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论全民公决入宪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3日讯】【新世纪特稿2006年2月22日】前言：忌讳公决与训政逻辑
全民公决，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体系中是一个最深的忌讳。因为，执政党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表述的“人人自由”之理想国后，坚定地固守着训政主义。训政主义的本质是精英政治，尽管可以改变精英集团之间的组合方式，但它仍是一个不相信民众自决（即自由）的政治文化。
训政主义可以坚定宣称以党代政，乃至于包装成“政治的行政化”，用体制内反“多数决”的政治学者如潘维（2005）的话来说：共产党的未来（继续）执政合法性不在于直选，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在于建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体系(1)。训政主义也可在放弃意识形态旧壳后，依托民族主义的隐性多数决，确立所谓的文化合法性，即为既存的政治强势政治集团寻找历史依据。
一、训政的效力到了极限
真地要建立法治政府，必要条件是法律生产的程式没问题，其逻辑限定又分为两项：1，尽可能低的（但不一定没有）利益集团私利介入，基本上不能依执法者上报法规草本来进行形式化微调，以批准法律（条例）；2，参与立法的人士能确实地代表民意，基本上认可独立候选人的存在。
中国目前显然无法解决以上两个逻辑前提。换句话说：大量次品法律的存在，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政府（及其部门）。
大量法律次品的存在与政府道德弱势的表现，致使中国底层的社会问题呈现出古典化趋势。在潘维明确提出执政党（政府）法治“合法化”的一个多月前，范亚峰引用官方资料，称：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间，上访人数增加了4倍，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亦高(2)。在历史文化寄托之处，人们也不难发现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化毫无益处。所以执行党（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不利用，无法在外交上对外以民意施压；利用它，也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机械疲劳性断裂。
二、治党不如治宪
无论政治行政化，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民族主义退守，都忽略了中国社会目前的前现代政治与古典传统政治的本质区别：中国从1908年以来，有了宪法概念。
在这快100年的有宪时间里，宪法的功用始终未被价值化。在技术层面上，训政主义之行虽说最后得尊重宪法，但它又必然妾化宪法。比如说，目前宪法对共产党地位“夸张性”表述与其在现实社会中被认同程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无疑说明了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在宪政方面的“营养缺乏”。或者说，“保先”治党就不如“稳后”治宪。
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得以采取武装割据形式运行一个“准政权”时，也推出过全民公决政治理念。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共17条），其中第14条称：“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3)
毫无疑问，民族自决权也是全民公决的重要选项。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实施的民族自治也是对瑞金宪法的部分践诺，尽管全民公决的色彩已经隐藏起来。从1934年的瑞金宪法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再到1954年以后的各种宪法版本，民族自治原则始终没有变化过。
总之，有宪法存在就无法排除全民公决作为宪法内容的可能。
三、国际社会的诸多案例
在这种弱宪政即宪法之训政利益化的情状下，学术的御用诠释仍是个伪对策（甚至让人感到是“知识性羞耻”的一个根源）。反对“多数决”，当然就反对全民公决方式。为了这种反对，站在御用诠释立场上的，他们（如潘维）只是单向地引述全民公决的前现代性与出现独裁的案例，并且说现代民主国家不再使用此法，推导出其不适于中国(4)。
实际上，以潘维为代表的这种御用诠释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在学术上，它是个伪问题；在现实上，它已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
首先，全民公决并不绝对地导致独裁与多数人的暴政。比如在巴基斯坦这个政治前现代国家，1984年的全民公决选择了齐亚•哈克，巴国有了“发展的十年”；2005年4月30日，巴国再以公投方式选择了政变上台的穆沙拉夫，此前他坦言：如果人民不选择他，他可以拱手让贤。就逻辑发展的现状看，巴国的民主化程度实在高于中国。这也是中国军方开明人物刘亚洲敢谈军方可推动（不完全）民主的国际模本。
其次，在重大关涉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大问题上，全民公决仍是政治前现代国家的成本最低、收效最好的决策方式。如1991年8月柯拉松•阿基诺关于菲国是否保留美军基地，举行了全民公决，效果良好；又比如2004年8月委内瑞拉关于总统查韦斯是否完成任期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查韦斯获胜，委国的公决结果得到了国际观察员的认可，卡特中心对委国选举委员会也表示了祝贺(5)。
再有，称言成熟民主国家不喜欢使用全民公决，也是个忽略少数的说法。不必引述频繁使用全民公决方式的瑞典案例，只看法国就知道了：从1958年9月份戴高乐关于新宪法的全民公决到2005年5月份关于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其间法国共计有10次全民公决。平均不到5年一次。与法国否决欧盟宪法相对应的案例是此前西班牙对欧盟宪法公投的结果——承认（批准）欧盟宪法，此举被其首相萨派特罗称为“开启了强大、团结和繁荣欧洲的大门。”
之于中国，过分夸张地宣传“全民公决与正义无关，导致独裁或多数人的暴政”已经毫无意义，相反会使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在社会矛盾复杂化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必然回应性扩张，不可能建立标准的法治政府。反过来说，为了让社会公众合理表达自己的意向，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公开地站出来说话而不是立法寻租，全民公决是必选择的方式。最直白地说：至少全民公决是农民起义（工人暴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替代品。
四、体制内精英是有所醒悟的！
从1908年中国第一部宪法到今天，快100年了，中国还处于宪法被虚置的状态。至于，议宪、修宪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在2001年，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体制内开明派元老李普先生曾撰文，热切希望中共十五届委员会能以宪治国，他说：“中共是执政党，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来，也来议宪、修宪、行宪。”(6)
时过5年，修宪之行未见一丝。岂不可悲！为了政权的稳定比如“防堵颜色革命”，就要采取回避宪法责任问题（如到现在仍无新闻出版立法），这在技术层面有情可原，但在价值层面已经把中国问题推向古典崩溃的边缘。一方面，底层社会利益大面积、深程度地受到剥夺，因此群体事件不断；另一方面，为了所谓的政权稳定，不惜借助公权力全面对自由知识份子开战，造成了更紧张的精英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此者，中国甚危！！
五、结语：催生《全民公决法》
为了缓解社会压力，避免古典式崩溃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伤害，那么，议宪、修宪、行宪已经势在必行，将全民公决方式引入宪法将是中国社会自1908年以来的一次实质进步。
在全民公决方式入宪后，再依据《立法》确立《全民公决法》必然为中国社会和平、理性地向民主社会过渡，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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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香港《凤凰周刊》，2005年11月25日（第36期），玛雅《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三位北京学者访谈录》，三位学者分别为：房甯，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房甯；潘维，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鹏，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注2］香港《凤凰周刊》，2005年10月15日（第29期），范亚峰《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
［注3］见《中国近代宪政史》P342,殷笑虎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注4］见《南方周末》2000年8月29日，潘维《全民公决的历史流变与逻辑困境》。
［注5］见《中国日报》2004年8月16日报导，《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查韦斯赢得公决》。
［注6］见《风雨同舟》2001年第6期，《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
(2/22/2006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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