我恨那帮打我的混蛋，可我决不愿告状。不知怎的，我内心深处竟仿佛先天怀有对那些恶棍的理解。
陶所长盯着我的脸，换了种较严肃的语调告诫我：“在这里关的绝大多数是社会渣滓，你和他们情况不同，别和他们说什么。”最后，他又补上一句：“无论谁敢欺负你，随时向管理员报告，收拾他们！”
我没有做声，沉默着离开管教室，回到号子。
第二天上午，我又被带到管教室，这一次是另一名姓郭的副所长要同我谈话。他是带着所里的孙秘书一起来的，此外还有二排和其他排的八九名管理员在场。好象我是什么珍稀动物，看守所的干部都想见识见识。毕竟，在刚过去的两个多月，我已经是西安很有名的人了。
郭所长问了我的年龄，说我和他同岁。但他显得比我年轻多了，是个善于保养而且注重仪表的人，头发梳得很整齐。他举止文雅，说话声音尖细，却能给人以亲切感。
他和我谈话时，孙秘书在一旁作记录。
问起我对看守所的印象，我说，不进看守所就无法想像看守所的真实情况。我以前从未想过看守所是怎么样的，只在一些作品中看到过好象很逼真的描写，但是现在有了亲身感受，才发现所有作品的描写全是扯淡。
又问起我对犯人们的印象，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必须深入分析。有些犯人可能比我想像的更坏，但是有些犯人也可能比我想像的好得多。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人呀；他们扭曲了人性，甚至在某些时候践踏了人性，戕杀了人性，但在他们身上终究还是能够发现人性。他们都应该有更像样的生活，却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能不令人痛心和深思。
郭所长居然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他请我谈谈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为什么不断猛增。
“官方不是在报纸上披露了许多犯罪原因吗？”我略带讥讽地回答，“什么教育没有抓好啦，对各种腐蚀抵制不力啦，都讲得很有道理嘛！但是仅止于此么？事实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比如就业问题。”孙秘书突然插了一句。
“对，这是个大问题。那么多人失业，被抛到街头，犯罪现象怎能不猛增呢？”我接着说下去。“不过更致命的恐怕还是政府的腐败和专制。官做得越大越腐败，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地搜括侵吞，有谁不知道这类事情？又有谁能服你？当官的用自己抓来的权力这么干，老百姓就用犯罪对着干。当然，真正犯了罪的应该制裁，可是腐败现象不清除，犯罪现象就永远下不去！你不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对老百姓搞什么严打，从重从快地抓人杀人，老百姓早就不怕了。你今天杀一百，明天再杀一千，结果犯罪的人反而更多。”
我肆无忌惮地把话讲到这个分上，郭所长觉得不能再往下深入，便收起笑容，站起来对我说：“好，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排里的干部，让他们转告我。能解决的都给你解决。”
刚关进来就被所长们接连叫去谈话，而且管理员送我回号子时态度总那么好，这是很不寻常的事。犯人们看我这么受重视，加之我没有点炮，也就是没有告发他们毒打我的劣行，显得很够意思，很仗义，便对我格外好了。他们开始把我称为李老；这个尊称很快传遍全看守所。干活也尽量照顾我，让我干轻松些的，不想干就歇着。找我闲谈套近乎的也多起来。
一个身材瘦长的犯人走到我面前，挺着脸说：“咱们两个一样，都是政治犯。”
我冷冷地回了一句：“咱们两个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
已经有人向我介绍过这位神仙。他是山西省的农民，连什么是政治都不懂，生活过得既平静又平淡。一天摆弄收音机时听到台湾的声音，说是欢迎联系，还可以提供帮助，他喜出望外，便接连写了几封信，也没有什么好说，只是让对方给他寄一笔钱。信是拿到西安发的，被西安警方截获，派人到山西把他抓来了。已经关了两年，什么也查不出，至今没有起诉。据说警方只想让这个异想天开的家伙吃两年苦头，可能最近就要放。
我那样回答之后，心里有些后悔。他尽管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只是想问人家要一笔钱而已，却并不是恶人，没有犯什么罪，警方凭什么把他关两年呢？台湾方面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帮助，这个农民才写信去要钱的，在大陆掌权的共产党如果也能通过广播表示愿意向穷人提供帮助，穷人们还用给台湾写信吗？自己不帮助穷人，却把需要帮助的穷人抓起来关押，这是什么道理？
想到这里，我内心生出一丝怜悯，竟冲淡了对那神经兮兮自称政治犯的发财迷的厌恶。我从上衣口袋摸出两个在号子里被称作“蚂蚱”的烟头，那是所长们同我谈话时我从他们手里接过来抽剩下的。我走到那个农民面前，默默地递给他。对犯人来说，这算是很大的恩惠了。他受宠若惊，抬起眼睛傻笑着表示感激。
我真想喊一声：“上帝呵，怜悯你的罪人吧！”
我好象真的成了什么珍稀动物，不仅看守所的干部，就连主管看守所的市公安局五处也几次来人把我叫到管教室去谈话。并非有什么任务，只是想和我见个面，聊几句。有一次，那个一起去抓我的漂亮而文静的女警官也带着几个人来看我。但她不是单纯找我谈话。她给我送来了一条刚缝好的褥子，是我家的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托到她头上的。我想起家里人，心里很难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事实上，我当然不是什么珍稀动物。我是囚徒。这种新的身份决定了我不仅失去自由，还要遭受羞辱。
在号子里刚过完一周就出了事。
这是我被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正巧可以休息。看守所的犯人星期日也经常干活，碰上管理员高兴才准休息，但早晨还是得按时起床。我倒是做到了，铃一响就起来站着，还有几个人也如此，但是包括号长齐应西在内的几个红头却赖在床上不动。谁知这一天偏偏是王所长值班。王是正所长，比陶、郭厉害得多，连干部都怕他，因此得了个“老虎”的绰号，无论干部还是犯人全这么称呼他。起床铃响过十多分钟之后，他在管教室按动电钮，打开每个号子通向放风场的铁门，就到放风场南边甬道上巡视，结果发现了我们号子还有几个人睡着。他居然没有显示老虎的神威，一点脾气也不发，只是在二排记事本上写下了这一情况。星期一早晨，排长来上班时看到老虎写的情况，勃然大怒，马上提着警棍冲进我们号子，那神态，比老虎更凶猛，甚至赛过了狮子。
他腾的一下冲到板上，高高地站在那里，挥动电警棍连骂带吼：“狗日的，你们这群猪，都给我靠墙站好！”
全号子的人立即紧靠东墙站成一排。
“畜生，你们睡呀！别起来呀！妈的，给我丢人，我操你们祖宗！”
骂了一阵，他觉得还不解恨，就跳下来，从南到北挨个收拾。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不断抡着电压很高的警棍，走到谁的面前都照脑袋和身上狠抽，每抽一下，号子里就爆出一声惨叫。有些犯人只是叫叫而已，有些犯人则是边叫边讨饶：“再不敢了，饶了我吧！”几个犯人强辩说：“我按时起床了。”但排长眼睛一瞪：“你他妈的按时起床了？你按时起床了也得打！”照样劈头盖脸打下去，照样打得嗷嗷直叫。一个犯人挨了几警棍后，左闪右闪，还用手去抵挡，排长狞笑着说：“咳，你有种！叫你再尝尝这滋味！”说着就把电警棍直直地捅到那个犯人嘴巴上使劲钻动，那个犯人实在受不了，从队里冲出来，猛扑在地。另一个犯人很软弱，刚挨了几下就大叫着抱住头向北面乱窜过去，一下子窜了四五米，跌倒在大铝盆上，结果被排长赶上去，又多加了几棍。
我站在伫列北头。排长终于来到我面前了。我挺直身子，两眼愤怒地逼视着排长充血的脸。号子里顿时静下来，两边的犯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和排长，等着看这一幕怎样演出。排长愣了一下，但随即靠近我，嬉笑起来，压低声音说：“你还从来没有尝过这玩意吧？今天也尝一尝。”说罢，他慢慢地举起电警棍，慢慢地伸到我面前，很温柔地在我额头和脸颊上碰了两下。我既没有动，也没有叫，只是捏紧拳头，把身子挺得更直，目光更愤怒地逼视着他。我已下定决心，如果他敢用那玩意碰我第三下，我就用拳头还他三下。但他迅即避开我的眼睛，开始收拾后面几个犯人，凶狠的劲头也比刚才减弱了许多。在最后一个犯人头上抡了几下之后，他什么也不再说，马上走出号子，锁上铁门回管教室去了。
排长刚走，号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犯人们竟象没事似的，又说又笑，还有人学起了排长骂人的腔调。几个红头到我面前赞不绝口：“李老，你的势真硬！”“你把他镇住了！”“其实他在你面前心虚着呢，他害怕你！”
我对此一概不理睬。我心中仍燃烧着怒火。我沉默着走到一边去，打算马上写一份抗议，交给所长。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找纸笔，铁门又打开了。一个劳动号把我叫出去，带到一室。那个号子不关犯人，专供堆放糊火柴盒的原料，有两个劳动号在里面住。原来是排长叫我。他很客气地把我领到一室放风场，让我和他并排坐在椅子上。
“刚才的事情你要能够理解。如果不给你两下，犯人们会说我偏袒你，对你也不好。”
他的解释显得很诚恳。我的心软了，觉得不好再同他计较。但我一声不吭。
他继续对我边说边笑，竭力表示对我十分信任。到后来，他很认真地说：“号子里的事情，你替我管着点。每个犯人的言行你都要留意，随时给我通气。”
“让我给你当特务？对不起，我不干！”
“怎么是当特务呢？协助我掌握犯人动向嘛，这有助于加强管理。”
“排长，号子里的任何事情我都决不会对你讲，你别费这分心了！”
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犯人说过，但是有几个犯人后来主动告诉我，排长非常严肃地向他们布置了监视我的任务，命令他们把我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每天详细汇报。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认为那是合乎逻辑的。我对这些确实抱友善态度的犯人说：无所谓，你们只管执行吧。
“我们每次都说一切正常。没有说过一句对你不利的话！”
“那就多谢你们！”我微微一笑。
集体打了一顿之后，排长又对我们号子采取了另一项惩罚措施：在定额外加班干活，多糊五万火柴盒，一星期内完成。这样，我们就得一天干两天的活了，每天从清晨7点干到夜里10点以后，把我们个个搞得腰酸背痛，连话都不想说。
（2006年3月11日于西安）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