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8日讯】(明慧焦点专题报道)主持人（古胜博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慧焦点。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名叫王博，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夏天，18岁的王博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正当光明的前途在她面前展开的时候，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王博令人羡慕的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的身份，使她成为中共 610的目标，要树立一个所谓的“转化”典型。2002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向全国播出了两集对王博一家的采访。通过剪辑、歪曲，利用部分谈话内容，来抹黑法轮功。

三年后，当事人王博终于摆脱了监禁，有机会向外界详细讲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她在过去的6年中遭受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精神摧残。

，王博：全世界的民众，你们好！

我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王博。在2002年的时候，由于受中共政府人员的欺骗和利用，我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在这里，我向李洪志师父认错，也向所有被蒙蔽的世人讲清中共政府人员是如何欺骗、利用我，如何对我强制洗脑的。

我是在1996年接触法轮功的，由于我当时正在上高中，课业非常紧张，所以我很少炼功和学法。在99年高考结束后，我刚刚要开始炼功，中共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镇压法轮功。在2000年底的时候，我到天安门打横幅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就因为我说了真话，中共政府非法判我劳教三年。

在石家庄劳教所期间，劳教所的恶警一直都企图将我转化，当时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我。之后，我得知了自焚伪案。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有记者两次对我们劳教所里的学员进行采访，也采访了我。我当时对新华社的记者说：我在上中央音乐学院期间认识陈果，她不是真正炼法轮功的。虽然她以前炼过法轮功，但从 99年我认识她的时候开始，她已经不看《转法轮》，也不认为李洪志师父是我们的师父。她认为河南有一个叫刘某某的才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还邀请我和我的母亲去河南听所谓的高人讲法。我对此规劝她，告诉她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希望她不要再跟着刘某某等人一起，再听信他们的话。当时陈果听不进去。由于我们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所以后来也渐渐的疏远了。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了新华社的记者。当时他们说他们做这个采访是中央高层让了解法轮功学员对自焚的态度。我的这番真话被他们传给了中央。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力量迫害我。希望能够将我洗脑，然后制造假的新闻来蒙蔽世人。

主持人：2000年12月王博被关进石家庄市劳教所，同时关押的有许多的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她们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拒绝穿劳教所的犯人服。为了达到“转化”王博的目地，2001年4月，石家庄市劳教所把王博作为所谓“顽固分子”，单独送往北京新安劳教所进行洗脑。为此，石家庄劳教所还付了一万元的洗脑费。

王博：在 2001年4月3号，我被他们强行装到车里，拉到新安劳教所，在那里，我刚刚去的时候，他们骗我说是参观什么展览，我拒绝，等到当我送到新安劳教所里面，将我送到所谓的“心理咨询室”里的时候，我都不清楚到底把我抓来是要干什么，直到开始跟我谈话，强迫我，要求我穿上他们当地的劳教服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们是要“转化”我，我才第一次听说了“转化”这个词。之后就是没日没夜的谈话，不允许我睡觉，时间越来越长，我越来越疲劳，非常困，已经睁不开眼睛，他们怕我睡觉，就强制我站起来，不让我坐着。后来还曾经强制我蹲在墙角，抱着头，不许我动。

在我非常困的情况下，他们强制让我穿上了当地的劳教服，之后呢，我清醒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对我这些强行施加给我的东西都是不应该接受的，于是我要脱下这身劳教服。那里的恶警就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我的双手，和椅子的两个腿儿之间的那个横梁铐在一起，也就是我的上身和大腿整个是重叠的，我的手基本上是触地的。时间长了之后，我的手整个都变成黑的，而且肿的很厉害，到最后她们想把手铐解开的时候，已经解不开了，因为手肿的太厉害，手铐已经都嵌在手腕上了，这样，到第6天的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意识可言了，头脑一片混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困，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思考问题，当时的感觉心都发慌，整个人只有一种倾向，就是睡觉。

主持人：王博描述的这个新安女子劳教所，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又名天堂河劳教所。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这里曾非法关押过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所谓“转化率”，该劳教所不遗余力的使用种种非人的手段残酷折磨大法弟子。包括电刑、体罚、毒打、泼凉水、晒太阳、长时间不许上厕所等等。王博所遭受的，就是其中的一种：折磨肉体的同时还长时间不许睡觉。按照劳教所的说法就是：“不打你，不骂你，不让你睡觉也能折磨死你！”。在被隔离，被连续6天不让睡觉的所谓“帮教”下，王博承受不住了，被迫写了所谓“悔过书”、“保证书”。随后她被接回石家庄。而石家庄劳教所，为了巩固这所谓的“转化”成果，又是如何对待王博的呢？

王博：在4月13号，我被接回到石家庄劳教所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劳教所变化了，以前那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全都没有了。其实，就是他们从上到下已经都策划好的，对我进行欺骗的手段。当时在回去的车上的时候，劳教所的所长赵云龙就说，等你回去你就知道了，劳教所已经都变样了。当时，因为我糊涂了，还以为，真的和警察之间的这些矛盾都化解开了。当我进劳教所大门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欢迎仪式让我觉得不是在迎接一个劳教所的人员，而是在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他们这种非常伪善的、这种假象，确实是迷惑了我。

劳教所的所有人员都被调动过，我被安排在了304中队，在里面，几乎没有我之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害怕我跟以前熟悉的法轮功学员接触。而且，我看到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穿上了当时劳教所曾经多次强迫我们穿而我们都没有穿的劳教服。

我当时心里面还觉得比较奇怪。之后，我就听一个法轮功学员偷偷的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你离开了，你被他们抓到北京之后的，可能是第二天，这些恶警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分批的都带到楼下的大食堂里边去，然后把劳教服往桌上一堆，就开始挨个的过问，问穿不穿劳教服，只要说不穿的，马上就会被拎到一边去，就被电棍、被橡胶棒特别残酷的殴打，一直打到人承受不住，然后说“我穿”为止。

这些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我还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屁股跟大腿全都是黑的，很多人她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根本不能躺，只能趴着。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这样，连六、七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都会这样残酷的殴打。

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我背叛了大法，我觉得在她们、在这些法轮功学员承受那么大迫害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跟她们在一起。所以，当时，恶警要我和法轮功学员说几句话，意思是让我转化她们时，我对她们说，我说我看到大家，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大家吃了很多苦，我告诉大家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我希望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能够跟我谈一谈，能够帮助我。当时，恶警一看我说这些，就不让我说了，就让我走了。

主持人：在石家庄劳教所，警察看王博不配合他们“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就组织了一批在劳教所里被洗脑后背叛了大法的人，与警察一起给王博洗脑。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和我住在一起的这些都是被恶警特地安排在我周围的人。我始终都是抱着对所有人都信任的态度，因为我当时被洗脑洗的也是自己不清楚到底怎么是对怎么是错了，而且看到一些警察表面上对我们也是很和善，所以我就是自己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就都说出来，根本对他们没有什么设防。紧接着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这样的被洗脑，一天一天的这样的所谓“谈话”。我哪儿想过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从上而下，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安排好了的，非常细致，都是针对我一个人的。

我当时感觉压力很大，心里真的越来越糊涂，其实现在才知道，肉体上的迫害真的不足以使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就是这种中共制造出来的洗脑，这种特别残酷的熬着你，不让你睡觉，消磨你的意志，当你神志不清的时候，这种伪善的欺骗和这种洗脑对人的迫害是最严重了，使很多人在这种残酷的殴打，残酷的这种酷刑的折磨下都没有放弃修炼的学员，在这里却被他们欺骗了。在劳教所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越来越糊涂。而且它们基本上不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天都是安排得满满的，就是怕你去想，怕你去和大家一起交流法轮功里面法理上的理解，就是希望把我们的脑子，把我们的整个人占了，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洗脑的巩固的目的。

主持人：2001年的11月，在石家庄劳教所关押了近一年的王博，被通知提前解除劳教。但王博并没有获得自由。她被送到被称作“洗脑班”的所谓“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继续接受洗脑。同时被要求协助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这期间，王博的父亲，原石家庄市铁路分局机务段干部王新中，遭到石家庄市“610”绑架殴打后设法逃离，被迫流离失所。为了抓捕王新中，“洗脑班”开始在王博身上下功夫。

王博：到了2001年的11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是所谓的提前解教，实际上是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也就是“洗脑班”，让我到那里去做所谓的 “助教”，协助他们洗脑，是很不好的。在那里发现，看起来好像是自由了，但是实际上这种蒙蔽和欺骗更深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精心安排好了的，怎么样去欺骗学员，都是设计好了方案的，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它能有不同的方法，就是挑你的弱点，对你进行迫害。而且它们还找我谈话，谈到我的父亲。他们说“我们现在得知你的父亲在外面事情做得挺大的，这要是被抓起来的话，怎么也得判刑了。”然后还对我说，某某某刚刚被劳教了。他们经常会这样旁敲侧击的说，让我很担心我的父亲。而且它们的一些表现就是知道我的父亲在什么地方，知道我的父亲做的什么事情，他们只是现在不抓而已，只是希望我能做什么。我当时也是因为糊涂，不想让我的父亲再吃苦，最后他们就欺骗我，说如果我父亲早些明白过来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就配合了抓捕我父亲的行动。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马上就觉不对劲了。我就特别后悔，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我都不应该把自己的父亲骗到中心去被他们迫害。当时自己理解就是觉得，可能一时半会的，别人不会了解，但是事后的时候，我父亲可能理解我的，我的这些想法都错了。

主持人：这个时候，王博的母亲，在工商银行石家庄分行工作的刘淑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她在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被劫持，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但是中央电视台却看中了王博年幼、善良、没有社会经验，要把他们一家人搬上屏幕，树立成所谓“教育转化”的典型。

王博：到2002年3月底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事先的通知，也没有得到过我的允许吧，这个洗脑班，他们通知我说，第二天四大媒体来采访我，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和我的父亲谈这件事情，我们都感觉很突然。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焦点访谈，人民日报，新华社，他们就是来采访我，我心里还是胆胆突突的。见到了这次采访我的人，主要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李玉强，她跟我进行了一些谈话，闲聊。在聊天的过程中的时候，她讲到说，“中国政府一开始打压法轮功这个决策是个错误的，他们把这么多群众推到了对立面上去，怎么收场啊，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理智的。”然后她说，“好在现在政府它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这些法轮功学员能够明白过来呀，早些回到社会上，也是在弥补这一错误。”她的这些话确实对我起到了作用，而且我也是真的相信他们。我觉得作为记者，作为媒体，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是这样想的，而且也都希望通过我们能够告诉大家炼法轮功的人不是不理智的，更不会去做一些自焚的事情。我们在家里面也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之后，一家的矛盾化解开了，大家都是生活得很好，所以说，我们就这样接受她的采访。

当时对我进行采访的时间比较长，李玉强还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时间来采访。当时采访的时间大约得有3个小时，可是真正焦点访谈播放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短了，而且里面的话都是经过删减了，虽然有些话是我讲的，但实际是已经变了，不是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当时的时候，焦点访谈一播送完，李玉强就从北京打电话到洗脑班的办公室里，要我接电话。她说：“我就怕你不满意，你也知道这些内容是经过删减的，这是政治的需要，希望你不要生气，因为上面要审查的。”所以我也想告诉这些记者，如果说你有这个职业的准则的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音像资料了。我觉得做记者最起码的应有职业道德，我认为大家都是普通的人，不要被这些政治所利用。你这样做伤害了很多人，也许你不是有意这样去做，这样不但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你自己。

尤其这里要提的是，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一篇通稿，那里面的话是完全篡改的，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话，从我嘴里不会说出那么仇恨的话，不会说出那些煽风点火的话。当时我和我父亲看了这份报纸后就非常生气，我们没有想过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就是篡改了的、根本就和事实不符的言论，而且他有几篇话起点就是在诬陷我，而且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在有意这样做，他希望断掉我从新走上修炼的路。我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是我确实是接受了采访，所以我就是要负责任的。这些话使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法轮功学员，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太卑鄙了，他们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可以这样不择手段、完全不讲道德。我的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发现这个事情是一个骗局，我们都被他们利用了。

所以后来，我父亲看到洗脑班迫害学员的手段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残酷。当时有个学员被熬得摔在了地上，牙、嘴都被摔破了；还有的是在学员身上写诬蔑法轮大法的字，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父亲发现被骗了，后来就顺利的离开了洗脑班。

主持人：王博的父亲王新中，于2002年5月12日，成功摆脱了“洗脑中心”对他的监禁。中共非常害怕他们的媒体骗局被揭穿，从此以后，“洗脑中心” 对王博的控制更严了。

王博：在我父亲顺利的离开洗脑班之后，我就被警察强行的软禁起来，没有任何自由。当时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快11点了，我就跑到洗脑班的大厅，那个地方有电话，可以往外打电话，我就去打电话，当时有警卫在那里24小时值班。当时我在电话里我就对别人说， “我不想在这里呆了，我一分钟都呆不下去了。我想回家，我想从这里出去。”

结果警卫一听我说这个之后，一下就慌乱起来了。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离开了，警察们都非常的害怕，害怕我明白之后也会离开，也会跑掉。所以当时对我的一举一动都是监视的非常得厉害，我在电话里这么一说，警卫就马上报告了当时值班的警察，当时值班的警察叫孔繁运，很快的，他们不等我打完电话，直接把我的话筒拿了过去，扣了电话，然后好几个警察架着我的胳膊，我基本上都离地了，飞快的把我架到房间里去了，然后把我放到床上。

孔繁运走过来阴森森盯着我说：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他后来确定了我打电话不是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打电话的时候说什么了”。我说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儿呆，我是自由的，我不应该被关在这儿。孔繁运就说：“你为什么想回家啊？”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问出来啊。我就哭着情绪很激动的反问，“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想回家，他还需要理由吗？”然后，他们看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以前了，不是那种信任的挺友好的嘛，我当时整个对他们是一种针锋相对了。孔繁运当时看着我，用手指着我恶狠狠的说，“你思想有问题！你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不让你出去，就让你在这里呆着！”我当时听这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他们原来是这样的：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对你好，关心你、爱护你，他们就是死死的守着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骗来的这么一个“转化成果”。他们觉得我父亲一旦走了，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的很多人都来所谓的参观，看看王博，看看王博的父亲。结果我的父亲一跑，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了，就像是掉进谷底一样的，特别的无精打采，特别的伤了元气一样，再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转化了，疯狂的迫害了，一下子不行了。他们最惧怕的就是我也清醒的走了，所有的警察都觉得在当班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出事，我就是这样关你，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同情、不会给你任何的自由，因为这是从上而下就是这么死死的看着我，绝对不能让我再出任何事情，让他们的更加不知所措，更加的所有的“成果”都毁灭了，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他们死死的看着我。

我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发现了，原来他们的一切都是骗人的，他们所谓的“关心”等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全都曝光了。过去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跟你笑啊，说话啊，还感觉“一团和气”的，可是一旦事情不顺他们的意了，立刻真实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本来就非常大。一方面为自己上了焦点访谈，接受这些媒体采访后，被他们歪曲事实报导出去，全国全世界看到这些报导，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把父亲骗到洗脑班来，这件事情真是很不道德的。而且我的父亲虽然离开了洗脑班，但是警察到处搜捕我的父亲，我很为我的父亲担心，同时，他们又剥夺了我的自由，完全把我看管起来。

他们也怕，怕这个洗脑班这样迫害我，被扩散到社会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样我越来越被孤立，没有人跟我说话，我每天这样失去自由的这样呆着。我从小到大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多，我没有想过，在政治下面居然会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你是不应该去相信别人的。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去相信其他人，去信任别人，去对别人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对我的好，原来都是为了利用我；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有他们的阴谋的。

主持人：为了保住所谓的“转化成果”，2002年9月，河北省“洗脑中心”安排王博复学，重新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但是王博仍然没有自由，因为610安排了对王博的特殊“照顾”。

王博：后来警察就开始来找我，跟我谈，问我想不想回去上学。我是知道他们的企图其实就是想要靠这个来给他们自己的这种政治目的吧，他们希望给他们自己仕途上往上爬呀，积累他们这个砝码的。所以我当时知道，如果说我要走这一步的话，压力特别的大，而且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就说我不想回去上学了。然后他们不罢休，还是用这种伪善的，翻来覆去，没完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是要修炼啊，不能让人家觉得好像怎么学也不想上了，什么都不干了，所以说自己也挺矛盾，最后我就只能说，如果我能回去上学的话，我会很珍惜的。

我知道他们要把我推上典型，他们要把我树起来，然后要大家都看这是他们所谓“转化”的成果。我不想这样被他们利用，但是在劳教所里，你没有任何的自由，你的任何言行可能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什么样的情况存在，就会继续又是对你这种永无休止的迫害。

我回到学校之后，一开始的时候，有三个警察跟着我。两个男警察，是每天要在学校和学校周边去转；还有一个女警察，对我进行贴身的监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了。我没有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单独的地方。我的压力很大，这根本就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我根本就没有获得自由。他们就怕我接触到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谎言，根本就持续不了。所以说，他们是一直这样看着我，表面上说是为我的安全着想，其实就是怕我知道了他们的谎言，彻底认清他们的面目。

到了暑假或寒假的时候，一放假，警察就会用车把我直接接到洗脑班，根本不允许我回家。回到洗脑班后，我没有任何自由，不允许出大铁门。我多次跟他们说，我要求回家，我要求出去，可是他们都不允许，顶多就是派一个警察跟着我，派个车出去，而且只是呆很短的时间必须回来。

在中国新年的时候，人家都在家过年，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天转遍所有的亲戚。我去姥姥家，姨姨们赶紧给我做饭，生怕我还没有吃上饭，就被他们接走。家门口警察的车停着，好多警察在外面等着，还没说几句话呢，就硬要把我拉走。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是不讲道理，所以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什么，我也没有要求家里人把我接出去。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亲人再去接触他们，我不希望我的亲人再看到这些警察的嘴脸之后再去生气。反正我自己做错了，我自己就去承担。所以当时的时候，就一个人呆在洗脑班里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很痛苦。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三年中，一直有一名警察和我住在一起，监视我，这三年来，他们换过几个，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学校里，他们要求我不允许我自己出校门，如果说我出校门，就必须要有警察跟着。他们一直在给我灌输错误的认识，就是造谣嘛，就说外面的法轮功啊，一直在惦记我，就想把我绑架走，想把我弄小黑屋子里，把我绑起来，一定要反转化。他们就这样吓唬我。在学校期间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没有自由。而且我心理压力很大，你想一个正常的学生，在学校期间，包括什么学校组织春游什么的我都不参加，我怎么参加呢，我参加的时候，旁边跟着一个警察，谁有心情啊，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主持人：王博逐渐意识到自己被欺骗和利用了，良心的责问和愧疚使她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现在，她想告诉人们，她当时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她又是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的。

王博：我越来也越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但是由于我长期看不到法理，没有办法和其他人接触，所以我没有办法化解，我对他们的怨恨越来越深。自己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不好。经常就是大哭，我经常有时候中午一个人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就放声的大哭。而且我的这种自虐的心理越来越强，我就开始乱吃药。因为在我还有自由的时候，我爷爷是高血压，我给我爷爷买过降压药，我还没有空给爷爷送去，他们就软禁了我，不再给我任何自由。然后我就开始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降压药，然后就是晕倒，磕的头上也是包，摔得很厉害。有一次把尾骨也摔坏了，当时就觉得活着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还被他们这样诬陷了。

后来还有一次。就是有一点什么小事，都可能刺激我做出一些自残的事情，有一次我就把左手腕，特别狠的拿刀子割了三刀，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当时流出来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了师父说不让自杀、自残，都是不对的，是不理智的，所以我就停下来了。之后我二姨他们来洗脑班看我的时候，因为是夏天，虽然我一直在挡，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他们说，王博，你的胳膊怎么了，你的手腕怎么了？那是什么呀？我怕他们担心，所以我就说我过铁门的时候不小心划的。有的时候，自己没有自由，就真的是想自杀。

我就这样一直被他们关押着，没有任何的自由。我一个人呆着的时候，经常会想：我把它们都当作相信自己一样的去信任，可是他们对待我，都是用了欺骗；我就像小丑一样被他们愚弄。我想我可能是他们见过的最傻的一个人。我是最蠢的，居然会这么的相信他们。我的心理压力特别的大，心态也越来越不好，总是想着自杀，那个时候我特别想用我的死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害了人，害死我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一家人修炼之后，生活都充满了希望。我从小很不好的脾气，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可是自从被中国政府欺骗，被他们迫害转化之后，我的心理越来越阴暗了，看不到希望，只觉得自己很可悲。好几次都控制不了自己，就想自杀，可是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师父的法中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我就想我既然做错了，那我就应该承担，我就应该去面对，如果我死了的话，那不就是畏罪自杀吗？而且我还担心要是我死了，恶党又会制造谣言，它可能又会说，啊，王博回去练法轮功，结果自杀了。所以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恶党一直在胡说，“练法轮功的人怎么怎么自杀，法轮功会让人自杀”可是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我糊涂了，我不再炼了。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我要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竟然是大法，是我想到了李洪志师父的话，所以我才活下来的。

主持人：2002年8月，王博的父亲王新中在明慧网公开将迫害的真实情况讲了出来，并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利用他们一家造假来诬陷法轮功的内幕，通过文字和录像向外界曝光。河北省610异常恼怒，到处悬赏抓他。10月底，王新中被山西省太原市610绑架。为挽回政治资本，河北“洗脑中心”想再次利用这一家人。

王博：我的父亲因为识破了他们的这些欺骗的手段，所以离开洗脑班了之后，做了一个说明真相的光盘，彻底的揭露了洗脑班怎么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声明所有被他们迫害的时候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那么这些警察就气急败坏，就想要利用各种机会，再去做这种欺骗世人的影像材料，散布到社会上去，有好几次他们想要给我录像。记得是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忽然洗脑班的一个警察就来找我，说，王博，你今天去劳教所看一下你的父母吧，因为过年嘛，有联欢会，你的父亲从二大队也过来了，你们难得聚一聚，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主动要我去劳教所。以前的时候，我要想看我的父母，都得是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批准之后我才能去。而这次他们主动找我，我就觉得挺奇怪了。所以我就说，“啊，我今天不能去，我不想去了。”然后这警察走了之后，没多久她又来了，说：“王博，你还是去吧。”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我就觉得他们要是想录像，想要做什么，那我就不去了。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就去。所以，我就跟了警察到了洗脑班大铁门，在办出门手续的时候我就看见劳教所的一个警察扛着摄像机正在对我笑呢。当时我就对这个跟着我的警察说，如果你们要录像的话，我就不去了。当时这个警察的脸就变了。她说，你等一下，她就回去请示了一下。过一会她回来后，就对扛摄像机的警察说：“那你就别去了。”这样我放心了，这个警察就跟着我一块去了劳教所。

我到了劳教所，我在劳教所刚刚跟我父母坐下来，还没有说几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对着我的远处，有一个警察扛着摄像机，正在靠近我们呢，然后我对我父母说过之后，我们三人就赶快低下身子，低下头，不让他录，然后这个警察他还叫我，因为我认识他。他叫我的时候，希望我跟他打招呼，趁机他好录像嘛，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录了，我们不允许录像。他不听，然后我们只好这样低着头，不让他录。当然他想从不同的角度一直想录像，但我和父母是围成一圈坐着的，所以最后他们也没有得逞。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我看妈妈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王博，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电影，叫“深渊”的，是专门攻击法轮功的，里面有你。我说不可能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听了就蒙了。我妈妈说里面有你的照片。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他们怎么能够这样随便用我的照片去攻击大法，而且根本不经过我的允许。他们也不敢让我知道，这就是他们干的这些事情。

还有我的父亲后来在山西的时候，被他们抓住关在看守所里面，我非常担心我的父亲，我听说我的父亲在那里面已经都不能走路了，然后我就提出来想去山西去看看我的父亲。他们不允许，然后他们还说，那都是谣言，你父亲在那儿挺好的。然后，在非典前期的时候，我在学校上学，功课也很紧。它们就跟我说，要我参加一个报告会。而且还要我参加一场演出。我说我功课很紧，我不要参加这些了，结果警察就对我说，你看，你父亲在山西呀，他这个事件闹得这么大，要是判刑也得判十几年的。其实他们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我来配合他们，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话，可能我的父亲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连累。

当时的时候，我确实很担心我父亲的情况，因为我听说和我父亲一起被抓的丁立红已经被迫害死了，丁立红我以前也认识，就是我爸爸单位的同事，那么好的一个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确实是挺害怕的。我在想，我真的是担心如果自己不配合他们，他们真的是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我很担心万一我父亲真的有什么事情，被他们抓住了弱点，所以被逼迫得很不情愿的参加了报告会，和演出节目。他们看我在准备材料的时候，非常不积极，整天低着头也不出声，他们不住的说，你的父亲怎么怎么样了，我们会尽力的。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威胁的手段，利用我们一家三口中的一个人去威胁另外两个人，我们都像被他们绑架的人质一样，大家经常会受到他们的威胁。

我现在才发现，最险恶的就是他们笑着骗你。如果说这个凶神恶煞地对待你的话，你还能够看清真相。可是他们对待我的时候，他们总是笑眯眯的，可是使出来的招都是特别阴的，所以我长时间对他们根本就认识不清楚。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看到你担心什么，看到你担心你的父亲，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然后，就很狡猾地去要求你。

我在上学的期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要将我发展成为“党员”。当时的时候我听这个就挺反感的。我可以说很糊涂，被他们欺骗，看起来我好像像小孩一样，怎么糊弄怎么是，但是，我绝对不会入党。我都已经被他们折腾成这样子了，我想如果我要是再去入党的话，他们就更可以控制我了。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那一套，就是“你是党员，你是党培养的，你是国家培养的，所以说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服从党，党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否则你就是叛党。”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这样子迫害我，所以说他们最终也没有达到目的。

后来我也听我的母亲说，我母亲刚刚被他们抓住的时候，他们就对我母亲这样说，“把你的孩子送回到学校去，还要她入党，以后给安排工作。”其实他们一步步的也就要这样进行的。但是后来他们可能也发现了，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我们都已经认清了，不会再轻易地受他们这种摆布。

主持人：目前，王博一家已经摆脱了河北610办公室和“洗脑中心”的控制，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生活在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六年前一个刚考上大学的18岁天真少女，如今刚刚从炼狱般的迫害中走出来。在走过了被劳教、被欺骗、被迫害洗脑、并被利用来制造骗局诬蔑法轮功的六年之后，如今的王博是如何认识这一切的呢？

王博：这几年里我也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性格中有这种懦弱，为什么会这么听人家摆布？然后我就想着想着就追到了小的时候。就像我们初中政治课本里面就说，人民代表大会呢，是代表人民行使这个国家权利，然后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同时又讲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当时我就不明白，我就想不通。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人民应该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是高于一切的。那为什么当人民–我们个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了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从呢？如果集体、国家出了错的时候，我们也要服从吗？这怎么体现出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

其实，就是中国共产恶党多年来对下一代的灌输就是这样的：它让你不自觉的放弃自己，它让你根本意识不到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它不让你去说话，它不允许你去提出和它不一样的意见，否则就是在参与政治。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我说我拥护共产恶党，这就不叫参与政治。可是如果我对共产党有看法，我要提它的问题，那就叫参与政治，然后，中国老百姓被多年来这些运动搞怕了，就觉得别参与政治，别参与政治，所有这些想法，其实都是被共产恶党已经歪曲过了，老百姓都已经被它伤透了心了。大家只能是后来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就是觉得我们这是“明哲保身”。恶党说什么都别吭声，它打你也别吭声，它怎么欺负你、怎么迫害你，你不吭声不就得了吗？你越吭声它就越要迫害你。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可言，人没有自己的最基本的尊严，就是这样。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只有真正的脱离共产恶党，才能真正的获得自由，也才知道做人的尊严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我也想跟所有善良的民众，其中也包括一些想要醒悟的这些迫害法轮功的人，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那么他们就会越是迫害你，恶党就会越去迫害你。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只要你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能够面对自己，就像我今天这样，那么都是有机会的。你会真正的体会到良心上的安宁是什么，你立于世间，立于天地之间，你感到心里是安宁的，没有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希望所有的人，能够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能够真正的去看一看，到底谁在迫害民众，中国怎么样才能有希望？希望每个人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主持人（古胜博士）：观众朋友，王博的这段心路历程和她一家所遭受的迫害经历，善良的人很难想像。如今王博冲破牢笼，把事实真相告诉给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共为了达到“铲除”法轮功的目地，是如何用尽心机、不择手段的。但是，王博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从最为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了，更多的世人也由此了解了真相，欺骗和谎言再也无法蛊惑人心。这正像人们都知道的，谎言不能永远掩盖真相；邪不压正，这是不变的天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