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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修行(十三)

张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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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历史到了今天,许多传统的东西都遗失了,但是,就仅存的传统文化进行稍作探究,都感到了它的博大精深。很多地方,我们的先人论述的相当深刻,其深刻性不加仔细咀嚼都无法理解。所以说,现代人对于先人文化,在理解上有方方面面的障碍。不但是文字文化方面的断层,就是一些特指和典故,也都支离破碎了。还有,在生活方式和节奏上,也是存在非常大的障碍。快节奏的、浅表的定义式的、学习方式的、实用性应用方式的、探索方式的所谓研究,是很难吃透古人的思想。

题外的话不多说,还是简要的看看法治,这个急功近利下的薄恩寡义的东西,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贾谊在《新书》中,这样写道。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zhui 男婚后入女人家)。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闲话)。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懃(qin/)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jue/ 挫折)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

商鞅变法,一心进取,两年后秦国风俗败坏。是方方面面的人心变坏,比方说,正哺乳婴儿的母亲,都不回避公公。这样的变化,仅用两年,可见,在治世之场的破坏下,道德的下滑速度,是难以置信的。秦仅仅历经十三岁,就社稷虚弱了。因为是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

所以说,选择德治、还是法治,真的是治者应该慎之又慎的。当然,一定程度上,作为庶民也是不能不加以思考的。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仁义修德者治理,是众望所归,尖刻寡义者当政,乃民之大不幸。

随着人心的复杂,治者,终归要通机谋,晓变数,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但是根基的着眼点是不同的。

我们还是看故事吧。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ji/ 急)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禨(ji – ),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孙叔敖有谋略,知道自己死后,王将封自己儿子,丰利的地方不能固久,于是,告诉儿子要寝丘这个地方,楚人、越人都认为这个地方鬼蜮出没,世人都不喜欢这个地方,恰恰这样的地方,能够长久居有。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淮之间。近楚,楚,大国也,数侵伐,欲灭取 之;江人黄人患楚。齐桓公方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与诸侯方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义,来会盟于贯泽。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 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无以宗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 死,楚人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闵(min /悯)之。是后桓公信坏德衰,诸侯不附,遂陵迟(衰落的意思)不能复 兴。夫仁智之谋,即事有渐,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质,桓公之过也,管仲可谓善谋矣。( 汉·刘向《新序》)

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齐桓公答应了不能办到的请求,受人之质,终于食言,在诸侯中失去威望,从此衰落下去。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歖!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净者,缞(cui-)绖(die/)(丧服之类)之色;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汉·刘向《说苑》)

东郭先生察言观色,当数善谋的上乘了吗?

当然,说起谋略,可谓数不胜数。但是,关于谋略的问题,古人曾经这样论述。

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重视)其豫(预先),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汉·刘向《说苑》)

看来,权谋不仅是神机妙算的问题,同样里面蕴涵着德义的基点,有正邪之分的。其分野就是公和私、诚与诈。其结果当然是大相径庭的。看似是权谋者机变的高低,实质是里面蕴含着因果报应的问题。而且,智者的权谋,首先要知命。善于权谋的特征是,所看的远,所虑的多。

(三十)

谈到权谋、计谋,历史上的故事多如牛毛。谈到忠孝节义,历史人物也是浩若繁星。所以,我们只是从道理上来阐述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就是这样,道德观念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种种舍生取义的人物举措,都说明了一个道义深重的人,在生死面前,在利益面前,都是把忠孝节义放在了首位。最著名的历史故事,可能当数关羽华容道义放曹操,他置军令状、置生死于不顾,放走了落汤鸡不如的曹操,因为曹操那时提到了当初对关公的施恩往事,并且对他晓以《春秋》大义,打动了关公。

为什么人能够在利益和生死面前,恪守忠义呢?因为,在人生命的构成因素上,包含了能够承载仁义礼智信的成分,这样的生命因素,如果经过忠孝节义的灌置,就能够在人思想与行为中,使道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大量的培植君子,减少小人在社会中的比重,不是治国的一块重要基石吗?不可忽视啊。

其实,就是德治、法治,也是在概括的论述而已。完全的德治,没有王法?不可能。就是王法的背后,衬托的是君主的德义,臣子的德行。而不是一味突出的峻法,因为在峻法第一的背景下,往往是薄恩寡义,暴虐和大量冤魂,最终是败落和贫瘠,就像没有植被的黄土高原被疾风暴雨荡涤过后的景象。面临的必然是王朝的快速垮台,当然,这样的治者,带给庶民的自始至终是灾难。所以,不能提倡这样的法治。

而德治的倡导,也不是提倡废法。历史上的诸葛亮,在洒泪斩马谡的时候,不是在严肃军纪吗?失街亭后的无功而返,他不是也给自己治罪,请求降级吗?也是恪守法的表现。但是,他的治国、治军的基点,是仁厚爱民。

德治也好,法治也好,只是治的骨架一般,其血肉充实的部分,往往体现在谋略和措施上。如果说历节是淘炼、培植大臣的一种措施,那么,选人则是先于此之前的一个重要权谋。

因为,事在人为。干事前,把人谋划好最为关键。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来干,结果不一样;同样一个人,抱着不同思想基础干同样的事,结果也不一样。

历史上,这方面的论述和事例,也是很多,很有趣。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若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管仲独具慧眼。竖刁、易牙虽然花费了巨大代价,讨得君主的信任和委任,但是,其不够忠节的内在本质,没有逃脱管仲的眼睛。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钳钳:妄对不谨诚)无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诞欺诈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que 诚实、谨慎)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er 靠近)。”(《孔子家语》(卷一))

根据能力,任用人才,道德第一。孔子的德治思想,在取人方面,论述的也是精辟非常。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jue/ 他的)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刘向《说苑》)

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此言不虚。其实,臣道何尝不应该也知人啊?他也要委任下属嘛。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zhuang 憨厚),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史记·高祖本纪》)

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刘邦平息暴乱受伤,病重的时候不让良医医治,还漫骂人家。其实,这个刘邦修养方面不怎么样,曾经好酒色,灭秦的时候入关后忌了一段时间。毕竟志向大些。打天下后,暗算了韩信。为什么都纷纷的“背叛”他?根据他的秉性看,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历史已经有许多说不清了,现在人自己是无法搞明白了。不管怎么说,他识人、用人方面,还是蛮有一套的。这不,后事安排的头头是道。一步、二步、三步,到第四步,他也不知道了。不管他漫骂良医与否,“命乃在天”,这是他明智的一面。这里看,很可能陈平智有余,而戆不足,所以,还得辅佐王陵,对陈平不是很信任的。倒是前文提到的曹参,他非常信任。可见,曹参不止是道治的施行者,人品也非常可靠,由此不难看出,治略与修行息息相关的。

用人是治道的一部分,如何取人、用人,同样体现出德义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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