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于志愿军战俘系列文章的简短说明：本人这个系列按照主题而没有按照年代序列组织。这可能给不熟悉志愿军战俘事务演变过程的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志愿军战俘演变过程（已经了解这个过程的读者请忽略这一段）：朝鲜战争时期中朝战俘总数约十七万人，其中志愿军战俘约两万一千人。开始时战俘都被关押在釜山和巨济岛。亲共与反共战俘混合关押在一起。由于两派间的争斗导致伤亡，联军即开始进行甄别并隔离两派战俘。到1952年夏天甄别与隔离管理基本完成。此后志愿军战俘被移送到济州岛，两派战俘分开关押。1953年4月起志愿军战俘中的亲共（回大陆）派人员开始被遣回共方，到1953年9月共有6670人被遣返。而反共（去台湾）派14700余人则于1953年9月被移入中立区接受志愿军代表的解释。在120天的解释与观察期间，有440名志愿军战俘要求返回大陆。余下14300余人于1954年1月被释放去了台湾。本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红色滑铁卢）以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从1953年9月至次年1月在中立区接受“解释”的各种事件为主题。第二部分（甄别与反甄别）所叙述的事件比较早些。是1951年秋至1952年夏围绕战俘甄别而发生的各种事件。这时志愿军战俘被关押在巨济岛与釜山等地，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尚未被完全隔离开。

第二章 联合国军的甄别政策高度照顾共产党

　　甄别开始前夕的4月7、8两日，联军监管当局反复向战俘营广播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给了战俘营中的共产党组织很大的支持。也给了抗拒遣返的反共战俘一个不小的打击。但事情远不止如此。联军当局在同时还广播了另一个令反共战俘心寒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展开甄别的通知》，全文如下：

　　“战俘们：

　　今后的几天里，所有战俘都将接受单独的甄别询问。通过询问来查明哪些战俘愿意被送回朝鲜人民军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哪些战俘强烈拒绝遣返。这项工作将加快换俘遣返的步伐。

　　此时此刻，我要告诫你们：你们将要做的决定是极端重要的，这可能是你们一生中最要紧的决定。你们必须最仔细地从各个方面来考虑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单独地作决定。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在接受甄别询问之前切勿和其他人讨论，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决定，哪怕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于无意以暴烈方式抗拒遣返的人员，联合国军司令部保证在交换战俘时把你们送回给你方当局。你们自己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但对于那些抗拒遣返的人员，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担保他们的最终命运。

　　如果你们有谁觉得非要暴烈地抗拒遣返不可的话，一定要在做出决断之前想想此事会对你们的家人造成什么后果。你们的名册已经被通报给你们那一方的当局了，他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活的好好的。你们如果不回家，共产党毫无疑问会猜嫌你们的家人。你们可能从此再也见不到家里的亲人了。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地从各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的最终还是决定要暴烈地抗拒遣返的话，则你们无疑还要被留在巨济岛上过很多个月。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可能一直为你们提供食宿。联合国军司令部也不能担保你们的将来。特别是不能也不愿意担保送你们到某个地方去。这一点你们要考虑再三。

　　甄别询问将在各个营区进行以便分类编制遣返战俘的名册。各个分队人员的名单和次序已经排定。

　　今后几天里，会在各营区出口处一边设立甄别询问站。各分队须按照排定的名单次序整队集合。非武装的访谈人员和美国宪兵将进入营区以展开询问。被点到名的战俘必须进入询问站回答询问。个人的行李必须随身携带。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决定，有的人要留在当前的营区，有的则要立即离开。

　　询问结束后，愿意遣返和抗拒遣返的战俘将分别住在不同的营区。

　　在询问进行的过程中，你们必须保持安静和良好的秩序。”

　　任何人听到这份通知，都能感觉出联合国军鼓励战俘回国，同时设置障碍刁难反共不归者的用意。一个战俘，只要“无意以暴烈方式抗拒遣返”就算愿意回国，联军就“保证”把他送回去。而对于下决心“暴烈抗拒遣返”的战俘，联军丝毫没有欢迎或者协助的意思。不但不欢迎，甚至不情愿给予长期收留。通知有意让反共战俘们感到反共不归之路充满变数，前途十分渺茫。谁想走这条路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一份是中朝共方“宽大为怀”的声明，一份是联合国方面冷漠无情的通知。两份文件同时在营区反复广播，必然对战俘们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撼。亲共阵营大受鼓舞，反共阵营则垂头丧气。反共阵营领导人尤其不好向其他“同学们”交代（那时反共志愿战俘们互称“同学”）。他们曾一再鼓励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说，反共争自由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自由世界的声援。一定会得到联军的帮助等等。但联军的通告却给他们当头浇下一盆冷水。联军并没有把反共战俘当英雄来拥抱。那份通知反倒尖刻地指出反共战俘的行为对家庭不利。只差没有说出“你对不起家人”而已。联军对反共战俘们将来命运更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不仅不答应送他们去台湾，甚至还不准备让他们继续留在战俘营里。这个通知蓄意将反共战俘“逼上绝路”：除了“死路一条”是敞开的以外，别的出路都有困难，都不确定。就算你死命抗拒，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还是要把你硬送回去。这一来死亡可能就是你唯一的结局。这就是现实政策。如果没有一死了之的决心的话你还是回家去吧。这两份文件在营区广播后立即引发了反共战俘营区的强烈抗议声浪。反共战俘们愤怒叫骂和敲盆打碗的吵闹声响成一片。既发泄出不满，也表达出烦躁不安。

　　这两份文件的广播，对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共党组织领导人很清楚，战俘中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喜欢共产党。能够说服志愿军战俘们回国的过硬道理，不是共产党怎样好祖国怎样美等等，而是“横竖你跑不出共产党的手心”这一条。当时志愿军战俘们把它简称为“哪里来哪里去”。共产党组织一直努力让战俘相信：日内瓦战俘公约已经规定战俘必须回到原来的那一方。谁也不能违反，美军也一样。因此无论现在怎样折腾，最终还是要把你送回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命就是被遣送回国。去台湾或者去别的哪里都不现实也不可能成功。既然横竖你都得回去，迟表态不如早表态。早表态能争个好表现以便日后得到祖国的原谅。越晚表态越被动，抗拒遣返者到头来要被强行押送回国，落到这一步结局就惨了。

　　联军当局反复广播上述两份文件，在相当大程度上帮助证实了“哪里来哪里去”的说法。单单是在战俘营里重复广播共产党的声明本身，就已经使战俘产生联军已经与共产党妥协勾结的印象。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通知更给反共战俘一个不详预感，即看来联军无法留住任何人，迟早要把大家都送回去。反共战俘们不免有被联合国出卖的感觉。而许多本来态度不很坚决，多少处于“脚踩两只船”状态的战俘更是惶恐。他们只能赶快打消去台湾的想法，一心考虑怎样表现以便让党宽恕自己。此时除了积极做出“爱国”姿态外，他们别无出路。

甄别问卷

　　到了甄别现场，联军更是从严把关，进一步把战俘向回国方向赶。甄别过程所使用的问卷以及筛选标准，一边倒地帮助“回国派”。想回国的战俘只要答一个字就能回国。而抗拒遣返的战俘则必须历遍所有七个问题并要表现出“宁可死”的决心才能避免被送去“回国派”营区。许多抗拒遣返态度不坚决的志愿军战俘就被这份问卷毫不留情刷下来，送进了所谓的“小延安”。问卷的全文如下：

　　1.你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希望回朝鲜（或者中国）去的吗？

　　2.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回国去吗?

　　3.你充分地考虑过要是不回去会给家人带来不安和打击的这个问题吗？

　　4.你是否了解在希望回国的人们回国之后你可能要长期被扣留在这里呢?

　　5.你知道联合国军不能答应把你送到你希望去的地方去吗？

　　6.这样你还是不愿意回去吗？还是要暴烈地反对遣返回国吗？

　　7.你虽然是这样说了，假如要强制你回国，你打算怎么办呢？

　　对于想回国的战俘来说，只要在第一个问题上答“是”就行了。联军立即将该战俘归入“回国派”阵营。一个字也不会再多问。而对于意图抗拒遣返的战俘来说，就必须接着往下回答所有七个问题。其中第三、五、七个问题对反共战俘的考验都十分严峻。没有做好拚死一搏打算的人很难通过询问。询问中只要战俘在回答某题时出现犹豫动摇或者尚未考虑成熟等态度，询问立即停止。该战俘即被当作“回国派”处理。比如，如果对第三个问题回答说“没有细想过”，即算抗拒遣返的意志不坚定，询问到此结束。该战俘列入“回国派”。

　　第五个问题实际上并非故意“考验”战俘，而是那时联军真的无法承诺送战俘去台湾。日内瓦战俘公约并没有现成条文支持“不强迫/志愿遣返原则”。联合国军正和共方艰难地谈判。需要先和共方签订协议确认该原则，然后才能考虑把战俘送到其他地方去。

　　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18条规定交战结束后战俘就必须遣返，并没有规定战俘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被遣返。共方坚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这条办。联合国军方面既不想搞强迫遣返，就得下功夫从公约中找到依据。幸好公约第6条能帮上忙。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其认为需另作规定之一切事项得订立特别协定。是项特别协定不得对本公约关于战俘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得限制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联合国军方面争辩说，公约允许各国在维护战俘权利的前提下制定特别协定，而不强迫遣返战俘就是维护战俘权利，那就让我们来搞个特别协定吧。

　　而要让共方同意又谈何容易？共方早就恨死了那些让自己丢脸的“战俘权利”。哪里会愿意为了保障战俘们“叛党叛国”的权利而去和联军达成特别协定？因此当时联军对于能否达成这样的协定根本没有把握。当然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送反共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只能把实话告诉战俘。

　　即便战俘一路硬邦邦地表示抗拒遣返，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他仍然必须回答说“自杀”、“拚命”、“逃跑”之类的话，才能算有“暴烈抗拒遣返”的决心。他才能留下来。如果战俘听到最后一个问题时说“真到了那份上也只好认了”，就会被当成“愿意遣返者”而送进共产党控制的营区。

　　毫无疑问，这一套甄别程序把数以千计有心逃离中共统治但不很坚决的志愿军战俘逼回了虎口。联合国军如此出卖性地设计甄别程序，一是出于尽早达成协议的愿望。希望通过推动更多的战俘回国以保护中朝共方的面子，从而换取共方的配合。二是深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放松指控联军“胁迫战俘去台湾”的宣传，所以也想把任何稍微不坚定的战俘排除出去，只让真正有“毋宁死”决心者留下来。这些人日后经得起检验，让共方无隙可钻。联军的想法固然可以理解。但该项政策逼人太甚，确实把数千名不满中共的志愿军战俘逼回国去受迫害。害惨了几千人，仍然属于应当谴责的不义之举。

反共志愿军战俘不敢信任联军当局

　　根据志愿军战俘们的回忆，联合国军对待他们反共志愿军战俘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暧昧低调。大部分志愿军战俘们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表示出反共态度。其中许多人还积极要求参加联军部队：给我们枪让我们打回老家去！但他们的热情往往遭遇联军的冷漠回应。尤其是联军在一些事务上对待他们和对待亲共战俘没有区别，使得反共战俘们感到不平和心寒。高文俊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联军战俘营司令官“无视‘一样米养百种人’的哲理。漠视我们反共产爱中华的共同心声！无论从情和理论方面，实在没有‘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必要！我们万难苟同，真正无法继续忍耐！”。

　　联军当局始终不答应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去台湾的要求。一直到停战协议达成，反共战俘被移交给印度军队的时候都没有明确答应将他们送往台湾。而在甄别过程中对他们又特别苛刻，以至于反共战俘们长期处前途渺茫的不安状态中。随时会被出卖的感觉始终紧紧相随。因此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对联军监管当局并不信任。他们更信任的，是长期和他们平等交往、友善真诚相待的美军牧师伍柏里以及那些曾在营区当教员的中国人。

　　联军在甄别过程中对反共战俘严厉苛刻的态度在反共战俘们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甄别过后他们时刻在揣摩联军的态度，担心他们最害怕的结局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1952年夏，联军要把志愿军战俘从巨济岛移往济州岛。联军当局只是冷冷地通知战俘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既不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不说要去做什么。这种冷漠神秘的态度致使反共战俘们觉得联军可能要把他们偷偷地运去交给共产党。于是他们发起了绝食抗议。他们表示不能服从转移的命令，也不能信任联军监管当局。他们要求见伍牧师或者中国教员们。除非见到这几个人，否则情愿死在这里。绝食到第三天中午，联军果真把伍柏里接来。他进营区劝慰战俘们放心，保证联军不会做违背大家意愿的事。为了解除战俘们的疑虑，他还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走，战俘们到哪里他也到哪里。这位牧师说话比联军俘虏营司令官的命令管用得多。反共战俘们停止了绝食，表示服从调动。到了这一步，尽管有伍牧师随同，很多战俘心中仍然不踏实。大家上了美军登陆艇后一直在判断方向猜测目的地。发觉船向西行，有人就嘀咕会不会是“开往青岛”。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到了济州岛，大家方才定下心来。在战俘营中布道的牧师和任教的中国教员，本来都是些很普通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平等真诚对待战俘因此深受反共战俘的信任，中共就对他们恨之入骨，用尽狠毒的字眼无中生有地把他们一个个都涂抹成凶残的“特务”。

照顾共产党的政策很愚蠢

　　实事求是说，联军能下决心为保卫抗拒遣返的中朝战俘而战，已经是很仗义了。对他们不能指责过多。且作为联合国的部队，他们也必须搞些平衡，以避免共产党的指责和国际舆论的批评。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有些地方做得实在过了些，特别是处心积虑照顾共产党面子的政策实在是多余且愚蠢。这种政策对联军，对志愿军战俘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现在看来，当年联合国军的最佳策略应该是把中朝反共战俘们吸收编入联合国军直接与中朝军队作战。只要联军真的这样做了，中朝共产党们最服气，最少抱怨声。停战协议也最容易达成。停战协议早日达成，将大幅减少中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各方的军队人民的伤亡损失。联合国军要这样做根本不缺理由。首先，就日内瓦战俘公约而言，该公约禁止监管方强迫战俘参军作战，并没有禁止战俘自愿参加监管方的军队。其次，把俘虏编入本军作战的做法，正是是中朝共军最熟悉也最容易理解的做法。众所周知“改造俘虏”乃是这两支军队自我夸耀的“优良传统”。联合国军学习一下对方这种优良传统有何不可？况且中朝共军总是强迫俘虏参军打仗，联军只不过接受战俘的主动要求而已。理直且气壮，何乐而不为？

　　实际上，联军当时已经在中朝战俘中招募了一些人到前线或敌后充当侦察和游击队员。只是顾虑各方影响不能放开手脚大批招募。其实联军完全可以扩大招募战俘并组成战斗部队。大量的朝中战俘在投降后主动要求参加联军。如果接收他们入伍，就等于解除了他们的战俘身份。日后也就不再有“遣返”的问题。联军只要声明：凡是愿意加入联军的人员即自动失去战俘身份限制并享受联军官兵待遇，战争结束后不必被遣返。如此一来会有大批中朝战俘自愿申请参加联军。这一来不但补充了联军的兵员不足，更给共军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对志愿军的影响尤其重大。当年志愿军战俘明显少于人民军战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志愿军官兵与联军方面的沟通有较大的障碍。有很多志愿军官兵因为相信中共干部所说的“被俘后会被杀掉”的宣传而不敢投降。而在当时这种说法确有几分真实性。各国军队都有杀俘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就当年的志愿军而言，他们特别害怕被韩军俘虏。因为韩军官兵对“中共侵略军”的仇恨很深，甚至比对日本人的仇恨还深。他们亲眼看着中共军队入侵他们的祖国，毁坏了他们的家园，杀害了他们的家人乡亲和战友，还使韩国人统一祖国的梦想成为泡影。桩桩暴行累累血债，深深刺痛了韩军官兵的民族自尊心。促成韩军官兵频繁报复杀害志愿军战俘的现象。如果联军中有了中国军队，则局面必定大为改观。志愿军官兵阵前逃亡投降的顾虑就会大大减轻，投奔联军的志愿军官兵人数肯定会成倍地增长。

　　联军只要简简单单地这样去做了，战场形势会对共方不利得多。可以预期共方的反应会低调得多，与联军方面的配合会顺利得多。但联军当局显然在做梦，企图以照顾共方面子的努力去取得共方的善意配合。他们根本不理解共产党那种无止境的侵犯精神。中朝共方的想法恰恰是：他们让了一寸？那就再进一尺吧。联军不鼓励战俘去台湾并有意排斥中华民国政府介入的做法，不但没有换来中共的合作，倒助长了中共声讨“美蒋特务”的力度。他们干脆把所有与中华民国政府有点关系的安排统统说成“非法”。于是，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介入联合国军战俘事务成为“非法”。而不是成员国并与联合国打仗的敌人反倒取得了押回所有战俘的“合法”权。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与中共这种欺软怕硬集团打交道，最忌讳的策略就是善意相待。谁用善意对待中共，谁就必定要被中共撕咬得皮开肉绽狼狈不堪。对于联合国军方面的善意，共产党不但从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地抹黑联军。共产党一方面通过特务组织在战俘营中大搞残忍血腥的“反甄别”；一方面将所有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猛烈控诉联军“强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原本指望以不鼓励战俘去台湾的政策来换取共方配合的联合国军当局，反倒在五十多年里牢牢地背负着“强迫战俘去台湾”的罪名。认真说起来，这“自讨没趣”其实不能怪共产党。共产党天生就是这德性。要怪就该怪联合国军当局特别是美国英国当局不长眼。明明在与恶棍打交道，却抛不开希望恶棍发善心的梦想。

　　联军当局愚蠢的亲共甄别政策的最大恶果，是使得数千志愿军战俘被共产党裹挟回国成了长期受害者。这类受害者具体究竟有多少，的确很难说清楚。但说“数千”还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中共当局当年的“组织处理”标准。归国志愿军战俘基本上都受到了处罚。少数人遭受的处罚较轻。但其余人中有五千以上受到了“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开除军籍”或者更严厉惩罚。对照贺明《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中所提供的当年“组织处理”的标准，可知受到这类处罚的人属于“二类”或者更糟的类别。按照当年“组织上”的定义，“二类”人员犯有“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的罪过。什么叫“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呢？无非就是迟迟不表明归国的态度、长时间“脚踩两只船”或者曾经表示要去台湾后在甄别时又选择回国者。而这些人的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与联军长期的暧昧态度有关。他们一方面希望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另方面却因为联军方面的冷漠而顾虑一旦逃不成后果会更惨。而他们又不想一死了之，始终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共党组织正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心态，用“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主动表态回国者还能得到祖国原谅。”等说法制服了他们。假如联合国军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招募他们加入联军的话，这几千人中的多数就吃了定心丸，从而会坚定拒绝回国。联军长期的暧昧加上上述偏向性极重的甄别政策，促使这些战俘们于无奈之中选择了归国的“保险”方案，结果自投罗网。

群众性撒谎现象

　　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联军努力照顾共产党面子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照理说，中共即使不感谢也不应该再指责。而中共不但继续强烈指责，竟还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进行造谣欺骗。中共无中生有地宣传“美军强迫战俘去台湾”达几十年。为了欺骗中国人民，他们先严密地封锁了真相。只要真相对他们的造假不利，中共绝对要封锁。单此一件事，就可见这个党的不良内心。

　　当年国际红十字会得到联合国许可，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访问联合国军的战俘营。国际红十字把各次访问的结果整理成报告，这些报告分别寄给联合国当局以及中国和苏联。按理说这些报告决无保密价值，而且战俘的国内亲属非常想了解战俘们的情况，中共当局应当及时对国内公布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但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一份也没有公布。个中缘由是很明显的。中共已经对志愿军战俘事务编造了大量谎言，这些谎言与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很不相符。一旦把报告公布出来，他们的谎言还怎么维持？

　　对于甄别来说，本来任何关于甄别的文章都应该介绍联合国军当年使用的主要文件以及甄别的实施方法。但中共恰恰要封锁这些基本的事实。个中缘由也同样明显，如果让中国人民读到上述基本文件，看到甄别现场的照片或者其过程的真实描述，谁还能够相信“美军强迫战俘去台湾”的谎言？

　　中国有一个靠欺骗维持权威的党当道，广大干部群众别无选择只好积极投入到党的欺骗事业中去。归国志愿军战俘们也是这样。他们既是共产党的欺骗事业的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当他们所知的事实真相与党的宣传需要不一致时，他们往往放弃前者而服从后者。归国志愿军战俘们在回忆录中对甄别过程中的重要事实进行歪曲编造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张泽石，硬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甄别通告加上了“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和“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等凭空捏造的字句。连联合国存档的文件他都敢凭空编造改写，这种人所写回忆还有几分可信性？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志愿军战俘的作品基本是在服从党的宣传需要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与“亩产万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广大工农兵以切身体验证明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害死人”等说法有何差异？

　　张泽石们知情而有意撒谎，似乎事前没有想到这样做还有风险。他们大概以为共产党能够永世遮蔽真相，全中国无人能知道他在撒谎。他们忽略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中国古训。别看张泽石本人在书里把自己写得英勇，从他的归国后所遭受的惩罚类别（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来看，他也属于“二类人员”，即“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的那一群。加以他不诚实的品质，难保他当年没有患得患失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党在战俘营里的耳目本来就不少。加上回国后战俘们为了保护自己又展开积极告密互相揭发活动。每个人在战俘营中的行为都不可能瞒过“组织上”。这种人回国后挨整，多半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就像张泽石所编造的那样，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甄别的通知里真有“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样一句的话，选择归国的志愿军战俘就不会是六千多，有可能只剩几百人。在这种情况下，“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的张泽石们还会坚定地留在这几百人里面吗？@(//www.dajiyuan.com)