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2日讯】两位中共解放军上校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一书，被认为是中共鹰派和骇客的经典之作，书中提出要使用“新概念武器”。在书中和其他相关论坛上，作者明确鼓吹利用具有削弱和隐蔽功能的病毒攻击美国，并利用“谣言战”致使美国股票市场崩溃。言下之意是利用自由社会的传媒和市场等工具对自由社会进行打击。一场由McAfee和诺顿公司病毒源所衍生的变种病毒，在不久的将来试探性的造访是相当可能的。然而麦克．罗宾逊认为中共知道解放军所谓的“珍珠港事件电子版”也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后备支援，但现在美国的绝大部分资讯网路都具备这一后备支援功能。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中共公安部将如何处理剩余的10％病毒，即三十多种网上找不到的病毒？中共需要的是一种逐渐展开的攻势。对美国网路展开持续且快速出拳的攻击固然可以严重破坏美国经济、损坏基础设施和削弱人们的斗志，但是，在攻击之前手头上必须拥有足够的不同种类的病毒，在使用过程中要非常谨慎，自始至终不能给国土安全部门、商业机构、媒体和公众任何翻身的机会。如果在烟雾消失之前，要偷偷更改金融资讯的话，攻势更应该如此。对美国电讯、金融系统和电力网等基础设施发动此一精心设计的攻击确实能够起到作用。在现实世界中，网路经常会出现中断的现象，但如果所有的网路都在同一时间中断的话，美国经济将会迅速崩溃。
虽然美国人认为网路袭击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会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只会让双方的经济与商业受损、两败俱伤，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共的看法。中共目前试图用“红旗”LINUX作业系统替代广泛应用的微软视窗就是一个信号。在不打扰中国大陆国内商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解放军正在为潜在的网路战争谋求一种优势。思科公司的“防火墙盒”（由北电网路进行了升级处理）不仅可以防止中国大陆公民接触外面世界的敏感内容，同时还为创建“长城1.0版”铺下了坦途。我认为“长城1.0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互联网系统，只要得到命令，随时可以切断中国大陆与外界的互联网连接。
为什么一些积极在国际上争取良好声誉的美国公司，要为一个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大哥监控式的互联网提供审查和监控技术呢？答案很简单，为了赚钱。对思科、易利信、摩托罗拉、诺基亚和北电网路而言，为中国大陆建造互联网意味着可以赚大钱。我的一个工作职责是管理中国商务论坛（一个以科技产业为主的西方公司联盟）。在会议上，我们曾讨论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和中国大陆关于资讯市场的一些没有必要的规定，但鲜少涉及审查和监控方面的道德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话题（通常是无意中提出来的，比如怎样处理互相冲突的规定），往往被视为在中国大陆经商所必须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之一，获准进入市场才是大方向。但是，在北京的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对中国大陆互联网的三种假设，以兹证明符合中共政权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一，目前的状况是暂时性的。中国大陆的市场核准完全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为此，我们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市场的扩大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会降低经商的门槛。
第二，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商机的市场。美国互联网增长减缓，但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每六个月就增长数倍。
第三，这里是狂野的东方。我们这里所做所为谁会知道呢？
互联网的淘金热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致一些来自以节俭为传统的中国大陆农民阶层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记得，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走过一个行人稀少的路口，寒风好像是被鞭斥着从蒙古高原一路呼啸而来。我走进北京希尔顿饭店明亮而温暖的大厅，准备参加一个由美国赞助的资讯投资公司的开幕仪式。我看了一眼宣传册，上面的内容讲的是如何发挥投资和创意结合的优势；然后，我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会议室里挤满了中国大陆互联网市场的顶尖人物，他们都在忙着交换名片。我可以认出他们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从房间的另一头开始走，可以与许多旧雨新知相逢，然后邀请一个潜在的客户出来抽根烟。
在大厅大约12点方向有一串长桌，摆放着美食佳肴，好极了。正当我向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中国少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我转过身低头看他，从他廉价光亮的皮夹克、瘦小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睛可以判断，他绝对来自外省。“您…是来…投资的吗？”他结结巴巴地用英语问道，带着不加掩饰的雄心和兴奋。我对他的胆量感到吃惊，但不会忘记那一刻他显露出来的不安。这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年代后期纽约擦鞋童玩股票的故事。我笑了，对他说不是，然后指了指人群中几个看起来像投资者的人，同时决定我该减肥了。
肥胖得有点令人反胃，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给我的感觉。也许这个互联网在中国电信业的眼中就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我对任何愿意听的人都讲过这个看法。有一天，美国商界的一位高级成员无法忍受我的疑虑，把我叫到一边。当我们站在富华大厦昏暗的楼梯间，叼着仿冒的万宝路香烟吞云吐雾时，他向我宣读了福音，他说：“伊森，我们谈论的是关于电子商务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最大的商业创新…是在中国大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的声音在楼梯间内回荡，“所有这一切让我兴奋！我也希望这能让你兴奋！”
这肯定是受伟哥经济的影响，但他的一番话听起来让人精神振奋。他是对的。所有西方大企业的驻华商务代表都相继接到执行的命令：制订电子商务计划，现在就做。这对他们实在有点像赶鸭子上架。他们之中许多人甚至还不会用掌上电脑和手机，对商业与商业之间和商业与顾客之间的一体化电子商务的前景茫然无知。这对以咨询业维生的我们而言，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利用他们的困惑赚上一笔。
为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基础设施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尚未消除，没有实际存在的网上付费系统，原因是几乎没有人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使用者只局限于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中国大陆公民，而且许多网上付费系统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线上支付，因为曾发生过难以结账的先例）。没有可靠的传送系统，因为国有机构垄断了包裹的传递。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在使用互联网之前，一直伪造企业的所有库存资料。从他们的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网路电脑后，他们继续伪造资料。许多案例表明网路系统并没有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反地，许多西方企业仅仅解决了表面形式。虽然这种形式让他们的中国大陆伙伴多一份烦恼，但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企业行政总裁而言有很多好处，因为他根本不在乎细节。
绝大部分西方企业在中国大陆经济许多领域严重失血，主要由于四个原因：生产规模过大、遭遇刁难、产品仿冒和销售困难。对其他一些公司而言，互联网产业为它们赚到大钱。北电网路销售额达到了一亿美元；中国大陆成为摩托罗拉公司世界上第二大市场（二○○一年，摩托罗拉取代上海大众公司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企业）。其他公司也自吹自擂认定中国大陆在未来十八个月左右将成为他们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二○○一年媒体援引思科公司执行长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预测，报导说，不出三年，中国大陆将超越英国成为思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
是的，中共部委虽有吴基传这样的小鬼当道，互联网产业方面的革新，尤其是来自西方的革新，却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原先制订的规章。二○○○年秋天彼特．拉洛克狡黠地总结了当时的状况：“虽然能做的与不能做的写得黑白分明，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可操作的空间。”
美国政府对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疏于监督并认定尚未成为问题，正如麦克．罗宾逊指出的那样：在网路时代的前四年，那些对中共政权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来没有消除对中国大陆互联网高速发展上的疑虑。早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时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赖恩．艾丁格曾这样描述：“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接触自由的资讯，这是对独裁政权的报应。”九十年代，在争取中共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当时称最惠国待遇）的过程中，商界人士以互联网为例争辩说，自由贸易是改变中国大陆最有效的方法。西方许多商业人士认为适时强调这一点，可以在华盛顿造成很有利的局面，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这些商界人士终于把他们唬住了。
我记得在二○○○年春天，一位西方商界同事有这样一句口头禅：“比互联网的速度还要快！”这句话的涵义似乎包括了我们对技术和资金进展方面的所有信念，也包括了中国大陆文化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共政权对此一筹莫展的无奈。
美国的资讯专家根据证据指出，中国大陆互联网离密封状态还有相当距离；为了使更多人更快地能够上网，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互联网连接服务，只要用电话拨一六九就可以连接上网。用户的上网费用将计入本地电话费中。麦克．罗宾逊曾这样评价一六九网路：“就像金矿里的女人随时会遭遇不测似的，他们对安全问题毫不在乎，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傻子。”不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电脑用户并不需要通过网路供应商进行注册。中国大陆的网路供应商则热中于在北京大街上销售上网预付卡（上面满是最新电视连续剧的宣传广告），就像电话预付卡一样。
在北京有一则流行很广的传闻指出，光在北京就有三万多名警察负责监控互联网，但这种监控早已沦为耻笑的话题；消息还说，这些官僚们由于太喜欢监控色情网页，导致“正经工作”大量积压。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松散、腐败、漏洞百出，就连美国之音的网站也有中国大陆网民到访。结党营私在使用匿名绰号的网民中盛行。
西方记者曾跟随一群青少年电脑高手来到北京昏暗胡同里的公寓，发现他们在网上驾轻就熟，随意穿越中共防火墙，漫步遨游网路世界，记者们全神贯注地记录这些神童之间侃侃而谈的内容。啊！他们如此年轻，充满中国人的才华而且时髦，这令年轻美国记者惊讶不已。他们宣布一场“新文化革命”已经诞生，由他们这一群世故且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动的中国大陆城市青少年所代表。他们关注的是流行音乐、时装和自我认同感。
这种乐观并没有局限在青少年文化。人权运动支持者发现这种工具可以传播新闻报导与组织活动，海外异议人士发现它是个可借助的平台。许多中国学者觉得他们看到了未来的端倪，互联网就像一条人民组成的河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大陆引入国际社会的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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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 – 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作者,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士、国际关系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90年代曾任“美国之声”电视网络的首席调查 员，现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他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荣获2004年纽约《太阳报》纪实作品年度奖、亚洲公司 2004季度读书奖、富士比读书俱乐部2004年推荐作品，其中译本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度华语作品的“天安门精神奖”和“万人杰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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